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歌唱家才旦卓玛
[ 2003年第11期 人民歌唱家才旦卓玛 作者：康胜利 ]
雄伟辽阔的雪域高原，孕育了一位藏族人民的好女儿———人民歌唱家才旦卓玛。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红旗飘飘》晚会上，她以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拉开了演出的序幕。通过荧屏，海内外观众看到了久违了的才旦卓玛，又一次聆听到她那饱含深情的歌声。从她久经风霜的面庞上，我们似乎可以读到这位曾为农奴之女的歌唱家所经历的坎坷故事。但，谁又能料到，在她的心底，还深埋着刚刚失去爱女的巨痛……她的坚强性格和人格魅力，是绝非一般女同志所能比拟的。
一
1956年，在北京中南海，毛主席接见了西藏青年参观团全体团员。一个年轻的藏族姑娘握着领袖的大手，心潮翻滚，热泪盈眶。此前，出身于农奴家庭的才旦卓玛做梦也不敢想，能有眼前的情景。
1937年，她生在西藏重镇日喀则，上有3个姐姐。父母长年为农奴主种地，终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在农奴主的残酷压榨下，流光溢彩的扎什伦布寺金顶与低矮破旧的农奴民居形成刺目的反差。在那种社会里，农奴和他们的子女毫无人格尊严可言，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
希望的曙光，终于在才旦卓玛14岁那年照到了雪山上。1951年，解放军部队进驻西藏，日喀则也实现和平解放。部队刚到达时，才旦卓玛和广大藏胞一样，由于听信过歪曲的宣传，对解放军很恐惧。但她亲眼看到解放军对人民好，宁可饿着不抢不吃人民的东西，宁可冻着也不占百姓的房子，才感到他们和旧藏兵根本不一样，真正是给自己带来吉祥的“菩萨兵”。
原来才旦卓玛和家人一直相信，农奴主家财万贯是人家的事，农奴的穷困是生来注定的。如今解放军宣传富人剥削穷人的道理，她才明白了其中的本质。家乡成立了妇联，才旦卓玛积极参加了活动。从前过节，大人们去看藏戏，她就喜欢跟着去听。她爱唱歌，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娱乐，三四个小伙伴就在山坡上互相对唱。优美的嗓音在妇联的宣传工作中得到了施展，这一带的父老乡亲们都愿听才旦卓玛的歌声。这期间，她加入了共青团。
在这次来北京之前，家里不同意。一是家里缺少劳动力，二是从未出过远门的父母认为那是个遥远的地方，害怕心爱的女儿像远飞的鸟儿不能回还。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父母终于同意了。此刻在领袖们面前，才旦卓玛不由得为自己的执著而庆幸。前几年，她就知道北京有毛泽东、朱德，不出来怎么能见得到。
来首都之前，政府给西藏青年参观团每人制作了一套新装。穿着它，才旦卓玛还到了东北、上海、南京等地。过去农奴的地位低，女农奴的地位更是等而下之。今天才旦卓玛扬眉吐气，真正感到了翻身解放。她回到家乡日喀则时，父母看见变得又白又胖的女儿翩然归来，从此打心眼儿里感谢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
不久，才旦卓玛参加了日喀则文工团，做一名歌唱演员。日喀则文工团，是在人民解放军第18军文工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她的家离18军文工队很近，每当那里传出悠扬的歌声，她都羡慕得要命，经常到那里去看人家的排练，多么想自己有机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啊。当这个愿望终于实现的时候，她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为人民歌唱的事业。
这期间，才旦卓玛在同事的介绍下，结识了从18军转到地方社会部搞公安工作的南加多吉，相似的人生遭遇、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年轻的心灵产生共鸣。南加多吉比才旦卓玛大6岁，是个英俊的小伙儿。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俩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可爱情的火焰却越烧越旺。经过一年多的恋爱，才旦卓玛与南加多吉于1957年年底结了婚。第二年，俩人一起被选派到陕西省咸阳，进入设在那里的“西藏公学”学习。
送到西藏公学学习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在这里要先学习藏文拼音、汉语拼音等文化课，再分别进入器乐班和声乐班。按特长，才旦卓玛在声乐班学习声乐。在这里，才旦卓玛初步摆脱了“文盲”状态。通过学知识、学政策，攀登文化高峰，她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为了培养西藏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1958年的一天，学院来咸阳西藏公学招生。根据学校的介绍，招生老师找到才旦卓玛等几名学生。才旦卓玛按照老师的要求，唱了几支歌，他们觉得不错，但也没决定下来。才旦卓玛知道，自己除了歌唱，基本理论不行，文化水平也不够，按入学标准来衡量肯定不成。但学院这个班是专门为少数民族开的，所以她仍抱有很大希望。大约一个月过后，公学老师通知，才旦卓玛和3名学器乐、作曲的同学被录取了。她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南加多吉和公学师生，来到上海音乐学院。
二
