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 2003年第11期 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
本文的题目是我取自《当代的“老新闻”》一书中的一篇回忆文章。作者是一名比较敢讲真话的新华社资深记者之一杜导正。他1956年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一生多次采访农民。虽然他也随潮流写过一些浮夸的报道，但不久后他深入实际便冷静下来，曾就广东发生了饥荒—事向北京报警。在那种年代，讲假话无人追究，讲真话反而屡遭磨难。由于敢于讲实情真话，杜导正曾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多年。“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正是杜导正及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经过反思后做出的判断和抉择。
我国在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后，在工农业生产、科教和文化事业、社会进步、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人民生活有了程度不同的显著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毋庸讳言，我国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问题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农民的生活还比较穷苦，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增长的主要瓶颈之一。
最近，我阅读了一些书和文章，颇有些感慨。我们每个人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和“三农”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农业是基础。如农业不振兴，作为整体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得不到显著、普遍而又持久的提高和改善，中国现代化则无从谈起。至今，我国农民和有些干部反映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难；领导下乡去能听到真话也难。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还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讲真话真的很难吗？
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大环境已比过去宽松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和价值观取向等多元化趋势已初露端倪。但不容否认在某些方面，特别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的反映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
《告别饥饿……—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一书是新华社四名记者根据他们自己于1980年3月至9月采访笔记整理而成：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但此书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后的1998年才面世，历时整整18年。
这本书主要反映的是“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初期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多方面的状况。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该地区的状况用该书序言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是贴切的：“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该书对我国部分农村情况的描述虽然令人震谅，发憷，甚至毛骨悚然，但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都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久而久之，××市街头要饭的人数多寡，就像温度计那样，成了人们观察××地区农村形势好坏的一只‘表’了。”“说毛主席、共产党哪条政策不许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问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一个入党45年的老人说：“不瞒你同志，我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一个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做出过贡献，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反而变得一贫如洗，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倒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舆论一律’的压力下，报纸、电台对人民公社只能谈好，不能说一点问题。这种宣传对农民起不了什么教育作用，对农村干部也起不到教育作用，只能对不了解情况的和了解不到实际情况，以及不愿意听下面实际情况的高层领导，起着自己愚弄自己的作用。”
当然，该书的后半部分也反映了“文革”后该地区农村在中央正确决策的指引下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的情况，使人们看到了曙光。
