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音乐治国论
[ 2003年第12期 儒家的音乐治国论 作者：官伟勋 ]
儒家历来有”以礼乐治国”之说。
音乐在儒家政治中地位之高，是一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史记·乐书》）把音乐与”礼”与”政”与”刑”相提并论，看作治国要政，而且持续了三千多年，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一
这里说的”乐”，虽有泛指所有的音乐之意，但主要指的是”韶乐”。
韶乐，也叫雅乐，又称郊庙乐，是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神祗祖先的音乐。
韶乐的名称来自”舜作大韶”。（《通典》）孔子在齐国听到的韶乐，就是陈完为逃避迫害从陈国带到齐国的。陈完是舜的后裔。这说明韶乐在舜家是一直传下来了。在衰微的周王朝是否还有？没见记载，至少在鲁国是失传了。不然，孔子不会到了齐国才听到。
这种音乐只准用钟、磬、篪、、、、瑟等古乐器演奏，不准羼杂”夷狄之乐”。演奏时有特定的”乐悬”（悬挂钟、磬等器的专用支架，横曰，竖曰）。乐悬又按主人身份分宫悬、轩悬、判悬、特悬。特有的乐器，特有的音律，特有的演奏方式，奏出一种特有的肃穆、庄重、优雅的神韵，诱发出一种敬畏上天、怀念祖先、祈福未来的平和而又神秘的心境。孔子在齐国听了后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称赞说：”尽善矣，亦尽美矣！”（《论语》）至于怎么个善？怎么个美？原曲无法再现，我们只能凭想象了！
孔子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也非常爱好音乐。他喜欢弹琴，喜欢鼓瑟，喜欢唱歌，而且学起歌来很上心：”与人歌而善，必使人反之，而后和之。”还亲自动手整理歌曲：”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
二
为了继承发扬乐治要政，历代王朝一直在官修史书中专辟章节，郑重详细的论述记载有关乐的方方面面。
《史记》有”乐书”，《汉书》有”礼乐志”，《后汉书》与《晋书》有”律历志”，《宋书》《南齐书》《魏书》有”乐志”，《隋书》《旧唐书》有”音乐”，《新唐书》有”礼乐”，宋、辽、金、元、明、清也各有”乐志”专卷。元、明各有四卷，清有八卷。宋史竟达十七卷。其重视程度可见。
为了实施这一要政，历朝历代都设有专职官员与机构。唐虞时由秩宗”兼典乐之任”，下属有大司乐等；周朝则由宗伯，即掌邦礼的春官负责；秦有奉常；汉初更奉常曰太常，太常之称延续最久，直到晚清改制才废除（《续通典》）。
太常为九卿之一，是”欲令国家盛大常存”的意思（《通典》）。可见当时统治者是把音乐看作与国家”盛大常存”有关的事，不是娱乐小事。
从秦汉到宋，音乐都由太常卿管。元朝”拨归礼部”，明、清照元制。
太常卿下设太乐令及丞并大乐署。署下有各类官员以及歌队、乐队等等。
明洪武十二年改大乐署为神乐观。清改称神乐署（《续通典》）。
清朝在神乐署之上礼部之下，增加了一个乐部，设”典乐大臣”，”典乐官员无限”。不仅由礼部满洲尚书亲自兼任典乐大臣，而且”凡满洲王大臣知音者亦曰管理大臣”，其重视程度更胜前朝（《二十五史·清史稿·职官志》）。
明、清神乐署均设在天坛西南角。据天坛公园正在修复神乐署的朋友讲，清时神乐署有大殿两座，廊房七十间。除执行朝廷任务外，也是全国最高音乐学府。
历朝历代都设专职官员专职机构负责音乐事宜，即使因战争一时间断也都很快全面恢复，这也是世界史中少见的！
三
历代王朝对乐如此重视，与儒家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有关。
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乐论》中说：”乐（音月）者，圣人之所乐（音勒）也。”它”感人深”，”可以善民心”，能”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说：”君臣上下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好的音乐可以使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所以音乐”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使天下太平，人民幸福。
孔子说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与乐”（《论语》），也是这个意思。
音乐起什么作用？关键在曲调：”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中平、肃庄”的歌曲，不仅可以使人民团结，使士气旺盛，而且可以使敌人敬畏不敢侵犯！
相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只有”舞韶歌武”，才能”使人之心壮”！（荀子《乐论》）
