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与造圣
[ 2003年第10期 造神与造圣 作者：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
蒙昧时代，人们造神，是因为无知与恐惧。
文明时代造神，是为了一定集团的利益与需要———《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造神是为了“天下服”。为什么会“服”？《礼记》有云：“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服”了。钱钟书先生在引了这两句话之后说：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实在眼光犀利。
钱先生的渊博，不可及。在引述中国的种种之外，又引证了外国的种种，那想法，同中国地异而心同，只是说得比中国人更直白、更赤裸。比如，相传奥古斯德大帝便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著《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说：为君者不必信教，而不可不貌似笃信。造神的人自己是并不相信这神的。这一点，中国虽有人也看了出来，总不肯这样明白点破，让人意会而已。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神失去了存在的学理依据———至少在知识层中，但神道设教的法子并没有丢，只不过从造神改成了造圣。造圣，其实也是老法子。在古代是作为造神的补充，在近代则作为造神的替代。人一旦成了“圣”，也就与神差不多了。比如孔子是文圣，关羽则是武圣，一样也是要人膜拜，要人祭祀的。不过，神有神力，令人畏惧，圣原是人，无足畏也。造圣之后，如何使“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呢？那就要借助人间的权力。谁要“非圣”，就要受到权力的制裁。孔融死于非圣，嵇康死于非圣，后来的李贽也死于非圣。砍的头多了，也就“万民以服”了。所以，能够造圣的人，必定是手握权力的人。造圣，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过是权力运作的手段而已。
“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很多人以为是打倒孔夫子，其实是打倒孔圣人。孔子生前，“道不行”，没做几天官，靠教几个学生度日。他对弟子并没有什么控制的手段，不满意，也不过发发脾气，骂骂人，是个不坏的老头儿，赞成不赞成他的主张，是另一回事。他成为“五四”潮流的出气筒，是因为被权势者捧成“圣人”，大树特树，成了他们推行治道的工具。这一点，已经死了的孔子是无法任其咎的。
鲁迅也被人捧成过“圣人”，大树特树。在保卫他的名义下不少人挨过整，吃过苦头。其实鲁迅何尝要人保卫？他在文学上与学术上的地位，自有他的著作在。我的师辈，许多是鲁迅同时代人，他们在鲁迅生前和死后，尊敬有之，但并没有诚惶诚恐的态度。后来的大树特树，名曰树鲁，不知树的谁人。今天有人拿鲁迅做出气筒，鲁迅也是无法任其咎的。
权势者可能觉得把死人捧作圣人，还不够便捷，于是索性自己走上圣坛。中国专制主义社会时期，皇上也被称作“圣人”。皇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本源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想从圣人那里得到更多利益的大臣们，大树特树圣人的威权。没想到皇权与神权一旦统一，他们原先可以凭借天意来限制皇权的一点点手段也失去了。接下去便是君王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时代。当初大捧圣人的官僚，自己也一个个成了神坛上的祭品。诗曰：
造神容易送神难，合一天人不好缠。
不见当初封圣者，披枷带锁祭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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