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盛洪：感谢龚教授，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对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一个梳理。贴现因子，偏好函数，以及后面的……行为经济学其实是研究人的行为，一个是贴现因子，偏好函数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人的行为，人的特性对贴现因子本身也是有影响的。我也是在学习，这么短时间知道了这么多文献，而且思路很清楚，很有启发。我们请了两个评议人，一个是曾刚博士，曾博士是在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研究室；另外一位评议人士曾诗鸿博士，他是在北京工业大学管院金融系。下面就请曾师宏先讲一讲。

曾诗鸿：龚教授这个文章对贴现因子、偏好和行为经济学作了一个论述，是一个好的文献。龚教授开始讲到黄明的文章，这篇文章我还比较细致地看了。而且龚教授的文章我昨天下载下来反复研究了一下，因为我平时是做好多经济学刊物和EI刊物的评稿人，所以我就从一个评稿人的角度一页一页的看了，也勾了一些，来和大家讨论讨论，通过这种相互的讨论再碰撞出一些智慧的火花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尤其以这种论坛作为平台，天则所为我们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一点我想，行为经济学应该很早就有这种提法了，只不过因为去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才那么热。什么叫经济学？经济学就是人们的一种选择的行为，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怎么选择。人们的日常生活，行动，每一步都在选择，都是一种选择的行为。也就是说从广义上讲，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行为，研究人们选择的行为。无论你上大学也好，当官也好，消费也好，你为什么要那么做？都是一种选择的行为。因为去年获诺贝尔奖了才开始重视这种提法，其实很早以前在文献里面就有，只是没有把它明确，没有像这两年搞得这么热。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第一自然段最后那个"Gong和Zou（2002）"，我在参考文献中没有看到这个，我怀疑是写错了字。

第三个问题是Becker和Mulligan (1997)上面那个自然段第二行，这个假设，Uzawa给出的沃实际上是一致的，我想这个饿是不是翻译过来的？然后就是在3页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它也是Gong和Zou（2002），我看参考文献有两篇文章，是还没有发表的。我不知道究竟是那篇文章，但我可以猜到，是不是应该写了A和B，然后可以区分开，这样就可以简述文章的内容。然后在第四页，第四页我当时专门还读了这一篇，开始看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第四页的内容，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反复研究，它究竟有什么创新？纯粹是一个文献综述，还是带有自己创新的东西？第三页末，第四页开始这一段，其实就是讲一个创新的东西，它给出一个多重均衡。多重均衡在国际经济学里面，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研究里面，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多重均衡，在某些点它可能是均衡点，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在某些点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这个地方也是很热门的东西，在经济学里很热点的东西。从多重均衡点的存在性这方面来讨论它的国家，它的收敛的不同的资本水平上。这是个很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的分析方法。为什么在6.75的左边和右端，一个就会发散，一个就会收敛，收敛在均衡点上。这个我认为在数学上给出了一个证明。大家学高级的宏观经济学里面这些东西都比较多。那么举个实际生活中简单的例子。比如，上大学和不上大学就是一个均衡点，上了大学以后你可能当了部长，国务院总理，那就爬到一个很高的均衡点上去了。没上大学在那个年代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农民，就停留在另外一个均衡点上。我们在数学上得出了结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我们说经济学就是解决现实的东西，再复杂的经济学最终都是要解决现实的东西，不解决现实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们这个模型主要是从经济增长这个方面来解释，但是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经济增长这个领域，而是在其他很多人的行为的领域都存在的。还有一点就是第四页的第四点，Laibson的双曲，贴现因子。我对这段专门作了研究。