从黄土高原到黄浦江畔，不但语言不通，在气候、水土、饮食等方面，才旦卓玛都感到有些不适应。学校根据藏族学生的习惯情况，分别给予了照顾。她的主课老师王品素教授十分喜爱这个朴实的藏族姑娘。按常规学习科学的发声方法，她就得改变才旦卓玛原有的发声方法。可王教授仔细研究了才旦卓玛的嗓音之后，决定不做重新安排，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学习提高。实践证明，若按常规，那结果就将是另一个样子。直到今天，才旦卓玛还感慨地说：“若不是当年王教授的因人施教，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在学校，王品素教授不仅教她声乐，还在各方面关心爱护她，给她讲道理，教她怎样做人。王教授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在西藏，文艺是不可缺少的。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回西藏为家乡服务。”在王教授身上，才旦卓玛体会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叛乱。平息后，藏族同学的演出活动多了起来。本来学制定的是3年，结果因出访任务重，断断续续完不成学业。1963年国家要筹备庆祝国庆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时才旦卓玛正在上海参加“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高歌猛进”大型歌舞演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后到上海，看了演出，对才旦卓玛的演唱很欣赏。周总理说，《东方红》中的天安门广场最好要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回来。于是，被选中的才旦卓玛马上进京。
在北京期间，才旦卓玛以高昂的热情，投入排练。1964年国庆前夕，《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才旦卓玛以一个翻身农奴儿女的深情和高亢优美的歌声，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演出结束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中央其他党政领导同志接见了主要演员。陈毅副总理称赞才旦卓玛“唱得不错”，接着问道：“你这几年回去过没有？”才旦卓玛回答说还没有。陈副总理说：“要回去看看，否则民族风情就没有了。”周总理也亲切地说：“毕业后先回去。现在更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你们可以宣传西藏发生的变化。”面对如此温暖的鼓励和教诲，离家数年的才旦卓玛心底涌动出思乡的情思。
其实在《东方红》排练时，学校就通知才旦卓玛准备毕业了。演出结束后，有不少各地的优秀演员留在了北京文艺团体工作。当时东方歌舞团恰好缺一名藏族演员，特意提出要才旦卓玛留下。北京，当然是让人神往的地方，才旦卓玛也有过美丽的幢憬。可转念又一想，自己是藏族，家乡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回到西藏去为父老乡亲服务才更适合自己。周总理、陈副总理不也正是这样希望的吗？想到此，才旦卓玛谢绝了东方歌舞团领导的好意，坚定地表示：我不留下，我要回西藏！
神圣美丽的雪域高原，那里有她的事业，那里有她的父母和爱人南加多吉。早在六年前才旦卓玛离开咸阳公学后，南加多吉也回到了日喀则。在西藏民主改革运动中，他为工作队担任藏语翻译。在长达数年的时日里，南加多吉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天各一方的爱妻。无法相见，恩爱夫妻只能以鸿雁传书。
三
回到拉萨，才旦卓玛进入1958年成立的西藏歌舞团。在这片盛产歌与舞的圣土上，她的才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除了发扬光大历史悠久的藏族民歌，她还把内地汉民族文化介绍给西藏人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才旦卓玛把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带到雪域高原。关于这首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3年初的一个早晨，才旦卓玛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广播中听到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一字字，一句句，分明是唱出了这个农奴女儿的心声。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才旦卓玛不禁潸然泪下。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的胸中不可抑制地迸发着。她找到王品素教授，要求要唱这支歌。王教授担心才旦卓玛因此会丢掉自己的风格，便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么？不要丢了风格。”才旦卓玛急得快要落泪：“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看才旦卓玛如此执著，王教授答应了，并请这首歌的曲作者践耳同志来校时听听。听了才旦卓玛的演唱，践耳同志表示赞赏，说“唱得还不错”。于是，她以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参加了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节”，这支歌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1966年，才旦卓玛和南加多吉有了女儿尼玛卓玛。夫妻俩把女儿视若掌上明珠，可为了不影响演出，才旦卓玛不能给予她更多的母爱，只能请一个阿姨来照顾。也正是这一年，“文革”的邪风波及到这片圣洁的高原。内地杀来的串联造反的“红卫兵”，和当地造反派一起，把拉萨搅得昏天黑地。领导同志纷纷被扣上“走资派”帽子，进行批斗。才旦卓玛不是领导，只是一名演员，却也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是“三名三高”，是“周扬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下来的黑线人物”。才旦卓玛对这场运动不理解，感到困惑。她想：毛主席、周总理和我的父母、老师，都是叫我做好人做好事，我也是这样做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黑线人物”了呢？毕竟她出身好，根红苗正，造反派没有批斗她，冲击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了。
