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

2003-10-15 作者: 王景山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3年第10期 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 作者:王景山 ]

我第一次坐茶馆是在四川。那是抗战初期,随家逃难到重庆,在郊外化龙桥住校读复旦中学。家住市内,每逢周六下午回家,必到嘉陵江边的公路上等进城的车,车未到时,就在路旁的茶馆小坐。虽说是茶馆,其实很简陋,也就是竹杆子搭起个茅草篷而已,多半是戴斗笠穿草鞋的挑夫、小贩、抬滑杆的,在这里喝口水,歇歇脚。抗战中期到贵阳马鞍山读国立十四中高中,周日外出,每在水口寺位于水上的茶馆里逗留,看清澈见底的南明河水徐徐流过,岸边巨大的水车缓缓转动,常常流连忘返。

至于和茶馆结不解缘,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在昆明上联大时候的事,三年之中总有近一半的课外时间是在茶馆中度过的。联大名气之大,教授水平之高,那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只是校舍条件实在太差,茅茨土阶且不说,40学生同居一室的宿舍,摆满了摩肩继踵的上下铺木头床;椅子、凳子、书架,一概无处安置。上了大学,多少总有那么几本书,没处放,幸而我睡上铺,一尺方圆的粗大房梁,便正好做了我放书的地方。然而不幸的是,为读外文系忍痛购买的一本二手货《简明牛津字典》,却也因此丢失了。总之,宿舍不是读书处,图书馆又是座位有限,必须欲占从速。于是莘莘学子便不得不向校外发展,寻找活动场所,开辟第二课堂,于是大学区的茶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矣。

1943年我入学时,昆明大西门内外,青云街、文林街一带,茶馆已经林立了。窗明几净,宽阔敞亮,晚间电灯、汽灯大放光明者有之;窄矮暗淡,深夜灯火如豆者亦有之。规格不同,价格有异。上午一般比较清闲,下午开始上座,晚上则是“鼎盛”之时。茶客自然主要是大学生了,不少茶馆几乎是清一色的联大学生。男同学,穿长衫的,是北大传统;穿西服的,是清华风气;穿夹克的,是南开时尚:衣着多半破旧。到旧货摊上,廉价买一身美式装备的,后来也不乏其人。女同学们呢,好像多是旗袍一袭,倒也朴素大方。茶馆里一坐,干什么的都有:或读书,或看报,或演习题,或做文章,打桥牌的,谈恋爱的,会客人的,聊大天的,以至独坐发呆的,闭目养神的,自言自语的,面对面,背靠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新校舍民主墙上还时时可以看到某校友会、某同乡会、某系级迎新会、某社团讨论会,某日某时在某茶馆召开的海报。一位联大同学最近告诉我:他当年课余兼差,是给美国新闻处的一位美国朋友教中文,而授课地点也就在茶馆里。当时茶馆之为用,真可说是大矣哉。

当年联大的学生,多来自沦陷区,离乡背井,举目无亲,靠着微薄的贷金,每餐吃着泥沙俱下的“八宝饭”,聊以维持弦歌不辍。一般说来,进了茶馆一杯清茶而外,再要一碟花生米或松子,就算阔绰。至于阮囊羞涩,一杯“玻璃”(白开水的美称)消永昼的,也大有人在。至于在茶馆里坐多久,好像是没有限制的。一杯茶喝了一下午,晚饭时间到了,嘱咐老板娘,茶留着,饭后还要来接着喝,老板娘也会欣然同意,从来没有甩闲话、给脸子看的事。一次旧历除夕,我和几位无家可归的好友,有赵少伟,好像还有尹洛吧,曾经在一家茶馆里怀乡念亲、慷慨悲歌坐了一夜,却也得到了胖老板娘的理解、谅解甚至同情。

