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好书生”齐燕铭
[ 2003年第11期 我的父亲———“好书生”齐燕铭 作者：齐翔安 ]
父亲是我最崇敬佩服的人，我一生从他那里受益最多，他使我充满了优越感，家庭的温馨民主气氛熏陶着我，铸就了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父亲使我一生都没有畏畏缩缩地生活过，就是他被批判和打倒的十年，我也受益匪浅，尝到了人生的全部滋味，因此加快了我的成长和成熟。父亲去世已25年，我仍常常梦到他，一些生活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母亲去年去世后，在清理父母的物品时，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自传和工作笔记、“文革”中被监禁时的日记、读书笔记和交待材料（专案组退还的）等。得以对父亲的家世、革命经历、“文革”中所受的罪和他的思想情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更鲜活了，促使我写一篇文章以寄托思念。
有责任心的父亲
父母的学识和品格赋予每个家庭成员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延安时，我们姐妹都在距离延安70多里地的安塞县白家坪上小学，那时生活极清苦，寒暑假回家，父亲总让我们能吃上些好一点的东西，在窑洞中的小炭火盆上，给我们烤土豆、烤玉米、煮红枣，有时还弄块铁片为我们烙饼。他做事既细心又善于掌握做事的规律，总是做得恰到好处。他有时还骑马到学校去看我们，想给我们带吃的，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就带上与老乡换的鸡蛋和一根针，因鸡蛋没法煮，让我们在鸡蛋上扎孔，每人吸两个。我们假期回家，每人全身都长满疥疮，衣服上布满虱子，身上到处是破皮，又疼又痒。他就找一个破窑洞，拣许多柴草，每天烧火让我们一边烤一边涂硫磺膏，把衣服又煮又洗弄干净。假期过后，我们总是脸蛋红红的，衣服干爽爽地回到学校。那时母亲要完成纳鞋底任务，她是上海富裕家庭出身，这种活难坏了她，父亲就帮她用毛笔在鞋底上按规律点好小点，让她照着穿针。总之，生活上不管碰到什么难题，总能用他的智慧迎刃而解。
父亲是很讲民主的，我们在他面前常是没大没小的。父亲如果认为自己做的不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们做自我批评。在我六七岁时，一次父亲要出去办急事，我缠着他要同去，耽搁了时间，他急着走，一生气就把我踢开了。多年后我在西北野战军当护士时，他托人给我带来一封长信，信中一大段是检查自己的封建主义思想，为那次踢我一脚，十分愧疚，请我原谅。同样的是，从西安去延安的途中，父亲去找旅店，我们几个孩子没照料好东西，一件物品被人偷走，他很生气地打了大姐一个耳光，这件事他在30多年后，在被监禁时，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回忆此事，小孩子站在对面害怕哭泣的样子如在眼前，因我迁怒，使小孩子受痛苦，感到十分痛心，有时甚至落泪，三十年来始终记在心上，以后有机会当向她说明，解去我这个包袱。”其实我和大姐早就把这件事忘了，他都内疚了一辈子。
父亲在家中最注意自己言行，常告诫我们，做一个共产党员，一言一行要严格要求自己。1974年他被“解放”，与家人一块生活的时间多了。那时全国经济状况很糟，物资匮乏，家人有时从私贩那里买点大米，换点香油，他都要批评。他认为，这样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说不能因为别人做这种事，自己也去做，做党员就要从小事做起，尤其要注意对自己小孩的影响。
勤奋好学，富有开拓性的父亲
父亲未受过小学的正规教育，正是这样才使他从不墨守陈规，自学能力极强，他很善于思考和接受新事物。他从5岁到12岁都是由祖父和曾祖母教他识字读书，曾祖母对通鉴历史掌故非常熟悉，善读古诗，给他讲的最多的是古代英烈故事。父亲在12岁前就把中国经典小说和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儿童读物都读过了，9岁开始做诗。祖父还每天教他认识两个篆字，11岁时他就根据说文上象形描事的一些例子解说“八卦”，作了一本“八卦说”，就开始尝试著书立说了，祖父为了鼓励他，抄了许多份送人看。祖父是一个主张俭朴喜欢劳作的人，也富于热情，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他写了“勿忘国耻”贴在屋中，并激昂慷慨地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后就哭了，对父亲教育极深。父亲12岁（1919年）上中学后，他看不起中学那些老师，自己专心标点古书、刻图章、写篆字、作旧诗，一心想当个名士。同时又大量接触“五四”以后启蒙运动的思想潮流，读《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天天看北平《晨报副刊》（是当时倡导新文化的权威刊物），他把从13岁到17岁看的《晨报副刊》装订成册，经常翻阅。