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
[ 2003年第11期 知与行 作者：陈四益 丁 聪 ]
知难还是行难？回答五花八门，有说知难行易的，有说知易行难的，有说知难行亦不易的，也有说知易行亦不难的。各种可能都说，结果等于不说。对于知行的孰难孰易，我觉得并不紧要，关心的倒是，为什么明明“知”的，到时候又不知了；明明要“行”的，到时候又不行了。
先前不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到1958年，唯物论讲了十年，唯心论也批了十年，批胡适，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光是批胡适唯心主义的文章就收了七八本集子。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报上天天说，人人口中念，比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要“唯心”得多了，有几个起来说它是唯心主义？好像原先弄得清清楚楚的唯物论者，一下子把道理浑忘了。
后来渐渐懂事，才知道不少人不是不“知”，而是不“行”，不是不想“行”，而是不敢“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话是不错，也有个彭大将军真个“敢”了一把，结果如何？人所共知。于是，“知”的要装作不知，行的要躲着不行，从庐山的1959年之后，天下准予无所畏者，只剩得一人。这惟一无所畏惧者搞起了唯心论，“知”的是非固然搞混，“行”的手脚也都捆绑了起来，积年累月，同心造的幻影作无穷无尽的斗争，直闹到经济濒临崩溃，政权陷于瘫痪，文化趋于灭绝。
巴金老人快要到百岁诞辰了。他到晚年，呼吁要说真话。有人不以为然，觉得这要求标准太低。其实，只有经历了那个世纪种种事变并认真思考过的，才知道这三个字的分量。坚持唯物论，起码的条件是要允许讲真话，敢于讲真话。
大凡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都是客观存在。既是客观存在，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希望也好，不希望也好；说也好，不说也好，总之它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分析其出现的原因，解释其存在的根据，预测其发展趋势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但无法抹杀其存在。以为只要我不说，事情就不存在，岂非自欺欺人，说得“哲学”一点，叫滑向了唯心论！这似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真要行起来，偏又有人相信，只要不说，就可以不承认，只要不承认就可以“消灭”那个存在。于是想方设法把自己不愿意看到、听到的事情盖起来，把眼睛嘴巴封起来，甚至不惜采取压制的办法，以为这样就天下太平。不久前刚刚处理的程维高，当他大权在握时，就是这样做的，好像他把揭露其腐败的人抓起来，送去劳教，封住众人的嘴，他的腐败就会消失一样。再前不久，“非典”蔓延之际，也有人不顾事实，硬说没有控制的“非典”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即便这是出于某种“良好的愿望”或所谓考虑“大局的稳定”，也是以主观意愿当作了客观现实。为了这种唯心论，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多大损失，有目共睹。由此想到，就坚持唯物论而言，不是“知难”，也不是“行难”，难的是如何消除有人用手中的权势禁止人们“知”、禁止人们“行”，创造一个知行合一的良好环境。诗曰：
不是知难行也难，知行合一屡遭残。
请君暂上楼头望，错认风光只为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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