袁文才的功过是非
[ 2003年第10期 袁文才的功过是非 作者：晓 农 ]
袁文才原是绿林头领，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毅然投身革命。在秋收起义遭到失利的危急关头，他深明大义，洞开山门，迎接毛泽东及其部队上山，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别人无可取代的功勋，本人成为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人之一。其后，由于党内外的诸多复杂因素，袁文才成为党内最早（1930年2月）被错杀的人物。对于他的评说，不尽一致，褒贬各有。而纵观其一生，究竟功有多大？错在何处？
袁文才早年读过中学，不堪忍受官府豪绅的欺凌，被迫上山投靠绿林“马刀队”。由于他胸富韬略，颇晓世故，很快在“马刀队”崭露头角，成为首领之一。1926年夏，共产党人龙超清、刘辉霄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宁冈领导群众斗争，以响应北伐革命。这些党员们于实际斗争中意识到：要推翻代表北洋军阀利益的县公署，没有掌握一定的武力是不行的。他们几经计议，鼓动北洋县长对“马刀队”实行招安，然后利用刘辉霄、刘克犹等与袁文才的同学关系，多次进行劝说，晓以利害，终于使他率部下山，编为保卫团。不久，北伐军由湘入赣，猛攻南昌，北洋军赣西驻军抽调参战。党支部趁此机会，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清乡局，推翻了北洋县政府。从此宁冈的革命斗争局面大开，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袁文才的队伍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湘赣边界，袁文才率部退守茅坪，抵御住了国民党军队和豪绅武装的进犯，保存了80多支枪。宁冈的党组织也得助于袁部未受到损失，不少党员以茅坪为藏匿地坚持斗争。是年的7月，永新的右派力量收买土匪武装袭夺县城，将县委、县农协的80多名党员干部抓起来投入监狱。袁文才接到这些党员从狱中传出的求救信，连夜联络好友王佐，一同率部奋力攻陷永新县城，救出了这些同志。随后，永新县委带领百余人随袁文才来到茅坪暂避一时。
如果说，争取袁文才带领绿林队伍投在革命一边，为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话，那么，在秋收暴动遭到失利的紧急关头，袁文才毅然打开山门迎接毛部上山，从而开创了我党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其功勋更是不可低估。
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连连受挫，军力由起义时的6000余人锐减为1500人的严峻情势下，决定放弃原定的战略计划，按照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而转兵井冈山的。他耐心地说服了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俊等人，率领部队从莲花县城向永新进发。军至三湾，毛泽东让部队停驻下来，一方面写了信派人送往宁冈茅坪，另一方面下大力气整顿部队，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原则。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一千余人，且“困难甚多，光是伤病兵方面，正弄得‘救死扶伤不暇’”，毛泽东深知在没有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是不能贸然进驻井冈山的。袁文才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毫无卓见的草莽英雄，一口将毛部拒于山外，工农革命军也是无法可施的。倘若井冈山不可立足，一定转往他地，这样，也就没有其后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了。
袁文才深明大义，听说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率部而来，思想上大为兴奋，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并通过派去接头的代表陈慕平表达了这一立场。毛泽东见半个月来为之担忧、为之殚精竭虑的部队落脚点问题有了着落，心头如释重负，第二天就率部开到宁冈的古城。毛泽东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不去湘南，割据井冈”的方略，把个人的意愿变为党的决议。会议结束的翌日，毛泽东来到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晤谈，落实了安家茅坪的事宜。袁文才答应包揽毛部的粮饷供应，帮助设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当场赠以银洋1000元。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家来，袁文才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帮助。首先是保证军粮及其他生活物资的供给，将宁冈全县的公产、神产、族产的租谷集中到茅坪，每天十几个农民为之砻谷筛米。接着，派人协助工农革命军建起了医院、留守处、修械所、被服厂等后方机关，使之有了一个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家。袁文才毫不犹疑的大度之举，无疑对争取王佐队伍创造了有利条件。向来对袁言听计从的王佐，原先那种固有的戒备心理迅速消除，转为诚恳地接受共产党、红军的领导。
在军事上，袁文才及其部队为打破敌人的频繁进剿，巩固红色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袁文才率领的已成朱毛红军主力之一的三十二团，官兵们都是本地人，谙熟地形民情，惯于爬山，枪法准确，常常在战斗中独挡一面，甚至出奇制胜。以1928年6月23日的关系到根据地存亡的七溪岭战斗为例。战前，袁文才率领所部潜伏于敌前沿指挥部白口村的后山，待战斗最为激烈时，突然从山上杀下，捣毁了敌指挥部，又赶到老七溪岭，在敌军背后发起袭击。敌军顿失指挥，又腹背受击，在二十八团的反击下败退下去。接着，袁部与二十八团又增援新七溪岭，配合二十九团打垮敌人。此次战斗的战局异常危急，几次将为敌所败。战后，敌师长杨如轩说：“匪势将溃退，忽有匪军一股绕袭我军后方，致使后方部队突被冲破，而行退却；前线部队旋受牵动，卒归败退。”由此可见，袁文才率部袭夺白口，的确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
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洗礼，使得袁文才政治上更趋成熟。他服从前委、特委的领导，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竭尽忠智，贡献卓著。基于这一点，袁文才受到了器重和信赖，历任前委委员、特委委员、红四军三十二团团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红四军参谋长的职务。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将他家列为“我们的永久通讯处”。