那时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常有名人名家（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讲演，只有14岁的他就常去听讲演，很多人都很奇怪。他读杜威、尼采的书后，曾写过一篇《我的哲学》。在中学由于他主要精力用在课外，中学的功课没认真学，因而考大学很不成功。他本是家中同辈里最聪明最受到宠爱的，考不上大学对他刺激很大。1924年（17岁）他考上中国大学，1926年开始受教于吴承仕先生（是章太炎的大弟子，经学权威）。父亲那时读书非常刻苦，拼命钻到线装书中去，只想做一个章太炎的继承者，曾计划也要出两部大书“经史学”和“史记集注”。后帮助吴承仕先生编辑出版文史刊物。1930年结婚后，孩子一个个降生，为生计他到处教书，但并未中断自己的学业，他看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开始接触马恩著作，特别是还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范文澜同志给吴承仕先生的）。他此时试写了一部《中国通史》和一部《中国文学史》，他把这种写作看做是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整理中国历史材料的习作。由于他逐步接受马列主义，使他后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队伍中去。总之，他的学问就是沿着自学———写作———再自学———再写作这样积累起来的。这种求学的方法和经历，使他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好学深思进步很快，工作极富有开拓性、创造性。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那时他40多岁，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才思敏捷，工作常是夜以继日。由于国家机关刚刚建立，党刚开始执政，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对新的工作都不适应，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有人说那时他的办公室简直就像作战部，电话响个不停，公文如雪片，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当时急需要建立政权建设的一系列组织通则和工作制度，如：“政务院组织通则”、“各级人民代表会组织通则”、“机关印信条例”、“公文处理办法”、“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等等。许多事情都是他拿出具体方案送给周恩来总理。他还要抓机关建设、法制建设。吴庆彤同志1996年回忆说：“建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中，他能提出独到见解，大事小事都需要他拿出具体方案，在国家机关基础建设工作方面，燕铭同志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从某些程度讲，他是机关工作的奠基人，基础确实是他打下的，他协助总理工作，能跟上总理的节拍。”
他在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1960-1965），其间还兼任着国务院代秘书长或副秘书长职务，而且后两年在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下受了批判，但现在看来，他在工作中提出的一些做法，还是很有创见性的。如：1962年春，他提出改变剧团管理体制，主张逐步取消国家经费，剧团自负盈亏，以此促进勤俭办团，使剧团的规模数量受当地经济条件制约，质量差的自行淘汰。这种改革思想在当时很超前，至今恐也不过时。1962年前后，号召挖掘传统剧目，提倡为老艺人搞艺术表演，拍电影纪录片，支持戏曲流派的演出，支持老艺人收徒弟，举办老艺人舞台纪念演出，办梅兰芳舞台生活展览，并为梅兰芳举办了隆重祭奠大会。为此1962年夏天江青约他谈话，提出对梅兰芳的事搞得太过分，说周信芳的妻子在国外不应捧的太高等等。对江青的话他没有过分在意，只是传达一下。江青在“文革”中诬陷他是现行反革命。（见1982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刊登的《特别法庭审判江青侧记》）其实父亲为抢救继承老艺人艺术遗产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这件事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大张旗鼓地搞起来。
谦虚谨慎，善于做统战工作的父亲