按理说，这本书的作者都是新华社的专业记者，该书内容是经过正式采访，是记者们耳闻目睹的事实记录，而且其中大部分内容已上报中央，此书出版应该不会成为问题。但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一耽搁就是18年！说真话之难，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之难，此书问世之难只是一例耳！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作者李昌平，农民出身，原来是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在乡镇工作历时17年。他还是一名经济学硕士。他所在乡镇原来是鱼米之乡。2000年3月间，他决心给朱基总理写信，根据他所了解的农村实际，反映了现在“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用许多数据说明情况和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改革农村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强化群众监督，整顿农村干部作风，严治腐败等具体建议。此后不久，国务院、湖北省和有关市、县先后派人去这些地区做了调查和核实，这些调查结果都确认李所反映的情况属实。2000年5月4日，朱基总理作了批示：“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朱总理的批示可以说一语中的，抓住要害。
李昌平在书中曾深有感触地说：“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治国，难啊！尤其在农村。”“一个人想说几句实话、真话难啊！难到无处可说。最后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朱基总理。”
像李昌平这样一个有文化，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有改革的志向、能力和胆识的农村基层干部，再三犹豫后终于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调查又证实李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可是他这一行动的后果呢？写信后他个人的“奇特”遭遇充分说明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讲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
他在写信后就作好丢官去职的思想准备，他知道尽管他尽了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向中央反映了农村的实情。但是他知道已得罪了地方上的一些领导干部，他的日子会很不好过。事实证明，他的顾虑不是多余的。
且看以下事实。
2000年8月，李昌平因病赴北京作进一步体检，其所属县的主要领导人派人跟踪他，防止他在北京反映该县领导人的问题。此后不久，《南方周末》报道了李给总理写信引发了××县改革的事情。××县在湖南做生意的老乡某人看到报纸后，凭着做生意入的敏感和对家乡改革的关心，立即订报3000份，连夜运回县里。××县委某书记获悉有人发送报纸的消息后，在尚未弄清楚报纸写的内容是什么的情况下，派人下令出动公安，扣车扣报。该书记还召开各方面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如何肃清《南方周末》散布的“流毒”。
2000年9月中旬，李写信给总理后半年，主动辞职，南下打工。次年1月，应聘为中国蓝田珠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到第二年2月份，有一件意外的事，完全不是李本人的过错，使李丢掉了这份工作。根子还是李家乡有关部门的个别领导人暗中对该公司施加了某种压力。3月下旬，李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该公司。据我个人了解，迄今，李一直背井离乡在外地工作。
一位作家曾给李昌平写信说：“中国历史上为农民说话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彭德怀，你可是第三名，但你却是这三人中最幸运的！”我认为作家所言也是，也不全是。相对而言，李为农民说话后的命运确实没有前两位凄凉和悲惨。但从以上所述，他写信后不久，“自动”离职，远走他乡；其行动常被人监视；他找工作又因其家乡原来的上司借故刁难作梗，最后被迫离职。……如果说这一下场也算是“幸运”的话，那只能说是令人感到尴尬而又痛心的下场！
《向农民道歉》一书的作者是马银录，此书于2002年出版。马时任陕西省白水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他于2001年4月至7月间率领一个工作组进驻该县下属一个村子查处发生在2000年11月份，因交税纠纷数百名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马在96天的进驻期间，“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每天所做、所见、所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之苦，农民之难，农民之善。”马等人进村后，经历了从村民背后议论“一帮狗东西。谁知是弄啥的？”到村民说：“这才像共产党的干部”，但仍有人心存疑虑，怕进驻的干部“没安好心”，直到最后工作组离村前农民们捧着鸡蛋、苹果流泪相送这一波三折的过程。在工作组组员走门串户了解农民们的情况后，马银录吃惊地说：“一些农民生活的困难达到无法想象的地步。”此前，通过各种宣传报道，他印象中的农民似应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在村里亲眼看到一个村民没有钱用电，点蜡烛点了20多年！这个村民几乎是常年借钱度日，连一二元的借款都记在自己的账本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村民闹事事件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干群关系恶化。而干群关系恶化又是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税务干部又要完成收税任务的矛盾促成的。过去当地农民收入好，都积极主动交税。现在农民确实交不起税，而有的干部作风粗暴，如该地区某镇原党委书记在全县召开的农特税动员大会上竟宣称要用“三铁”政策收税：“一副铁石心肠，一张铁面孔，一双铁手腕。”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接着马银录率领工作组决定先让镇上的领导和农税干部向过去在征税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村民挨户进行真诚的赔礼道歉。农民气顺了，其余的事便容易解决。工作组后来又通过清查村上近十年来的财务账目，井将查账结果逐项公布于众。虽然上述工作进行得很艰苦，但合乎民心。最后，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村里还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农村说真话难，听到真话也难。
为什么讲真话这么难？
讲真话难，听到真话也难，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就涉及农村和农民的情况而言，大体上可能有以下几种：
1.有些农民和干部不敢讲真话是被上边逼的。有些作假则是上边为了欺上瞒下、精心策划“导演”出来的。如通过马银录率领工作组对有关事件的查处，我们可以看到村民们一开始不敢也不愿说真话，且有对抗情绪。后来通过工作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工作后，农民气顺了，才吐露了真情。工作组也才能“对症下药”，缓和了干群矛盾，比较顺利地解决了那次“恶性”事件。