第一行后面，他指出了，人们在今天对明天的关心程度，和在100天对101天的关心程度是不一致的。如人们考虑今天或明天消费一个苹果，显然人们明天希望今天消费，而如果考虑100或101天消费一个苹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如果从总的趋势来看，可能越靠近今天越会消费。但是显然，人们明天明显的希望今天消费，今天和明天比希望今天消费。它是以一种显然的方式出现的，以显然的方式出现可能是从事实归纳出来的，也可能是假设，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假设，比如说对某些人来说不一定觉得今天消费一个苹果好，他就可能希望明天消费这个苹果。就这一个苹果，让我选择今天消费好还是明天消费好，我可能会选择明天消费好，而不一定选择今天消费好。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它不对。从这一点看经济学的思想，创新就是从这些思想开始的，那么我们就倒过来，我们就假设明天的消费比今天的消费还舒服，我的感觉有时候就这样，那么能不能从这点突破，去设计一个贴现因子的函数来作出一个其它的，引进效用函数来分析？当然，这是一个研究方法。一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并不能说它不对，只要他的前后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就认为是有价值的，他这个分析方法当然是有价值的。当然他是从这个Laibson的思想出发的，文献也不是龚教授个人的。还有就是第四页，传统的贴现效用理论是不能区分消费者是否具有承诺能力的，这个可能在语言上有些需要改进，是不能够区分可能要好一点。然后就是第5页，第5页有两个图，主要是讨论对将来具有承诺能力和没有承诺能力的消费函数和储蓄的分析。我的理解左图是讲他的消费，右图是讲储蓄，他没有分开，是笼统地做的。第二就是图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没有给予清晰的文字解说，我看到很多国外的投稿就要求把横坐标和纵坐标标出，这样可以让审稿人清晰地看出它的含义。

然后就是第7页，Gong和Zou（2002）函数可能是2000年吧。第8页的倒数第二自然段的第二行，在研究人们行为当中，贴现因子作为一个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我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然后这一自然段的倒数第三行，实证结论不同可以分别可以采用，这可能是个重复。然后北大光华的经济学年刊这个刊物做得很好，对经济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下面有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和龚教授进行磋商。

龚六堂：我先说几句。感谢曾博士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还有一个你刚才说到消费一个苹果的事，我们后来做的时候是考虑β，β是大于1还是小于1决定了是今天消费好还是明天消费好。Β大于1做了，β小于1我们也做了。做这个问题的时候，β既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就是很可能人们今天消费也可能明天消费，还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他不关心100年以后的今天或明天消费，大于1就是今天消费好。贴现因子可以有负的。你可以去看olsn上的文章，专门就是讲负的贴现因子。负的贴现因子就是大于1的贴现因子。中国人都希望把消费推迟到将来去，这怎么来解释？是不是贴现因子都变成负的了？

盛洪：下面请曾刚博士评议。

曾刚：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而且龚博士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我的研究不深入所以只能做一些表面的评述。在这方面向龚博士做一些求教吧。虽然说贴现因子和偏好函数在经济学中非常重要，尤其是贴现因子，因为它决定着整个经济体制中消费、储蓄的路径，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路径，当然肯定对金融结构，金融等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此龚教授作的这些归纳，现有的新的因素加入到贴现因子的决定中，会对我们的经济变化有新的认识。这方面的发展对我们经济学的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现在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关于经济的波动、经济危机的产生这方面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周期的过程中，金融的信心，对消费者的信心，反过来说贴现因子可能会受真实的部门发展变化的影响，那就意味着比如说有一个新的技术的产生，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产生，他这种创造性地毁灭过程才有可能激发人们对未来信心的增强。这个时候他的贴现因子可能会发生改变，促成经济增长的加速，因为他是和真实的金融部门两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在现有的研究里头，我刚才看到的您做的综述里头，似乎还没有把真实层面的变化融合到消费者的贴现因子的决定中去，因为人的主观的贴现因子的变动是非常的剧烈的，他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令他发生变化，如果把这些能够长期重大影响贴现因子的因素加入到里面去的话，我们可能对经济的动态增长过程，循环，扩张收缩的过程，是不是能有个更好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龚博士讲到了很多应用这个函数模型、贴现因子来分析货币政策。我认为在西方一直以来对于货币中心理论的研究都有一个假定，或者有点脱离现实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么在考虑货币中性不中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在现实生活中，货币政策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什么样的机制去影响真实经济的？第二个就是在这样一个信用货币体制下货币的数量是怎样增长的？我们只有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以后才有可能在一个好的模型下来分析、来考虑到底货币中性不中性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金融体制下，货币的增长是靠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运作来进行扩张的，这也是现在的金融机制中唯一的货币扩张途径。也就是说随着投资的增加，如果相当一部分资金是靠银行资金来融通的，那么投资的增加必然伴随着信贷的扩张，也是货币的增长。从这个角度讲投资的增加会使经济水平提高，那就意味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经济增长，货币同样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是伴生的，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货币是中性不中性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对货币理论看得比较多，而龚博士在这方面的思想很好，希望龚博士以后能够在这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行为经济学的。您讲的侧重于心理的分析，就是说贴现因子效用函数侧重于对人们心理的分析，所以它成为行为经济学。我这里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所有的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行为的，所以它不可避免的都会有一些对人心理的分析，那么是不是研究心理行为多一点就可以称为行为经济学呢？行为经济学研究以心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不可以把它作为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必要条件，行为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之所以不同可能不在于他的研究对象，而在于他的研究方法，我想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归纳起来第一是把对心理的研究范畴从理性扩展成了非理性领域，另外就是他大量使用了所谓的实验方法，就是和我们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是相反的，我看您今天所做的综述其实都是在进行一种演绎的方法，能不能把它放到行为经济学里面我觉得可能值得商榷。
我就说这么些意见。

