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
[ 2003年第11期 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 作者：曾俊伟 ]
冀朝鼎同志（1903—1963），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生前长时期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国内外从事地下工作，深受周总理的信任。我在冀朝鼎同志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中，多次领受朝鼎同志的教导，深感受益匪浅，至今铭记不忘。今年是冀朝鼎同志诞生一百周年、逝世40周年纪念，特著此文，以缅怀先贤，勖励后昆，聊表敬仰之情。
清华学运的先驱
冀朝鼎山西汾阳县人，13岁时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21岁卒业后即赴美留学。他在清华园整整度过了八个年轻的春秋。
冀朝鼎在清华时，不单是埋头念书，而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他与施、徐永发起成立了“唯真学会”，冀是第一任会长。后来“唯真学会”又组成了一个核心组织名为“超桃”，由施领导。“超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理想抱负远远超过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盟誓。他们的宗旨是，唤起民众，振兴中华。
冀朝鼎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曾当选为学生会领导成员；与梅汝一起主编《清华周报》，发表了不少鼓吹新文化、宣传爱国思想的文章。五四运动时，冀朝鼎与施等一起组织宣传队，带领同学们进城上街游行。
冀朝鼎在校成绩优异，才识过人，英文、中文均是班上出类拔萃之辈，深得同学们的钦佩。他是清华英语演讲竞赛的第一名。他领导的清华英语辩论组，在与外校的英语辩论竞赛中，曾一举挫败素负盛名的燕京大学英语辩论组而夺得桂冠。
冀朝鼎年轻的时候，不仅是一个才气横溢、学识出众的优秀学生，而且在社会活动中，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和宣传鼓动者，是清华学生运动的先驱之一。
在国外继续开展反帝爱国活动
1924年冀朝鼎赴美留学，先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后来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深造；先后获得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等学位。
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曾以《中国历史上的中枢经济地带》为题写出了一篇一鸣惊人的博士论文。他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论据出发，旁征博引，深入剖析，阐明中国历史上兴修水利对发展国民经济的关系。这篇论文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很高评价。著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曾任蒋介石顾问）赞扬说：“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评论说：“冀朝鼎博士的论文作出了天才的贡献；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
冀朝鼎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仍积极组织领导学生运动。他常同一些受国民党右派势力影响的学生组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其广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同对方唇枪舌战的交锋中，经常取得优势，获得大多数中国学生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当选为全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同时组织创办了“中山学会”，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后来又在纽约创办“中美之友”，编辑发行《今日中国》、《奋斗》和《美亚杂志》等刊物，经常组织演讲会，宣传反帝抗日救国。
1927年1月，冀朝鼎代表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美国“中山学会”，去布鲁塞尔参加了“世界反帝大同盟大会”。这次大会共有来自57个国家的174名代表与会。不少是国际名流，如：尼赫鲁、苏加诺、高尔基、罗曼罗兰，以及中国的宋庆龄、邵力子等。冀朝鼎在会上结识了来自德国的中国代表、中共欧洲支部负责人廖涣星；同年2月经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原来清华“超桃”的成员，也先后来到美国留学。他们曾多次聚会，分析时局，共商在美国开展反帝抗日宣传之事。后来这些“超桃”成员都成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成员，由施任支部书记。这样，“超桃”遂宣告解散。
传奇的革命生涯，号称“三通”干部
1927年冬，冀朝鼎作为学生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中国代表团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后来冀朝鼎又被派去担任中共代表苏兆征、邓仲夏的英文翻译和秘书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其间，参加大会的美共主席福斯特向冀提出，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非常缺人，希望他能回美国去担任该报编辑职务。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冀朝鼎便回到美国当上了《工人日报》的编辑。这一干就是十年。他曾以“李查德·敦平”这个化名写了不少介绍马列主义、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
1938年6月，冀朝鼎受“太平洋学会”的派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战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后来写出了题为《中国之战时经济》的10余万字的英文报告，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农业、资源、金融、物价、交通运输、人民生活等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这篇报告，受到了美国政治、经济和学术界的重视，对美国此后确定对华政策（援华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冀朝鼎回国后即同中共组织进行了联系，见到了周恩来。原想趁此机会去延安参加抗日工作，因患阑尾炎开刀，误了党组织安排的交通工具，未能成行。周恩来指示他，还是回美国并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这也许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1941年，由英美两国出资、中英美三方组成了“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五人，中方三人，英美两方各一人，由中方担任主席。中方是由知名的上海资本家、环球贸易公司董事长陈光甫任主席，另两名中方成员是：中国银行总裁贝祖眙、中央银行总裁席德懋。陈很欣赏冀朝鼎的英文和才华，特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推荐冀朝鼎出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该基金会的日常业务实际上是由冀具体操作。由于冀朝鼎的才干与活动能力，他把中英美三方的关系都处理、协调得很好，由此受到了孔祥熙的赏识。1944年冀被孔祥熙任命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同年作为孔的高级助理赴美国参加联合国为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布勒敦森林会议，并与孔祥熙在华盛顿同美国财政部商谈了美军在华费用以及美国向中国运送黄金问题。