父亲从参加革命起，就开始做统战工作，自从参加“重庆谈判”的工作后，他更与党的统战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重庆曾家岩50号和南京梅园新村工作期间是父亲最愉快也是进步最快的一个时期。在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领导下，他逐步掌握了统战工作的具体政策和团结、斗争的策略。更重要的是，此后他一直在伟人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找到了他终身做人的标准和典范。城工部（后改为统战部）的这二位正副部长对他帮助很大，放手大胆地交给他许多重要工作。为做开国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派他与几位同志先期到达北平，接收和清理中南海并接管北京饭店等一批饭店，为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和接待大批各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做好准备工作。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后，要与一些高级民主人士举行便宴，就是由他先草拟名单的。从“重庆谈判”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职务之后的几十年，他与秘书长、副秘书长的职务也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4月与国民党代表的“北平和谈”他任秘书长；1949年6月投入新政协筹备工作，他又任副秘书长，因新政协的召开是标志着中国历史展开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分工协助周恩来、李维汉同志负责党派工作，要接触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制定“共同纲领”、筹划人事安排都要反复征求意见，反复协商，而且一切都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他工作极紧张繁重，时任新政协筹委会的副秘书长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几位副秘书长中，燕铭同志是李维汉秘书长的主要助手，上下、左右、内外的事，几乎无一不与。他勤奋惊人，睡觉是化整为零，很少睡整觉，因为毛主席、周总理主要是夜晚工作，他则除夜里工作，白天照样勤奋工作。有时坐那里抽空合一会儿眼，一听说有事，他马上十分清醒地处理问题，从不误事。”
由于他有很好的国学基础，文史知识渊博，谈吐儒雅，谦虚谨慎，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很受高级民主人士赞赏。他们有问题有意见很愿意找他谈。孙起孟同志说：“他在团结人方面很值得学习，五湖四海，他是做到了。”
建国后，那时各部委民主人士很多，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各界人士，周总理非常重视做好这些人的工作。总理常委托他去见一些统战的头面人物，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有时总理自己去见这些人时也带他一起去，如：去见齐白石、程砚秋，因程当日不在家未见着，次日，程就到中南海找到父亲，两人竟谈了一天，他又带程去见了总理。讨论国徽的设计时，因为梁思成夫妇未曾出席，他就去清华大学拜访，受他的诚意感动，梁思成亲手制成国徽模坯（记得这模坯还是父亲的秘书张可凡同志带我一起去取回的。梁夫人招待我们吃自制冰激凌，梁夫人举止高雅，待客方式也高雅，所以我记忆深刻）。土改时，在总理领导下，父亲还出色地处理了一起涉及高级民主人士的“大案”。农民要求这位民主人士退赔，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既要保护农民利益，又要不伤害同盟者。他在多次深入交谈的基础上算细账，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父亲与许多党外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陈叔通老先生（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人称陈叔老）德高望重，博古通今，是文物专家，与他相处极好。据不完全记载，他与陈叔老就交谈过18次之多。我听他说，陈叔老头脑特清楚，很多事都有高见。据说陈叔老也很赏识他，张可凡同志在一份《内部参考》上看到一篇报道：《陈叔通称齐燕铭有奇才》。
父亲常代表领导去看望宋庆龄副委员长，宋副主席有事也愿意找他，逢年过节也常请他去家中便餐。宋副主席有时出国或去上海、广州，还常给我们家带来一些小礼品或点心。“文革”后（1978年6月）宋副主席又委托他主持上海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事后宋副主席来信感谢他：“齐燕铭同志，感谢您在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主持了大会。留了一些庆祝中福会四十周年定的蛋糕，赠给您。此致，敬礼。宋庆龄”。此后过了四个多月父亲就去世了，已年届85岁高龄的宋副主席还亲自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九三学社88岁的老前辈许德珩副委员长参加完父亲追悼会后，又亲自来看望母亲，说了许多痛惜的和赞扬父亲的话。