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 2003年第10期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作者：李晓航 ]
在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提出：“《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口号，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个清查运动在打击真正的“五·一六”的同时，也把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五·一六”，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一、“五·一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明目张胆地炮打周恩来。这个组织共有八个方面军，设有总指挥部、作战部、情报部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十余所大专院校。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秘密散发传单，趁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
这个组织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产生的。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后，社会上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同时也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3月22日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的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
张建旗是北京钢铁学院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他的父亲是原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打成“黑帮”。他的母亲是原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后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或许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和遭遇，造成了张建旗极端的性格。
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新高潮，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此后，北京街头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与此同时，江青趁火打劫，她试图利用社会上的反周逆流进一步攻击周恩来。5月18日，她将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恩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伍豪启事”纯系伪造。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5月29日，毛泽东针对最近掀起的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的批示否定了反周逆流。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张建旗等人对中央文革的表态拒不理会。6月2日，他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其同伙在钢院、商学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毛泽东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针对少数人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6月3日，陈伯达、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再次对“五·一六”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以守为攻，继续在暗中策划更大规模的反周活动。
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兵团”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外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有一整套组织机构，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动态情报。
7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林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把被抓的4人放出”。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8月12日至15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分析了中央文革当时表态的条件和环境，认为不过是一些“外交辞令”，“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
二、“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号召打垮“五·一六”
当“文革”进行到8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大事，导致批判锋芒从批判走资派暂时转向批判极“左”思潮。
第一件是《红旗》杂志第12期借纪念建军节之机，发表了《红旗》编委林杰执笔起草、关锋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针对武汉“七·二○”事件，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并点明“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篇社论在《红旗》发表的同时，7月30日由新华社播发，“八一”建军节那天刊载于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影响甚广。这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林立果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在7月22日《解放军报》上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位空军司令部的“红尖兵”在文中号召：“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红旗》杂志这篇具有蛊惑性的社论发表后，激起了各地造反派新一轮的夺权欲望，全国普遍刮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恶浪，使解放军受到猛烈冲击。从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军内大批领导人被当作“陈再道式的人物”受到揪斗。有的造反派公然在小报上刊出所谓“军内两个司令部”名单，把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列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截取援越军用物资，接连发生“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等恶性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社论发表后一个月，仅湖北省军区被抢走的枪械就达八万支。
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的造反派姚登山夺外交大权。8月7日，王力公然反对周恩来“外交部的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只能监督”的指示，对姚登山等人说：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说，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在王力讲话的鼓噪下，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恃无恐，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一直由周恩来掌握的外交部落入造反派手中。他们擅自向驻外使馆发命令，向外国驻华使馆提抗议、照会。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大使馆，制造了一系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这两件事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令他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派，是整“刘邓路线”。但8月份发生的这两件事却把矛头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动摇了斗争的大方向，扰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全国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和打倒刘邓未获全胜的情况下，如不遏制“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周活动，势必要出大乱子。毛泽东看了《红旗》第12期社论后批示：还我长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不同场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7月20日后提到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我们宣传机构搞错了的一句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了。”8月26日，毛泽东下令把王、关、戚抓起来。指出：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并对王力“八·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指示：“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8月30日，掌握舆论大权、曾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被关进秦城监狱。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垮台，使中央文革遭受沉重打击。王力、关锋被抓后，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贴出大字报《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指出“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唱反调，将总理的军，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
王、关、戚的问题解决之后，在毛泽东看来，“五·一六”同王、关、戚一样，是一丘之貉，不听招呼，自行其是，是一股异己力量。“五·一六”在组织上虽然与王、关、戚没有直接联系，但二者针对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五·一六”兵团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打倒周恩来，显然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纵容、支持不无关系。1967年2、3月间，戚本禹曾公开说：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主席、林总、伯达、康生、江青。公然把周恩来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
显然如果让“五·一六”思潮继续蔓延，势必冲淡对“刘邓路线”的批判，动摇军权。因此，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毛泽东后来在1970年5月11日会见黎笋时，谈到了打击“五·一六”的原因。他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毛泽东发出打垮“五·一六”的号令后，中央文革不敢怠慢，立即开始行动。8月10日至11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伯达对造反派们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上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众说：打倒！）打倒！”
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8月17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8月18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76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20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104发以及大批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8月26日下午，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140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两万多人，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在大会上被揪斗。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溃，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分别讲话。康生在会上提出，“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觉地上了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立即镇压，要逮捕起来。谢富治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最近毛主席讲，学生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对付反动组织“五·一六”。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你们要提高警惕。”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
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政策，周恩来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见部分大专院校代表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第一，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批。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限，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了，把群众都推到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讲好了。11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接见冶金部、煤炭部军代表等的讲话时，也同样强调了周恩来不要扩大化的意见。然而，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却出乎周恩来、李富春等的预料。
三、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
1967年9月7日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就打击“‘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问题加写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章说：“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现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这篇文章从批陶铸到批“五·一六”，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五·一六”已被彻底摧毁。这篇文章的发表，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步骤，其锋芒所向，已不单单是一个小小的“五·一六”，而是清理“五·一六”思潮和揪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关于这一点，谢富治在9月10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极力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向全国，搞扩大化，以证明反周恩来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江青说，这篇文章是颗重磅炸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在这场清查运动中，一切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彪、江青等人和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有所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称作“五·一六”分子，打入万劫不复之地。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扩大化竟然扩大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咬”成“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当然不信，说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仅把反对林彪、江青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冤屈了大批无辜，同时又演变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也大声疾呼，要彻底清查“五·一六”。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举办专案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有的地方在清查过程中，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这一清查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五·一六”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有“问题”的人都往里装。
由于对什么是“五·一六”没有界定明确的标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江青等人规定，凡有三指向之一的便是“五·一六”分子，即把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打成“五·一六”分子，给清查的领导者以极大的随意性。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更为荒诞的是，竟然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也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身为公安部部长、“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副组长的李震，也因此自杀身亡。
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翌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九·一三”事件后，清查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要求继续清查。例如，1972年7月4日至8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等文件，接着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紧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这表明，清查“五·一六”的对象已不仅仅限于清查“五·一六”本身，清查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组织的范围，实际上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才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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