随后孔祥熙在重庆邀集金融界巨头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协会”，孔任会长，委任冀朝鼎为协会秘书长。同时，冀朝鼎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1947年，冀朝鼎以中国代表团专家身份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初，他赴印度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三届E-CAFE会议。同年12月，他又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四届ECAFE会议。在这次会上，冀朝鼎在发言中强烈反对美国给日本提供财政援助。他警告说：这样的援助将会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帝国列强出现在东南亚市场。冀的发言受到了东亚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压倒了英美代表的反对声音。最后在会议的决议中不得不明确写道：“促进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只能在有利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用其作为侵略工具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冀朝鼎这次在联合国的发言，明显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严厉谴责美国扶持日本的立场。
冀朝鼎在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任职期间，他作为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始终是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在美国时，他不但要同一些右派分子进行公开斗争，而且还要提防联邦调查局的暗中监视。在重庆时，他经常半夜三更被周恩来派车接去汇报，然后曲折拐弯，绕过许多羊肠小道，把他送回家中。主要是为了甩掉特务的跟踪。有一天半夜里，孔祥熙突然打电话把他叫去，严肃地问道：“朝鼎，人家揭发你是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跟我老实说。”冀朝鼎沉着而婉转地反问道：“老伯，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您对我是了解的，您看我像共产党吗？”孔祥熙沉吟片刻后回答
说：“我看不像。都是造谣！”就这样，他便在孔祥熙这顶保护伞的庇护下，安然度过了这一关。在上海时，他的公开身分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一次国民党特务找到该校校长，说有人举报冀朝鼎是共产党，校长找来推荐冀朝鼎任教的一位清华同学探明究竟。这位清华同学拍着胸脯说，冀朝鼎是一名正经的专家、学者，我保证他不是共产党。这样又躲过了一场灾祸。其实他是把文件和收集的情报资料寄藏在他的一位清华老同学、当时任联合国劳工局远东分局局长的程海峰（解放后任贸促会研究员，1986年去世）家里，避免了国民党的搜查。
1948年末，他途经香港回国时，接到了傅作义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去北平担任“华北剿总”的经济处处长。后来他同夫人罗静宜同志（安全部副部长级离休干部，1998年去世，享年93岁）乘坐国民党运钞票的小飞机到了北平。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冀朝鼎仍然坐着“剿总”的吉普车，穿着美式大衣在街上行走，因此被解放军抓住。经他与主管地下党组织的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联系，刘仁立即通知北平军管会：冀朝鼎是我们的人，立即释放。就这样，多年隐藏在地下的冀朝鼎，才露出了共产党员的真面目。中外人士均不胜惊讶！因此许多人都说，冀朝鼎的确是我们党难得的一名“三通”干部。因为他是：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
突破封锁禁运，开展民间外交
解放初期，冀朝鼎奉命随军南下，以副军代表身份在上海接收中国银行，任中行副总经理。中国银行迁到北京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随后又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资管理局局长。1950年1月，被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任命为“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接管团团长”。同年我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参加联合国代表团的班子；张闻天为团长，李一氓为副团长，冀朝鼎是该团中主要成员之一。当时已正式任命冀朝鼎为我驻联合国社会与经济理事会首席代表。
1951年秋，他应邀赴英国到剑桥大学讲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应邀去外国讲学的中国学者。他在英国时，向广大学术与政经各界人士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受到了英国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这为后来贸促会成立后，开展中英间的民间贸易往来，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反对美国对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中国和苏联联合许多西方国家工商界人士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我国派出了以南汉宸为团长、冀朝鼎为秘书长的经贸界领导人士组成的高层次代表团与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来自49个国家的491名代表。各国与会代表一致严厉谴责封锁禁运政策，强烈呼吁消除人为障碍，发展国际间的正常经贸关系。会议还决定在各国建立贸促机构，以便具体推动这一工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中国贸促会成立后，由南汉宸任主席，冀朝鼎任秘书长，1955年冀晋升为副主席。但他还兼任了不少其它职务。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但他的主要任务是领导贸促会的工作。
贸促会成立后即通过各种经贸活动，从民间的渠道积极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因当时同我国有政府间贸易关系的国家只有十多个。我国的对外贸易，97%的进口和90%的出口都是同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因此当时世界上还有一大片和我国没有政府间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贸促会开展工作的广阔空间。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南汉宸、冀朝鼎相继邀请了日本、英国、奥地利、西德等西方国家来华访问，签订了不少贸易合同，达成了实际交易。这样，封锁禁运的壁垒被一个一个地突破，其中中国和锡兰（斯里兰卡）签订的大米换橡胶协定，就是当时曾震动世界的突破封锁禁运的生动事例。由是新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伙伴越来越多，影响不断扩大。
还须指出的是，贸促会在国外举办的展览会，在开展民间外交促进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几乎都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先去该国举办展览，再由贸促会在当地设立代表处，然后发展到两国建立正式的商务和外交关系。