龚六堂：我首先回答一下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贴现因子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因为贴现因子是随机的，这个我大体上做过，因为我是侧重于经济学研究，贴现因子是随机的，它只不过服从这个过程。因此他波动特别大，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说。

还有货币政策的问题，可能你们关注的是货币为什么存在，是怎么存在的？我们关心的是从理论上货币存在有什么作用。宏观经济研究货币关心的第一个肯定是货币为什么存在，再一个就是货币的作用，货币的作用肯定包括货币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这些东西。货币为什么存在这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东西很难给出一个经济学结论。

关于行为经济学的问题，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Weil.smith的时候，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很多老师都坐在一起谈过这个。实际上行为经济学不应该叫做"行为经济学"，你说得对，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行为的，但是这个研究方法，像黄明的文章中，ucβw，这个βw到底是等于多少都是有很多试验得出来的，包括后面的人们的心理，那些很多的参数的选定都是通过试验的方法得出来的，通过计量守恒得出来的。行为经济学无非就是通过试验的方法把他得出来，我们也觉得行为经济学不该这么热，从经济学产生开始就是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热？把心理学引进来以后人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更加重视心理的问题了。这个东西从最近才对经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估计他可能对心理学的影响更大。

盛洪：刚才曾刚讲的货币政策。我来讲可能思路又不一样。货币本身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经济行为创造货币的过程，但他是讲块，一块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另一块就是社会上有了这些基础货币以后，大家经过经济行为，通过银行制度创造出货币。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它不是简单的货币供。不同的理论背景看问题也不一样。涉及到货币理论有很多可讨论的东西。下面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

李实：我想这方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效用函数的定义，就是说这个效用到底应该来自于什么。您刚才讲得实际上是对基本的效用函数的一个扩展，无非是增加一些影响效用的其他因素，你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因素。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当你因素在不断增加的时候，效用函数的定义、范围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原来的和消费直接相连的效用函数了，而是一个更广泛的更大空间上的概念。这个倒是没有关系。无非就是说把效用函数扩展的时候可以引进一些影响因素。我的问题是，当你一方面在扩展影响效用函数的因素，另一方面你实际上也在扩展你效用函数的空间，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一个准备期，就是说你可以找到10个20个影响效用的因素，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认为是合适的，是什么在决定你是要选择三个因素而不是四五个因素，也不是六个？

龚六堂：李老师问的这个效用函数是个很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效用函数是远远超过了原来效用函数的定义了。刚才你说到什么时候是止境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研究过，包括目前为止可能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因为经济学上有很多改变的，我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什么止境。黄明就把痛苦也放进去了，可能是研究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就会采用不同的效用函数。