旧时茶馆的功能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条禁律:“莫谈国事”。凡我坐过的茶馆,无不可以看到煌煌然“莫谈国事”的四字招帖。重庆化龙桥茅草篷小“茶馆”里有,贵阳南明河畔木板搭的水上茶馆里有,昆明文林街一带的大小茶馆里当然也有。从老舍著名话剧《茶馆》,还可以得知清末、民初的茶馆里同样是明令“莫谈国事”。原来旧社会不管何时何地,茶馆里都是不能或不许谈“国事”的。

不过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不那么驯服了,对“莫谈国事”的禁条极为反感,便大唱其《茶馆小调》。50年过去了,歌词还大致记得是:

晚风吹来天气燥啊,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啊,茶房!开水!叫声高。杯子碟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啊,瓜子壳儿辟里啪啦、辟里啪啦满地抛。有的谈天有的吵,有的苦恼有的笑,有的谈国事,有的就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啊,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了你的差来不要紧,还要请你坐监牢。最好是啊,今天天气哈哈哈……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睡一个闷头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老板说话太蹊跷!闷头觉,睡够了,越睡越糊涂啊,越睡越苦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把那些剥削我们、压迫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通通除掉!

这首《茶馆小调》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唱遍了全国。但这首歌的创作经过,却鲜为人知。又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联大同学,向我提供了曹珉同志的《情思缕缕念费克》一文,读后才知道《茶馆小调》不但是费克谱曲,连樊赓稣作的歌词也是经过他补充的。

费克和曹珉是夫妻,他们和樊赓稣同为当年新中国剧社的成员。1944年秋桂林大疏散,他们随同剧社于1945年来到昆明。那时争取民主的运动正在这里日益高涨起来,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也在逐步加剧,到处有特务、暗探活动。曹珉在文中回忆说:“我们在演出工作的余暇,总要结伴去景虹街背后的一家小茶馆,因为近便,有事叫起人来也不耽误。时间一长,我们发现茶馆原是一个人们高谈阔论,摆龙门阵的地方。有时大家虽然也谈着各种问题,时不时有一两句关于物价如何如何,谁谁昨天被抓走了等话飘了过来,不过声音都是压低了的。要是一个由于激动而声音高亢起来,马上就有另一个作手势来制止。看来,人们心里有话,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

据曹珉回忆:在茶馆里费克很少说话。他呆呆地望着周围的茶客,香烟一支连一支地吸,把自己埋在烟雾中。“有一天,他突然打破沉默,开口说:‘鬼天气,叫人像在蒸笼里一样闷得难受!早点下雨,把这一切统统冲刷掉才好!’我明白他这是双关语,就提醒他一句:‘轻点,有狗!’他似乎并没有理会我的话,接着说:‘不能再混了,我们应该写点东西!樊赓稣,你的文学根底不错,写点歌词吧,我想写曲子。’樊赓稣连连点头说:‘早就想写点什么了,心里实在憋得不行!但是千头万绪,从哪里下笔呢?’费克用手指着墙上的一张大红纸说:‘那里!’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四个大字‘莫谈国事’。樊赓稣沉吟了半晌说:‘对,就以茶馆为背景,借题发挥一下。我试试吧。’”

一个新的歌曲就这样酝酿起来了。隔了两天,樊赓稣拿来了《茶馆小调》的歌词。费克接过稿纸时手有些抖,他此时的心情太激动了,因为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使他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在可以动笔了,他怎不激动?

据曹珉回忆:樊赓稣的歌词初稿是写到“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作为结束。费克在两天之内,“见缝插针”的挤出时间,便把曲子谱了出来。他这次作曲,大胆吸取了传统的民间说唱音乐的格调,使全曲的旋律起伏自如,富于变化,充满人民的机智、诙谐和嘲讽情调。找了一些同志试唱,大家认为词曲都不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不满,但是仍觉意犹未尽,结尾应当高亢一些。听了这些中肯的意见,费克频频点头,他连吸了两支烟,突然来了激情,在歌的最后加写了“哈哈哈哈,满座大笑”充满战斗豪情的一段。

