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问题
[ 2003年第11期 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问题 作者：李春光 ]
推荐者的话
两年前，有一天李春光同志到我家来，说起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的情况。我在听了之后，认为应该设法公开发表。为此目的，我请他把情况写出来给我。他一回家就写。2001年8月15日晨写完，17日寄出。18日我收到后，不久，他又去美国了。
原先我对他说，我打算根据这个材料，自己写成文章拿出去发表的。所以在材料前李春光同志写了“光远同志参考”六字。可是看过之后，我觉得还是就用他本人所写的文字为好。我觉得他对事实写得具体真实，并且从他叙述的傅聪回国演奏一事前前后后处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同志的为人，看出他处理问题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看出他处理事务的精神和方法。
请读者们特别注意这篇文章中，李春光同志所叙述的赵枫看了他写的那封不少于四千字的给胡耀邦的长信之后，劝他“不要去批评胡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时，李春光回答说“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史料价值。因此我向《炎黄春秋》编辑部推荐，希望全文刊登。
于光远
2003年9月4日星期四
1981年，傅聪回国演奏、讲学，《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广告，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北京、上海另一些报刊也准备刊登音乐会广告，并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记者专访。傅对《人民日报》广告不满意，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
没过几天，一些原定发表的广告和新闻忽然不发了，约定的记者采访也取消了。傅聪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觉得困惑、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恰在此时，一天晚上，中宣部理论局的郑仲兵告诉我：中央党校高级班一个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人民日报》刊登那样大的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此信作了批示，大意说：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末八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记忆大概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天傅将离京赴沪。我见到他，他的情绪显然不太好。当晚，我一夜未睡，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400字稿纸十几页，当不少于4000字），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向他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并说：你对党校信件那个批示不妥，我听说之后十分不安。我想，你如果了解有关情况，就不会那样批示了。次日，我把信稿送给赵枫同志看（赵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他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也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我说：不能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甚至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批评合乎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那信我一字未删，中午12时半，我骑自行车把它送到中南海东门，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并告诉他：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后来，书记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下午2点，胡一上班，就读了我写的那信，随即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次日，胡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的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母亲情怀。当然，出走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
这个批件大概送到了文化部，我的信送出一两天或两三天后，一个晚上，周巍峙（时任代理文化部长），要秘书在电话里把胡的批示读给我听，并告诉我，已决定派吴祖强（时任音乐学院副院长）立即去上海见傅。后来，周巍峙同志以代理文化部长的身份请傅聪吃了一顿饭，询问有何需要帮助之事。傅说，黄宾虹送给他父亲（傅雷）许多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但海关不准。周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傅得到了一个免检签证。
以后，我写的那封信，传到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作了摘要，印了一期大字“内参”（《情况汇编》？）。不久，戈扬找我，说胡绩伟和韦君宜先后建议她向我约稿，要我把那信务必写成一篇文章，在《新观察》上发表。戈很热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说：“你的信写得好。只有党性很强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信。”我说：“我不是党员啊。”她说：“你该算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可是，耀邦批示末尾说，如果傅不公开表示，不可宣传。这就难办了。我因此没有动笔。不久，发现一期英文《中国建设》，里头有篇傅聪访问记，其中傅有一段话，大意说：“四人帮”倒台不久，我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千。这么多年来，朋友们留在国内，受了那么多苦，我却躲开了。我感到内疚……”我把这篇报道的中文稿送给戈扬，说：这可以算是一个“公开的态度”吧？于是我们把这份材料送至中宣部，附了一封短信，请示可否写文章。几个星期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戈扬说：没有说“不可以”，那就是“可以”。你写吧。我写了一篇《雪泥鸿爪话傅聪》，在《新观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批评。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学老师来信说：听说傅聪打算回国任教，你一定要劝劝他，还是像现在这样常来常往为好，千万不要回国定居。
我始终没有养成保存材料的好习惯。那封信的底稿、耀邦批示的追记稿（接到文化部秘书电话之后当即做了一个追记）、《新观察》文章和《中国建设》采访记，都早已找不到了。这里写的全凭记忆，可能不尽准确———毕竟是整整20年前的故事了。时间过得多么快呀！真是可怕！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二OO一年八月十五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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