毛泽东、朱德诸人在井冈山营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上为革命辟建了一条正确的新路。而袁文才在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和不可低估的。诚如一些老同志所言：“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支持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熊寿祺1963年语）陈伯钧也于1960年谈到：“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支持武装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生存。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同样地，国民党反动派和湘赣边界的豪绅阶级，对袁文才是恨之入骨的。他们在给江西省政府要求进剿的报告中写到：“湘赣不靖也，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泽东，无毛泽东焉能结合朱德？”38名土豪的联名信中写道：“朱毛所以在地邑数年，以宁冈为策源地，欲发展其共产政策，以有袁文才、龙超清诸匪为主导也。”1929年1月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井冈山，在城乡四处张贴的“共党渠魁悬赏令”当中，袁文才的名字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平列在一起，其“花红”是同样的“三千银洋”。
袁文才有无过失？当然有之。而过去留下来的一些历史材料，过分地夸大或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他的错误、缺陷，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后人对他的看法。以几则材料为例。红军刊物《红旗》1930年5月刊文：“该二匪（指袁文才、王佐，笔者）对于建立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实行土地革命，反对盲动主义等，一概反对。在外仍然恣意大烧、大杀、大抢。”红五军军委在1930年3月的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则这样写到：“袁王公然离间红军与工农的感情，派其党羽来红军拖枪投诚……任意屠杀工农分子或同志，公然在湘赣边界五次大会上，手持卜子枪叫独立等。事后并发现勾结茶陵等县的土豪劣绅，想另找出路。仇视外地赤卫队的兵士，自过起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不但三妻六妾，可以说井冈山上的美色女子，没有一个不受其奸淫，其罪恶实不可胜数。”
以上所述，实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殊不知，毛泽东对袁王曾作出充分肯定：“他们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以来，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时期，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即使毛泽东与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袁王仍然同以前一样，是忠心于革命的。问题在于当时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人，不但不能像毛泽东、朱德那样正确对待他们，反而把他们当成敌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写道：“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
袁文才的错误、过失体现在哪些方面？依据现有的史料，能作以下几点判断。
首先是从赣南私下逃跑回家，即开小差。1929年1月中旬，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随四军主力出发赣南，行至广昌县的苦竹坪，他不向毛泽东等人打招呼，只把一张条子放于军部桌上，便带着心腹谢楼标、刘天林等6人离开营地逃跑。此举无疑属于临阵脱逃，是极大的错误。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除了袁文才对于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最主要的是在前委秘书刘辉霄处看到“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府组织问题决议案》，心中震骇不已。因为决议案讲到：对于土匪的关系，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袁文才在思想上激烈斗争了几天后，那种害怕共产党政策变化的心理占了上风，于是私下逃回井冈山。
不能正确对待土客籍争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亦为袁文才一生中的失误之一。边界各县历来分为土客两籍，历史上的怨仇甚深，互相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就是毛泽东在的时期，也形成过“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种界限分明、争权夺利的情状。作为客籍民众领袖的袁文才（也包括土籍的领袖人物龙超清、王怀、朱亦岳等人），不能正确地对待问题，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着维护本籍的利益，卷入在党内、民众之间的争斗中，为一些事情伤和气、伤感情，严重影响到双方的团结。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分配土地、确定打土豪对象、进行政策决定、党政职务任命等等，袁文才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一个处理罗克韶事件欠妥的问题。罗是湘赣边界三县的反动民团头领，拥有数百支枪，并有一个小型的兵工厂。袁文才早就有这样的打算，即把罗克韶抓到手，先以礼待之，把罗的兵工厂掌握过来，为红军造枪、造子弹，到时候视其表现再决定是杀还是放。这时候，袁文才与边界特委的负责人龙超清、谢希安等人业已交恶，关系变坏，便没有将自己的打算向特委报告，更不用说取得批准，就擅自行动，将罗克韶抓来后在新城为其置酒压惊，予以优待。这一做法引起了特委的怀疑，使得豪绅阶级乘时造谣，说袁文才勾结罗克韶反水。正是对这一问题处置不当，成了袁文才被杀的导火线。因为特委认为不诛除袁王，就要被“反水”的袁王所消灭，只有以军事阴谋抢先下手。
末后一点是袁文才遗有一些绿林习气。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的散漫，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意气方面，包括那种天下老子第一的脾性，对不顺心的人不加团结，直露一种即使错了也宁愿错到底的蛮性。这些对于搞好党内团结妨碍甚大。
由于年代和环境不同，袁文才与许多的历史人物一样，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过失。对于这样一个从绿林头领成长为红军将领的人，后人既不可苛求于他，也不能为之偏袒，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的来说，袁文才的一生，革命功绩远远大于过失。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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