费克写完后,便征询樊赓稣的意见,只见他眉头紧锁,沉吟不语。费克又说:“加上这几句,恐怕凶多吉少吧,你看行不行?”樊赓稣手在桌上重重一拍:“行,为什么不行?有了这样几句,整个歌才有了高潮,才能真正唱出人民心中积蓄已久的最强烈的心声!就这样,你谱曲吧,即使流血牺牲,我们也要这样拿出去!”又过了一天,费克把增加的几句谱写了出来。于是大功告成,一首充满战斗激情的新歌诞生了。

据曹珉同志回忆,《茶馆小调》首演是在西南联大举办的纪念高尔基的晚会上,新中国剧社应邀参加了这次晚会。晚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新中国剧社的大合唱《茶馆小调》。“到《茶馆小调》唱毕,全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都坐不住了,先是拼命鼓掌、欢呼,后来又喊口号、唱歌,形成了震撼天地的怒潮。”据联大校史第四编“大事记”:1945年5月18日“文艺社举行高尔基逝世九周年晚会”。那么《茶馆小调》的首演就应是在那一次的晚会上了。

从《茶馆小调》在联大晚会上一露面,昆明各大、中学纷纷来人向新中国剧社讨取歌谱,或请剧社派人去教唱。黎章民在回忆联大高声唱歌咏队的文章中曾经说到:1945年夏他们参加一次到建水劳军的活动,在那里教战士唱歌,其中就有《茶馆小调》。一时间,《茶馆小调》成了家喻户晓、大人小孩个个爱唱的歌子。它从昆明唱到重庆,《新华日报》把它介绍到延安,又从那里唱遍了全国。但也因此,费克在昆明几乎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据曹珉回忆:解放以后,在广州全国创作会议期间,当时的文化部长齐燕铭把费克介绍给周总理说:“这就是费克同志,《茶馆小调》的作曲者。”周总理听后立刻热情地握着费克的手说:“好,《茶馆小调》曲子很好,我也唱过。很好,群众很喜欢。希望你今后创作出更多的好歌来给大家唱!”费克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更是努力工作,一连写出了几百首群众演唱歌曲和电影插曲。可是“文革”发生,“四人帮”不仅夺去了费克手中的笔,还夺走了他正当有为之年的生命,竟完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未能完成的“任务”。

《茶馆小调》多年不唱了,对现在的青少年怕是完全陌生的吧,更不要说这首歌子的创作背景、创作经过以及当年传唱时激动人心的情况了。其实唱唱也不妨,以史为鉴嘛!

解放后,长住北京,好像再没坐过茶馆,外地的茶馆听说也越来越少了。人民既已当家作主,“莫谈国事”的禁忌,理当成为过去。可是有些时侯,有些地方,也还总有那么一些领导同志,是比较喜欢“集中”,而不大喜欢“民主”的,因此也就不那么喜欢老百姓议论“国事”。这也并不奇怪,咱们早就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连大智大勇如诸葛丞相者,在听到部下就西城防务问题表示关怀时,也要发布指示说:“众兵丁休得要纷纷议论,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关心”!语见谭派名剧《空城计》。我对诸葛先生一向是钦佩而且尊敬的,只对此一事实在不敢恭维。汉室虽为刘氏天下,但所谓“国家事”亦即“国事”却多是关系千家万户以至全国人民的事,各级领导操办好了,老百姓跟着享点福,闹糟了,老百姓总是首先倒霉,怎能说是“用不着尔等关心”呢?

旧社会不许老百姓谈国事、发牢骚,否则就会惹来麻烦,所以是旧社会,不说了。新社会老百姓是主人,谈国事也好,发牢骚也好,都是他们的权利,各级领导包括如仍健在的诸葛亮同志在内,都只有洗耳恭听的义务,有则改之、无则嘉勉,这应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

1998年初,当我看到北京《团结报》副刊《茶馆》新设栏目,一改旧社会的“莫谈国事”为新社会的“也谈国事”时,想到半世纪前在四川、贵阳、昆明等地茶馆里的见闻,便不由得写了一篇短文在上面发表,题目就叫《“也谈国事”,对头!》。(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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