又如2001年7月中旬，朱基总理为了实地了解农民的负担是否真的减轻了，以及农村基层教育现状，总理一行到安徽颍上县一个村进行了考察。一开始乡村干部也不敢讲真话，在总理和干部及村民们进行亲切随和的交谈后，某乡党委书记只好说了实情：去年乡里财政赤字达142万元，拖欠教师一个季度的工资。现在乡上还要为历年欠下的债务付利息。……现在该村的小学生一学期交120元(开始时一个小孩只敢告诉总理一学期交60元)，比正常收费高了许多。一位教师说工资本来是欠的，因为总理要来，县里在前一天才想法补给了两个月的工资。接着，总理参观了一个农村小学，他摸着凹凸不平的课桌，再看了高低不平的凳子，长叹一声：“农村基层教育条件真是苦哇!”1998年5月下旬，朱总理一行到安徽芜湖南陵县一粮站考察粮食流通问题。总理与粮站站长交谈后发现该粮站并未敞开收购，站长未说实话。实际上这是上边精心设置的一个骗局。据当地农民举报，总理看到的粮食满仓是调运来的，连那个粮食站长都是假的。当年10月间，此事东窗事发。
2.讲假话往往无人追究，讲真话反而常常大祸临头。本文上述李昌平的遭遇就很典型。如果他跟其他一些农村干部一样，知道实情不说，不上报中央，就不会得罪他的顶头上司，继续当他的乡党委书记不成问题。如他的“脑子”灵活一点，兴许还能被提升。李在书中说：有些当权的人心中的算盘是：“真话假话是次要的，能为我所用的才是重要的。”当年，彭德怀为农民讲了真话，他的悲惨遭遇，以及这事件对我们党和国家深远的负面影响，人所共知，我不赘述。
3.讲真话会“影响领导班子团结”，“影响本地区的稳定”，“稳定是大局吆！”当《南方周末》报道了李昌平写信给总理后，××县委书记亲自召开各方面头头会议，声称《南方周末》散布的舆论影响了××县的稳定。有人干脆说：“不稳定的核心是李昌平”。以上强调领导班子的团结和社会稳定都是托词和幌子，其要害是李的信及其影响损害了当地领导人及其亲属好友的切身“利益”，有的领导干部更是“心中有鬼”。明里喊维护团结和稳定，暗中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向李实施打击报复。
4.少数领导人力图显示自己的政绩。他们好大喜功，不顾群众疾苦，劳民伤财，总想弄点美化自己的形象工程。他们尽量向上报喜不报忧，向下蒙骗吓诈。一句话欺上压下。从此，形形色色的假话应运而生，深埋在心中的真话无法见天日。如果上边的领导有点官僚主义或有同一“爱好”，则一拍即合，下边说真话就更难了。
5.中国人传统的“爱面子”思想作怪。相比而言，农村的大好形势和振奋人心的消息较少，尤其是自然条件差和有“人祸”的地区，更是如此。媒体一般不会主动去宣传这一类不太“耀眼”的新闻。如果对这些地区有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报道，也往往很难被大众所知晓。因为有些领导认为“负面”消息会影响我国的形象和安定团结的局面。其实，我认为我们的对内对外的宣传应该更实事求是。对有些国家大事和大是大非，老百姓心中是有个底数的。前不久我看到北京一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一本宣传我国各方面成就的小册子，其中有一篇题目是《5000亿公斤———世界为中国农业喝彩》的文章，文章着重报道了我国粮食产品生产于1996年突破5000亿公斤以来，供求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等等。这些成就确实使每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但文章中有一句话：“今天，贫穷、饥饿、营养不良这些词汇已远离中国大地。”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它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
总之，我认为要真正解决讲真话难的问题，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亟需逐步实施。如在农村，要使农民有自己的组织，如农会。农民有权选举自己信得过的基层干部。农民在农业生产上要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农民有权抵制不合理的负担，……一句话，没有政治民主来保证这一切，即使农村经济有了发展也难以持久。
真实是一切负责任的思考和决策的前提
李昌平在书中说，在一个直面问题而不是掩饰问题的时代，问题即使严重，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具有真正的勇气。我补充一点，并有科学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及方法。如前不久，北京和其它一些省市突然先后发生“非典型肺炎”传染病，我国正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及统一部署下，不隐瞒真相，公开承认某些高官失职和某些措施失当的情形，并公开作了处置。一句话，我们依靠科学，依靠讲实话，依靠群众，在短期内，取得了抗击“非典”病魔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去伪存真的历程，仅仅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就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尽管17世纪初，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是接近真理的象征，但罗马教皇却视为邪说。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伽俐略被投入监狱，另一位该学说的忠实信徒和宣传者布鲁诺则被处以火刑烧死。几百年后，伽俐略被平反昭雪，布鲁诺则以其血肉之躯维护了科学真理。
所以相信科学、崇尚科学的人必然要维护真理，反对愚昧；维护真话，反对谎言。为了维护真理，中外历史上难以数计的平头百姓、仁人志士、专家学者奉献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甚至宝贵的生命。
在确认我国农村大好形势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三农问题仍有严峻的一面。我们党执政为民，农民至今仍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我们要面对现实，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不能依靠不真实的、听起来顺耳的话。我们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遵循科学的精神，下最大的决心逐步完成这一旷古伟业。
我谨以“勿以言轻不呐喊，勿以位卑不忧国”这两句话结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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