李实：是不是有可能模型本身。因为你本身要扩展效用函数无非是想用效用函数来改变原有的模型的结构，或者说模型的设计，然后来解决现实。就是说当你解释的对象本身和你引进的效用函数当中的决定因素相关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相关的，比如说你要解释资本叠加的问题，你把夫妻关系放到里面可能不一定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夫妻关系可能影响效用函数但不一定要放到函数里面，这是不是有个技术上的限制。

龚六堂：这个好象一般都没有这种限制，我们也没有研究过这个东西。比如说考虑资产叠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这种社会关系考虑进去，但是有人把痛苦紧张都考虑进去了。

李实：问题是这样，如果说搬家是一个影响因素，你在技术上能处理到这个问题吗？

龚六堂：原则上能处理，但实际上可能……

盛洪：刚才谈到的可能不是技术问题，是方法论问题。你讲的一个路径，你在后边不断在讲的一个问题是，微观的因素考虑进来，做一个新的模型。你这个路径是什么路经呢？叫复杂化路径。不断地往里面添加新的因素，你认为这是个理论创新，可能别的方法论不这么看这个问题。你放的因素越多，模型越复杂，在模型的使用上，在模型价值上其实越低。还有一点就是非常丰富，你是不可能穷尽所有因素的，比如说夫妻关系，你刚交一个女朋友贴现因子可能就不一样了，这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止境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是把前五个最重要的研究完了就行了，其他就不要研究了呢，好像也不行，因为有时候很多很小的因素在很多时候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人和人不一样。这个人和那个人的贴现因子不一样，这个人可能刚交了个女朋友，那个人已经结婚好几十年了，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这么多人不同的贴现因子，最后怎么变成一个贴现因子了，因为你最后要解决一个宏观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思考，到底是朝哪个方向研究，是越来越复杂化呢，还是怎么办？

龚六堂：我以前听过阮先生的课，就是我们能够用线性模型解决的问题我们绝对不用非线性模型来解决。就是说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能够得到一样结论的，我的非线性模型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型不能解决这些东西，我们才增加了一些东西，看能不能试着解释这些现象。关于效用函数穷尽哪些因素我们现在还没有研究过这些东西。

贺菊煌：我看过茅老师的一篇文章，他那个主观贴现因子应该跟你这个有关。

龚六堂：这个我已经讲到了。埃克兰德写的就是这个东西。经济结束就是代表年龄。

贺菊煌：另一个问题是，目前你是假定人的寿命是无限确定的，什么时候都不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数学家为了研究经济问题追求方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我觉得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假定一个有限的或者说不确定的寿命，在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死亡率，必须把这个东西放进去才更有说服力。我现在搞了一个宏观经济的动态模型，这个模型是有限的不确定寿命，这个消费变得非常复杂，每一个人在消费时必须考虑我可能明天死，后天可能死，比如我现在50岁我必须考虑未来几十种死亡的可能性，如何抉择？做得非常复杂。但是数学家不喜欢这么做，他喜欢作出一个简明的东西来，但是我觉得现在有计算机了，你应该尽可能的做到和实际吻合。

龚六堂：贺老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数学家并不考虑0到无穷，而是经济学家做经济模型才考虑0到无穷，因为他认为经济适用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是有限的但这个家可以持续下去，0到无穷。另外，经济学家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假设人的寿命是大期，大期是200岁，但是如果假设每时每刻人都可能死亡，那么……他那个数据可能没考虑到你说的有多少种死法，它可能有8种，4种，每一种的可能性是多少，它只是抽象地考虑到每时刻死亡率是多少，固定的每时刻死亡概率可能成一个分母，假设别的分母结论可能就不同。您刚才说的死亡跟年龄有关，那样就更复杂了。

盛洪：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贴现因子？其实你这里谈到的很多还是宏观的贴现因子。

龚六堂：刚才盛老师讲到的一致的消费者的问题，我们宏观经济学考虑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的话，我们一般考虑统制的消费者，如果考虑收入分配的话我们考虑一致的消费者，抑制的消费者他的效用函数不同，它的偏好不同，它的贴现因子不同，它的期许也不同。如果做收入分配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这么做，做了以后还要加起来，这东西很复杂。所以完全按照一致的东西来做的话还是很难的。这也是宏观经济学现在发展得很大一个方向。