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1959年去世）的夫人在父亲去世时，写信给母亲说，父亲对她先夫和全家在生活方面给予的关怀和照顾是她和她的子女永远不能忘怀的。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又一次投入到统战工作中去，他那时身体已很衰弱，经不住一些老同志动员，1978年1月又一次接受担任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全国政协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职务，主持第五次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那时全国政协会议已中止13年，人员不整齐，临时凑班子，许多章法都遭到破坏，机关还残留派性，工作难度极大。他又是忘我的投入，仅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就召开了，邓小平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父亲为秘书长。这次政协会，对许多委员来说，是一次劫后重逢会，即兴奋又有余悸。大家都有许多话要说，为怕出错，会议出的150多期简报，他都亲自审稿，稿子有时到深夜或凌晨才送给他，他总是立即审阅。这次政协会使他心力交瘁，不久他就住进北京医院。入院后，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找人谈话，召开会议，审批起草报告，批文件，陪叶剑英、邓颖超同志会见外宾等。这样工作状态，使他住在医院中发生重症脑溢血。父亲的一生也算得上为我党的统战事业费尽了心血。
书生气十足的父亲
父亲热情高，好主动干事。1949年开国大典后，为了制作“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子，他和一些年轻秘书看到中南海西南部大殿保留下来几根粗大的金楠木质地非常好，他就找人制成了一个大匾。父亲叫秘书去琉璃厂买个大抓笔，他自己奋力大书“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大字，每个字占一张宣纸，气势非凡。想将制成的大匾悬挂在新华门的城楼上，正当他与秘书们兴高采烈时，周总理知道了，严肃地批评他们说：“我们是人民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密切相连，哪能像旧政权那样，摆着威严的衙门，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那时父亲40岁出头，还像小伙子那样莽撞，兴致冲冲地干了一件大傻事。
父亲不谙党内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方面他很不敏感，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在文化部讨论工作时，他为起个自我批评的示范作用，对自己在延安导演的《逼上梁山》提出三点不足，不想因此剧已经毛主席批示，这样妄作自我批评变为公然对抗毛主席指示。1963、1964年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下达后，把他吓坏了，压力非常大。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说：“一次文化部党组会上，燕铭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起来。又一次，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部党组成员到他家里开会，谈谈文化部整风问题，燕铭刚开头讲了几句，说了一声：我有罪……接着又失声痛哭起来。彭真同志温和地批评并且安慰他说，‘不能说有什么罪，谁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认识到改了就好，文化部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次会后，他情绪好多了，燕铭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书生。可惜，这样的好书生，我们党不是太多。”文革初期，陈荒煤曾和父亲分配住在一起，当面说他：“真是书生气，哭什么呢？难道我们真的要搞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么？我们就是有多大错误，也不能说是犯罪嘛，你那么一哭，好像这罪确实很严重。”父亲红着脸说：“是书生气，我是党组书记嘛。”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这个书生到风口浪尖的文化部去当党组书记，真是太难为他了。
他在“文革”被监禁的后期（1974年6月19日）我们去看他时，他交给我们一份誊写很清楚的《关于改建天安门主席台的初步设想》，他写这个的起因是，想起1958年总理曾对他说，主席嫌天安门主席台太高，距离群众太远，问他能否设法降低。因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出去，但此事不宜再拖，因此写了这个报告。他应该想到，他此时性命已朝不保夕，外面的斗争此起彼伏，阴晴难料，有谁会重视他的建议，此时还会有谁有心思去做这件事？看到报告，只能使我们心酸，感叹他的痴心不改，我们从未想过把这份报告递出去，只保存在我这里，留作纪念而已。