文革末期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1974年，才旦卓玛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
四
同一年，她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尼玛次仁”。在藏语中，星期天就叫“尼玛”。说来也巧，她的一双儿女的生日都恰逢星期天。孩子才4个月时，需要她出去演出，她就把孩子交给爱人，克服困难也不影响工作。自1975年自治区成立文联，才旦卓玛先后任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席。后来，她又连续数届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从第四届到今天的第七届，她一直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多年来，不管是当普通演员还是做自治区领导，她都坚持参加演出。前两年，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拍摄时，要以《唱支山歌给党听》达到高潮来结尾。尽管才旦卓玛政务家事缠身，但她还是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一丝不苟地为影片配音。
如果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站着一位贤惠的女人，那么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必定也站着一位真诚的男人。回想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才旦卓玛充满深情地说：“要想搞好事业，没有家庭的支持是很困难的。几十年来，他对我的事业支持很大，可以说我的成绩有一半是他的。孩子小时我经常要到外地去演出，他把孩子的衣服冬天的夏天的都搞得好好的。那些年我们藏族普遍的是男子汉思想严重，一般不做家务事，他却非常细致。我想这跟他多年在部队有关系，与地方就是不一样。由于我常年在外，两个小孩对父亲的感情比我深。每次我出差时，孩子都无所谓，还说‘好哇，走吧’！父亲出差时他们则不高兴。所以我对南加多吉说，你是又当爹又当妈呀！过去和现在，很多演员的婚姻都发生了变化，而我们的夫妻关系一直相亲相爱。”在才旦卓玛讲到这里时，眼神中流露出幸福的光芒。
由于南加多吉是青海藏族，祖祖辈辈生活在海拔较低的地区，所以尽管入藏已经几十年，还是不太习惯高海拔地区的环境。多年的奔波劳碌，使他身患高原性多血症。很早以前南加多吉就有过不舒服的感觉，因工作忙又年轻，不去检查，也没有“病”的概念。这种病因长期缺氧所致，红血球不正常，血液循环不畅，指甲呈紫色，并发高血压、心脏病。南加多吉夏天还可以，冬天就非常难熬。前些年从文物局退休后，就已发病好几次。毕竟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对此，才旦卓玛很担心，不无忧虑地说：“他现在身体不是很好，我要好好关心他，想办法给他治好病。”为了防止爱人犯病，近年来才旦卓玛和儿女们每逢入冬之前，都把他安置到成都去过。也怪，南加多吉好几次上飞机前还要人搀扶，下飞机时就能自己行走。
尽管一再防范，病魔却仍在窥伺着南加多吉。1998年的一天，他发病导致血管破裂，昏迷了整整三天。才旦卓玛和一双儿女都急坏了。她在病床前整整陪护了三天，白衣天使的妙手与才旦卓玛的爱心，终于使南加多吉转危为安。去年，才旦卓玛到广州一家音像公司录制节目。出发前南加多吉的身体感觉就不太好，才旦卓玛犹豫着去与否，无奈那边都已定好，不便再推。她为爱人祈祷着，想速去速回。在广州录音棚里的第三天，才旦卓玛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接到爱人住院的电话，她心内如同滚油煎熬，恨不能一步跨回家去。再一想，工作还没完，一旦中途停下损失可就大了，怎么办?才旦卓玛在电话中叮嘱儿女要千方百计照顾父亲，又对自治区政协的帮助表示感谢。身在广州，她的心已经飞回到爱人身边。最后，她强忍心中的焦急和不安，坚持把余下的录音做完。完成后，她立即往回飞，一下飞机就径直赶往医院。此时，南加多吉的病情已趋于稳定。赶到爱人面前，才旦卓玛握住南加多吉的手，含着眼泪久久说不出话来。何为恩爱夫妻，恐怕只有此时此刻的心情才能给予诠释。
本来，才旦卓玛、南加多吉一家慈孝和睦，其乐融融。儿子在银行系统上班，工作上进。女儿在博物馆工作，与一位汉族小伙子结了婚。老两口膝下已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外孙女。这一切，都曾让才旦卓玛感到无比的欣慰。去年夏天，我们石油文艺采风团在拉萨，受到了才旦主席的热情的款待。在她的脸上，仿佛永远荡漾着和善的微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离开拉萨不久，她心爱的女儿就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突然痛失爱女，母亲的痛苦可想而知。
灾难没有压倒才旦卓玛，她擦去泪水，又坚强地站立起来。失去女儿不久，她就参加了在我党的诞生地———嘉兴南湖的纪念演出，后又来到首都，投入到《红旗颂》排练之中。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数十年来她不知唱过多少遍，可她说每唱一次，都很激动，都有新的感受。不久前，在北京鼓楼西侧西藏驻京办事处一座幽静的小院里，面对作者采访，这位受到藏族和各民族同胞爱戴的人民歌唱家又一次轻声唱起了这支歌。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才旦卓玛仿佛不是在唱，而是在动情地缓缓诉说。几缕盛夏的阳光，透过通红通红的石榴花，洒在她的脸上。我看到，才旦卓玛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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