贺菊煌：那么做一个宏观模型的时候要不要考虑人的年龄结构呢？

龚六堂：我们现在一般都没有考虑年龄结构。

贺菊煌：现在有这么个问题，不同的社会老龄化程度不同。如果让不同的专家来测定老龄化程度……老龄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整个的消费或者他的储蓄行为。因为它有差异的问题，用宏观模型来处理差异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盛洪：今天你是讲宏观，不同国家的比较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些问题。一个国家之内就可以假定这些东西都是大致不变的，不同的国家年龄结构不一样，甚至还有其他的倾向不一样，甚至文化背景不一样都可以考虑进来。

龚六堂：现在这个动量机理系数、动量分配差异都可以考虑到人的偏好特征不同。

曾诗鸿：我做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效用函数的，对这个有点研究。有一篇关于环境经济学的文章。它就是说资源开采了可以创造出产出、消费，同时在开采资源的过程中，制造开采矿产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很大的污染，对我们的消费又会产生一个负的效用，它对效用函数的设计最终是落实到对消费，对效用的影响是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开采对效用产生正的影响，资源开采越多可能消费就会越大，对效用影响越大，另外一个可能开采的资源越多产生的污染越多，这时候他对效用的影响是负的。也就是说效用函数怎么怎么变，考虑许多因素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类似的效用函数？

龚六堂：你说得很对，我们的模型就存在这个问题。环境问题的模型70年代有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是把污染环境引到无穷，生产可以产生污染，消费可以产生污染，同时环境还可以治理，每个人收点钱来进行治理。你说的这个模型首先生产过程是消费的财富积累过程，环境通过生产、通过消费可以产生污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治理。治理可以看作是政府行为，政府通过一揽子收钱，通过生产消费收税。这个模型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到一个这种结果。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是波动的关系，就是说经济增长很高的时候环境污染也应该很严重。经济污染很严重的时候，需要花很多钱来治理，这时候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经济增长降低了于是又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环境污染又增加，就会出现这种循环的东西。包括证明这个绩效函数的是稳定的我们还没有证明出来。70年代那篇文章提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把它写成这样的模型。

盛洪：我不知道你们对中国的一些具体事情有没有研究。我给你提两个问题。一个是98年99年的时候我们在做宏观经济的一个研究，发现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发现他的投资程度特别低，后来大致看了一下他的所谓消费倾向，发现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负数。那么当时的这样一个贴现因子的因素有什么？这是一个比较怪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水利工程问题，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大部分人都认定建一个坝，修一个水库，就会形成淤沙，而且淤沙非常迅速，好像说现在中国平均30年就把一个水库淤平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贴现因子，花这么大的钱，建一个30年就被填平了的水库，这个道理何在？

龚六堂：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要建一个模型来做是很难的，这个模型要牵涉到决策部门的决策行为的时候，肯定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肯定还要加进别的因素，增值因素什么的。我和谢丹阳老师一起做过一个问题，中国的省际之间的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的差异程度，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很奇怪的，资本回报的差异程度随着时间，（我们一直做到2000年）它是一直下降的，下降到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平啦，好像是从78年以后。劳动回报则是这个样子的，它下降下降，在94年以后回升了，上升到很高了。资本回报的差异低可能就说明资源的分配就合理一点。

盛洪：至少说明一点，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比资本增长速度要慢。
可能劳动力的回报从94年以后真的是增加了，这可能是收入分配差异……

李实：如果看一下各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或者平均收入的变动趋势，基本上如果把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分成两个地区，变动是很大的。在改革初期，西部内陆地区的平均工资是要高于沿海地区的，实际上地区之间的差异是随着沿海地区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内陆地区，本来有个差距变成了倒差距，随着沿海地区平均工资的增加差距在缩小，到了90年代初期就已经差不多了，随着沿海平均工资的持续增加，内陆地区平均工资有个相对的下降。这个变化与现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工资差异是比较吻合的。