在监禁中他通读了几遍毛选，仔细阅读了注释，看见有关朝鲜、越南的两条注释措词欠妥，想到这是有关政治影响的问题，应该向有关方面反映，再版时可以修改。思想反复斗争后，认为不应考虑个人，于是，就将这看法向专案组当面谈出，专案组答复他等待批准。以后杳无消息，他再一次提出，是不是用他的名义不便，可交家属用别人的名字提出，希望不要再拖。这事又让我们姐妹感到他太天真了，他太想干事了，以至于不存心计、不计后果。所幸专案组只是以拖的办法应付他，没有上纲批他污蔑毛主席著作。
他“解放”后，安排在二里沟新疆办事处一小单元中居住。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1975———1976年间老干部之间来往比较多，我去时，常能碰到许多人，一次正巧碰上万里同志，他们是朋友，无话不谈，我也静静地听他们评论当时的人和事。我那时更感到父亲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政治见解确实比万里同志差得多。父亲在与众多老战友的接触中，思想有许多提高，但他终究没有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也没看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去世，他思想未能真正解放，许多问题在他脑子里也没有理清楚。
悲剧中的父亲
父亲参加革命时，是做好吃苦和牺牲准备的，但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受的最大最长的苦难是在建国后。
从1963年底和1964年6月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起，文化部进行整风，他主要的事就是受批判，做检查。从1964年7月至10月，文化部党组就开了约53次会，虽然他和他的同伴们是在诚心诚意地自责，但仍然被认为是“假整风”。因此，1964年10月至12月中宣部派了工作组直接督战。那时没有毛主席发话，谁也解救不了他们，何况还得承受墙倒众人推，上面推、下面推，他们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直到他们五位副部长和作协、文联的领导相继免职。1966年3月他被安排到济南市作副市长。他们比在“文革”中才被相继揪出来的干部，多受了三年罪。正因为当时他们是真正的“一小撮”，所受精神压力之大内心痛苦之深都是空前的。
“文革”中除大小野心家外，绝大部分干部在劫难逃。1966年6月17日父亲被调回北京参加文化部的文化大革命，6月24日中央批示，将他们一大串人排列为黑帮，为首的是周扬、林默涵。还讲到中华书局是齐燕铭、邓拓、吴晗、翦伯赞的窝子等。此后的日子就是参加大小批判会，或一日几次在文化部门前挂大牌子下跪示众，抄家查封。那时母亲在电影学院也是被批重点，回家来衣服上洒满墨水浆糊，身上到处是被打的血印。我们姐妹也相继被斗，所幸全家尚可相聚，还不时互相调笑，由于已是打倒“一大片”了，父亲的心理压力反倒轻一些了。
1967秋“革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齐燕铭专案组，他被揪到历史博物馆就再也不让回家了。直到196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登了两篇批判他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揭穿齐燕铭的“三者并举”剧目方针的反动实质》，以此作为铺垫，12月23日被监禁在卫戍区。关押了七年。前五年杳无音讯。那时母亲和姐妹弟弟都下放劳动在外地，只有我在京（我单位属北京市）。换季时我需去给他送取衣物（接待地点在原团中央）。我想父亲是非常聪明和精细的人，这些衣物中会不会有他带回的信息，我就把破棉裤、穿脏的毛袜一一拆开检查，一次果然在他的破袜补丁中查出了两个小布条。一个写的是：“68.10.23日刑逼成特务，冤，请告总理，齐燕铭”。另一个写的是“为三团事68.10.23日刑逼成特务，三次翻供三次被打……说是特务，太冤枉，又写了三次申辩无答复。结果如何难定，我死后请中央昭雪，冤！冤！冤！毛主席万岁，燕铭69.5.7”。这两个条子我反复看，整日以泪洗面，但也不敢告诉母亲和家人，怕母亲承受不了，又怕书信不安全，给父亲带来更大的肉体折磨。后来从他1974年6月带出的一封长信（给母亲的），才知道了对他逼供的细节。他进卫戍区监管不久就胃出血，拖到血色素降低到几克，才送他到301医院做了胃切除。住到1968年5月才出院，贫血严重，因得不到营养，身体一直未恢复。但1968年10月专案组就迫不及待对他开始审讯。父亲在抗战前因编进步杂志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拘捕过一天（母亲托人保出来的），专案组想以此事把他打成特务，手段极卑劣。如父亲在陈述中说了一句，我在北平教书是为挣钱养家，但学校校长许多是国民党的人，我教书实际上是帮特务做了工作。