这些成就，都是和当年冀朝鼎同志呕心沥血、精心策划与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此外,冀朝鼎同志在建立和发展我国仲裁事业方面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贸促会成立不久，冀朝鼎就积极主持筹备建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这为发展我国仲裁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将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其业务范围大为扩大。现在这两个仲裁委员会，已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朝鼎以他流利的英语，广博的学识以及丰富的对外工作经验，在外事活动中显露了十分卓越的才能。在与外宾聚会时，每当冀博士一出现，都会被外国人团团围住，他们都乐于与冀博士交谈，愿意倾听冀博士介绍有关情况。美国学者路易斯说：“冀朝鼎融汇了周恩来的外交风度，他对人坦诚，平等待人，不忘故旧，善于结交外国朋友。”许多外国朋友对他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从冀朝鼎的言谈举止，措词用语，以及他所使用的丰富词汇，人们都会把他看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绅士。
1957年，我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冀朝鼎先后率领了由有关大企业领导、高级专家组成的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了西德和英国。代表团先后在这两个国家，参观了一些重要的企业、厂矿和科研机构；同高级政府官员与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商谈了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等事宜。回国后，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四条建议：（l）利用外国资金；（2）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3）建立经济信息中心；（4）大力培训干部，要求干部研究、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这几点建议，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看起来非常一般，但在当时人们思想还被计划经济的框框束缚很紧、动辄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大帽子的时候，这样的见解确是十分超前的卓识远见。
鞠躬尽瘁，战斗到最后一息
1963年，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指示，当前除继续发展工农业生产外，还需大力开展对外工作。而贸促会这个便于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单位，就应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决定贸促会扩大编制，加强领导；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直接领导贸促会的工作。这样主管贸促会日常业务工作的冀朝鼎副主席的担子也就更重了
这时候，贸促会的工作正在蓬勃发展，他当时的注意力集中的工作之一就是我国去巴西举办展览的事。因为他几个月前访问了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他同巴西总统古拉特商定了中国去巴西举办展览的问题。他希望我们通过在巴西举办展览，打开拉美地区工作的局面。另一件大事是，当时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已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本贝拉刚当选总统上台执政，但对阿新政权的动向中央还不太摸底。因此周总理指示冀朝鼎，要他利用去阿尔及利亚主持中国展览会的机会，和本贝拉接触，了解阿的政治走向，以便获得第一手材料，供中央制定中阿关系的政策作参考。这是冀朝鼎直接接受周总理的指示和任务的事例之一。还有其它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在1962年12月，冀率领代表团赴锡兰（斯里兰卡）参加亚洲经济讨论会时，行前周总理把他叫去，对有关中印边境战争问题，给冀面授机宜,派他作为秘密特使，向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周总理的口信：请班夫人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转达我方立场，表明我们愿意停战、撤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领土纠纷。冀朝鼎抵达科伦坡后，未及休息就由谢大使陪同于清晨4点钟紧急约见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立即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尼赫鲁。过两天我国便发表了停战、撤军的声明……在许多外交活动中，冀朝鼎往往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3年7月，冀朝鼎的糖尿病、高血压已很厉害，医生“命令”他一定要住院治疗。但他去医院住了不多久，就回来了,又孜孜不倦地地工作起来。由于他工作过度紧张，脑溢血突发，在办公室倒下,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于1963年8月9日与世长辞。
周总理的秘书戚剑南同志立即将冀朝鼎同志去世的噩耗向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指示：在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把他和邓颖超同志的名字加上；等他回北京后再开追悼会，他要亲自参加。后来周总理看到外电关于冀朝鼎生平的报道后，又立即指示新华社赶快将冀朝鼎的事绩对外报道。
冀朝鼎同志的追悼会于1963年8月13日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有一千多中外来宾参加公祭。冀朝鼎同志的灵堂内外摆满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外国使领馆、外国驻华商务机构以及许多外国朋友送献的花圈。灵堂前，肃立着15位主祭人。他们是：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廖承志、南汉宸、郭沫若、康生、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美国）、爱德勒（英国）。柯弗兰、爱德勒两位外国人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主祭，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柯、爱是冀朝鼎同志生前好友、共产党人，也是冀推荐他们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
在追悼会上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致悼词。悼词说：
冀朝鼎同志对党和工人队级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中，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立场坚定，机智灵活，对敌人斗争英勇顽强，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鞠躬尽瘁，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忘我地为党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
悼词中的“他能出污泥而不染”这几个字，是周总理在审稿时亲自加上的。
由于冀朝鼎多年来在国际上的影响，现在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他的生平与著作。一年前，美国学者路易斯写了一篇长达300多页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冀朝鼎的生平与政治生涯》，对冀朝鼎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该论文可能不久将在美国出书。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