曾诗鸿：我还有个问题，有本书叫经济学大体哲学，上面介绍过一个经济学家在假设推理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一个合成谬误，本来两个东西分开是正确的，可是在演绎推理过程中把它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个错误，那本书上还写了数学好多东西是骗人的，好多东西是合成谬误的。我对这个东西不理解，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盛洪：这些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一开始就有，所谓一个人站起来能看见，大家都站起来就谁都看不见了，这是那个电影院的例子。经济学里讲其实单个人的行为产不产生负面影响我觉得这很重要，一个人做事可能有负外部性，但是如果我们都做的话，负外部性累加起来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但是一般如果没有负外部性的话就没有合成谬误。这个还可以用求租困境来解释，假定你来做，比如你背叛了对方不背叛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们俩都背叛了合成的结果对你们俩都很糟，要是n个人的话就很成问题了。我们讲水的问题，比如黄河上游，你弄点水没关系，你建个水库把它拦住了，一个人拦是没关系的，但是大家都拦的结果是黄河会断流。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中是很普遍的。意思是说你不能简单得把微观推到宏观，微观你可以讲这是对的，但是推到宏观以后你必须想合成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如果没有负外部性的话一般没事，微观可以推到宏观。这件事对你有好处，对别人没损害，那么所有人做也是可以的。如果这件事对你有好处，对别人有损害，可能合成起来对所有人都不好。

还是回到今天的专题中来，今天主要讲的是贴现因子，效用函数。刚才说到我的苹果今天不吃留到明天是因为贴现因子是大于1的，也可能是今天我不想吃了，吃了苹果会反胃，今天吃这个苹果的效用肯定不如明天吃大，这里面就出现了个问题，到底是贴现因子在变化呢，还是效用函数结构在变化，怎么去区分？

龚六堂：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全部假定在理想状态下，有这种前提条件就不能这么做了。这个东西放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考虑的问题肯定前提条件是相同的。你问的这个问题前提条件已经不同了。前提条件就是效用函数相同，两个人进行比较，他今天消费了苹果，另一个人明天消费了苹果，这两个人贴现因子就有差别了，其它都是相同的，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只考虑贴现因子的差异。经济学不可能在模型中包括每一个人的行为。

盛洪：他说得更复杂，但是确实存在。比如说一瓶酒，你为什么要决定今天喝，明天喝可能更香，把贴现因子和明天的效用增加放一块考虑。

自由评议人：消费水平越高，贴现因子可能越大，越倾向于现在消费，他可能收入水平越高，消费结构会变，有可能他对未来的预期，对现在的把握更好，然后他可能提前消费，这到底是贴现因子在起作用呢，还是其他因素，这是怎么排除的？包括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对于当前的把握、信心都变了，影响了贴现因子，也许他没有影响贴现因子，贴现因子还是那样，但是由于我们出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对未来的预期……所以才提前消费。

龚六堂：人们对通货膨胀很紧张，很关心，我们怎样把这个紧张程度反应出来？别的因素都是相同的，我们刚好用贴现因子保持这种状态。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贴现因子来考虑，我们看财富，但是用财富来做的话，结果肯定对经济没有影响。

自由评议人2：我提一个小问题，在所有的贴现因子的问题中，贴现因子的测定是最核心的。比如说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这是一个在零时刻的物品的价格，顶部也好，财富也好，然后如果是萨缪尔森的那种贴现函数的话，随着时间取log，log以后你要是测定的话，他是要斜率为负的直线，在其他里边它可能不是一条直线，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在做实验经济学的时候他是试图去把这样一条曲线理合出来，看是不是有显著的可以回归符合萨缪尔森的模式，或者符合其他一些模式。但是用另一种方法就是宏观的方法测的贴现率其实不是一个个人的贴现率，是一个国家、群体的从家种意义上算的贴现率，各个地区的差异很大，所以这个贴现率反映的可能不是个人的效用和这种贴现的差异，很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的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信教和不信教，信教有来世，这就变成了一个重复博弈，这辈子博弈完了还有下辈子，这样人的贴现率就会高一点，就像有的研究表明信教的国家里他的宗教对于他的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还有一些影响就是，有的国家是高信任度的国家，有的是低信任度的，对他们进行分析就发现这些抽象出来的贴现率很大程度上是反映这个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信用程度、政治结构、文化差异，很难变成我们说的这种个人效用。