专案组抓住这句话，让马上写下来，而且不准写“实际上”，父亲写声明抗议说“你们是主观主义，违背党的政策。”审讯者大怒，上来拳打脚踢，弯腰罚站，专案组对他说，“什么人帮特务，只有特务帮特务工作，我帮特务工作，我是特务”。要他照此写，总之是用三段论式方法替他编口供，不断踢打弯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长达六七个小时，有几次达10余小时，不准喝水，有时车轮战到天亮。父亲被折磨得两颊肿大，两腿浮肿，身上青紫伤痕仅大片的就有七处，被打得耳鸣持续。父亲想，在这批人手中我的事是弄不清楚了，身体打坏，恐今后申冤亦不可能，不知何时是了，不如暂时承认，事情结束后，再向中央控告。就做了一个假坦白，但父亲内心非常痛苦，他写道：“此时我心如刀绞，想到以后能否翻供仍未可知，以后又何以见人，何以见你们，泪如雨下，写的口供，本无事实，写的也是模糊印象。几天后还是感觉不对，写了申辩。专案组又是踢打弯腰，令将申辩撕毁，后又写了二次申辩，11月下旬才宣布此案暂时挂起来。”对父亲的这次假坦白，我是充分理解的，这在当时是明智的选择。他住的是自己党自己政府的监狱，他身体那样差，对他的折磨又那样狠，他要坚持硬顶，会惨死在那里，他就见不到我们了，也见不到“四人帮”倒台，更见不到党对他的平反结论。我常想那些专案组的人“文革”后有没有做过自我检查，自我批评？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文革”后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不会也不能去追究他们，他们的问题都有林彪“四人帮”顶着呢。
林彪死后，他们监管的生活有改善。一次去卫戍区送取衣物，一位解放军同志很善意地告诉我，有的家属给中央写了信，就允许探望了。我回家后，立即给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信，1972年夏季，就允许我们带食品衣物去探望，前后大约探望了六次。探望时为了让我们多了解一些他监管的情况，聪明的父亲不断搞些“小动作”，私自塞给我们一些东西，如：他的日记、他写的十几首诗、他写的关于天安门主席台改建的报告，他给母亲的长信（详述审讯情况）。在他住院治病时，1973年3月专案组还到医院去传达中央指示说：“有问题可以控诉。”此时他一方面对中央的关怀感到温暖，激动得落泪，一方面又对来人大喊大叫，发泄一通怨气。此时，他更认为，他所受的痛苦，完全是有个别专案人员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所造成的；对党不应有怨恨之心，党绝不会负我，只能安心等待。父亲心地的单纯忠厚可见一斑。从此后，他身体和心情都好一些，又开始刻苦学习、记笔记、写日记，从1973年初到1974年末写了大约30万字。他通读了毛选、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读完后，都认真写总结。他认真地读《人民日报》，对报上的许多文章都写下自己看法，还以他广博的文史知识写了不少书评和人物评论，如：对《水浒》、《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王国维、胡适、章太炎、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笔记中的许多见解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是有自己看法的，如：“批林批孔文章有的无说服力，从概念到概念。”“没有法律的暴力最可怕。”“有罪假定论也是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运动牵扯这么多干部，现在虽不明白，将来总会明白，倒很想能研究一下社会主义专政下的法制工作。”“中国无产阶级身上根深蒂固的是封建思想，这是中国的特殊性。”“要看主流，但谁要摊上支流谁也受不了。”
笔记中更多看到的是，他的思想被扭曲、被压抑。高压的环境，强大的错误的舆论宣传，可使人变痴、变呆、变疯、变傻。他的笔记中有许多时令文章，时令词句，诚恳的检查自己错误，深究根源，尽心地去理解毛主席批示。明明是自己做得对做得好的事，也按批他文章的口吻，给自己上纲上线。当然这些做法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他30年代就开始读马列书，那时就已经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入党后对党忠诚，一直辛苦做事，是以工作为乐趣的人。何以那样贬低自己？
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很平静地对待这一切，我也愈来愈理解父亲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那时，他只能看马列书，看《人民日报》，接触的只有专案组人员和看管人员，孤陋寡闻。他作为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牢记参加革命要改造自己，要相信组织。他们是经过一番比较，一番寻找，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他们又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他们对毛主席的政治、军事才能、哲学理论和文化素养是心悦诚服的，他不敢也不会怀疑毛主席会犯大错误，长期的绝对的组织观念教育，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的，决想不到还会有“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文革”那样的混账组织。现在看到有的文章说，那时坚持斗争肯于牺牲的人太少了，许多名人都太软弱。我想，持这样看法的人，恐怕是年龄太小，不了解当时的国情、党情和党内斗争的历史。
长期的监禁，使他感情很脆弱。1973年10月后七八个月未能见到我们，他写了两次报告也未准许探望，一看见我们给他带去的物品都伤感落泪。1974年6月又一次给专案组写信请求，他写道：“不让我会面，怀疑可能是她（指母亲）已不在人世，我的儿女恐我知道后心中难过，所以不来见我。望能让我再见一面……只要能见到冯慧德，我也就可以放心了。望领导上能体谅我这点个人精神上的痛苦。”情绪变得很低沉，日记中写道：“我想作点事，补偿对党对人民的过失也无机会，我今年已67岁、慧德69岁，（下转23页）（上接36页）四十年的关系，难道就此了结了吗？审查我已七个年头，为何无一结果，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在周总理过问下，1974年9月29日才解放了他。10月2日李先念副总理、纪登奎、华国锋、余秋里接见了与他先后解放的13个人，有张劲夫、韩光、马文瑞、江一真、陈漫远、杨奇清、杨秀峰、李昌、蒋南翔、孙大光、李一氓、沈其震。10月19日后开始组织他们学习和参观。这些老同志一般都比父亲资格老，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和他们相处使他明白了不少事。
1975年6月才接到对他结论的批件，说他历史清楚，但还是说执行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属人民内部矛盾，补发了工资。他对这个结论还十分地感激，看到国家经济困难，把补发工资的大部分（1.5万元）交了党费。直到1979年9月19日（他已去世），《关于齐燕铭同志的复查结论》才送到母亲手中，对所谓的17年有一条文艺黑线彻底平反。从1964年文化部整风算起，他得到了这个结论经历了15年！他未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未能学习邓小平选集，死前他感激，他满意，但是许多事情他还是不明白的，他太容易知足了。
父亲的一生有许多不幸的遭遇，但纵观他的一生，他还是很幸运的。他有坚强的母亲支持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最幸运的是，在参加革命的40年中，有近一半时间是在伟人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培养教育关怀下工作。他有幸能活着看到“四人帮”倒台，有幸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又发挥了他的专长，为筹建“文革”后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付出了汗水，还留下了不少墨迹。组织上为他召开了一个近千人参加的相当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邓颖超同志和宋庆龄副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当时参加的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同志就有30多位。当然开这样的追悼会，在当时也有特殊原因，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参加追悼会是老同志相聚的一个机会，报道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也是一些老同志被解放的标志。追悼会由乌兰夫同志主持，韦国清同志致悼词，悼词对他评价很高。悼词最使我们家属看重的话是：“他是周总理身边一位很得力的好助手”，“他以周总理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的光辉榜样，经常以周总理的身教、言教策励自己，勖勉同志，真正做到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父亲若地下有知，也会为此话稍感心安。
父亲是那个年代数以千计的省部级干部中的一个，他具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典型经历，他们那一代人，优秀分子很多，他们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贡献很大，受的批判也最多。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大家不要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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