龚六堂：β完全是个主观的，主观包罗了很多东西，你刚才说的信任呀，文化背景之类统统都包括进去了，这个东西我们都用很简单的东西把它写出来了。我们反映出来的，我们任何时候宏观经济做出来的β肯定是一个中央计划的，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没有是个人的。通过实验经济学可以做出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组数据。实验经济学可能就能把它作为贴现因子拿出来。我们一直说为什么实验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因为任何实验都只能做一个东西，做了以后就没人跟着做了，不像传统经济做了以后可以有很多人跟着做下去。这个试验得出一个贴现因子和另一个试验得出的贴现因子可能是不同的。

自由评议人3：再问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在实验上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贴现因子上的差异，比如说文化差异，中国人的思维里面是重结果的，重事后的，而美国人是重动机的，是重事前的。中国人好像有很大程度的后悔，因为做事情是不确定的，如果从重事后，重结果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贴现因子就和美国人的贴现因子不一样。因为重事后的话就可能导致储蓄率高的情况出现。而重过程的话，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但不可以要他想要得，比如像黄明的文章他也同样受到同样的批评。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虽然是一种家种的东西，但很难从这里面看出究竟是人们从他这里体现出个人的行为呢，还是由于整个宏观的家种导致的对整个群体性的行为的解释。

龚六堂：你说的这个东西肯定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就是有代表性的研究，假设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假设是一样的，一致的，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完全可以去做，但是做不动，数学上做不动，经济学上很容易把模型写出来，但是数学公式不够。

主持人：刚才龚教授讲的是比较个性化的东西，而小周讲的某种文化、制度其实是比较共性的。因为个性化因素在宏观上来看有可能互相抵消的，没准有的人交了女朋友以后更大方了，有的人更小气了。但是文化如果都是一种文化比如儒家文化的话它可能倾向性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制度问题，一个社会的制度可能是一样的。有这个制度和没这个制度对人的影响是一个方向的。这个可能在研究贴现因子不同方面有意义，但也可能是又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包括刚才讲的中国人和美国的人贴现率问题，就很复杂了，如果说美国人是新教徒的话，中国人现在大部分是无神论者，应该说新教徒比无神论者的贴现率更低的，因为他相信有来世什么的。为什么刚才我说中国的水利工程都是短期的？因为都是无神论者干出来的。但是中国的储蓄率是比别的国家高的，这是有别的因素，包括社会保险制度什么的，这是制度性的，制度也有他的一致性。我觉得这一块要从文化、制度上去思考，去比较不同国别的贴现因子是多少？但可能个性化的因素就不太好办，他有可能互相抵消的。

自由评议人4：把这个制度和信任这些东西放进去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怎么通过模型来反映出来是很复杂的。制度我们可以用数字来反映，但是很难模型化。它只能通过一些回归的方法，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的方法控制一下可以。

自由评议人5：要是从储蓄的角度看，中国人的贴现率是很高的，对未来很在乎。但是通过数据，刚才讲到的，从行为来看，中国人的贴现率又很低，对未来根本就不管，这两个又很矛盾的。

盛洪：不，中国人对未来还是很在乎的。中国情况很复杂。无神论是一回事，但是家庭观念强其实是降低贴现率的。注重孝道，家庭观念强，注重子孙后代的延续，也就等于生命的延长，他肯定是降低贴现率的东西。最后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的研究，就是中国人普遍的贴现率倾向是多少？

龚六堂：现在我一个学生准备做这个东西，从数字上来比较中国、美国、印度这些比较典型的国家的贴现率的差别。我们可能会通过宏观手段对那些数据进行处理，不会用实验经济学的手段，实验经济学的手段显得太慢，也不太可靠。

盛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了，谢谢龚教授，谢谢两位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