通过音乐还可以体察国情民心：”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史记·乐书》）可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流行什么音乐，决不是无所谓的小事情。
司马迁对乐与礼的作用，有段集中概括：”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做，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怨，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史记·乐书》）
司马公以及儒家的各位大师，是不是太夸大礼乐的作用了？可能。但为什么他们一直坚持这种观点？而且像司马迁这样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也始终持有如此执著的看法？是不是还有些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原因？
儒家的这种音乐观，从先秦一直贯穿到明清。《明史·乐志》说的：”乐者，心声也。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矣！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清史稿·乐志》说的：”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都说明这种音乐观的影响深度。
四
儒家把音乐作为要政，不仅由于着眼其积极的一面，更由于着眼其消极的一面。
殷纣为什么灭亡？是由于”纣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作奇伎淫巧，以悦妇人”，风气败坏腐化堕落的结果。周武王歌”大韶”，舞”大武”，通过健康雄壮的歌舞，”和万邦，谐万人，安宾客，悦远人”，结果以小胜大推翻了强大的商朝。周朝为什么后来也衰败了？因为”周衰政失，郑卫是兴”。由于它跟殷纣一样，用”郑卫”的靡靡之音取代了”发扬蹈厉之容”的”大韶”“大武”，结果政权落入”十二诸侯”手中，成了列国夹缝中任人宰割凌辱的小邦，终被秦所灭。（《通典》）
同样的例子还有西汉。
汉初到文景的音乐是”本于祖宗之事”的。到汉武帝时变了。这位立过丰功伟绩的皇帝，开始好大喜功贪图享受了。他”立乐府，采诗夜诵”，”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从晚唱到天明。”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与朝廷”。靡靡之风愈演愈烈，到成帝的时候，黄门名倡，贵戚五侯，”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汉哀帝深感世风败坏，大局将不可收拾。他批评说：”郑卫之声兴则淫僻之化流”，不从根本上解决，”犹浊其源而求其流清”。于是下令”放郑声、罢乐府官”。”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不创作好音乐以取代），豪富吏民沉湎自若。”（《通典·乐一》）吏民已毒害太深不可挽回了。没几年，西汉亡了。
以上事例说明，儒家推崇的主要是韶乐，不是任何音乐。官修史书中记载的也基本上都是韶乐，连祭天时的迎神、送神、进俎、撤馔、望燎等用的曲子与歌词都做了详细记载。其他各种音乐，有的不提，有的—如对所谓的”郑卫之音”“夷狄之乐”则持严厉的排斥态度。
所谓”郑卫之音”到底怎么个”淫”法？我们已听不到”原汁原味”的郑卫音了。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说：”大凡一种新音乐总比旧音乐的调子高”，”故尔所谓’郑声淫’的’淫’，应该是过高的意思”。说孔子喜欢古乐不喜欢新乐，就因为它的调子高。这说法恐怕简单了些。如果仅仅调子高点，儒家大师们恐怕不会像我们今天打击黄色光碟一样严厉了。再说，新乐调子不一定都比旧乐高。如今的许多流行音乐就远不比当年的抗战歌曲调子高。
儒家排斥郑声，对”胡声”也没有好感。
北魏”宣武以后，始爱胡声”。胡歌胡乐，风靡朝野。胡鼓、铜钹、打沙锣等，取代了钟、磬、篪、。”胡舞铛铿锵”，令人”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声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
这种音乐在开始的时候还”颇复闲缓”，但不一会儿便”曲转急躁”。听众们”感其声音，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跃或踊，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通典》）这种神魂颠倒如醉如狂的场面，儒家老先生们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这种令人”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或跃或踊”的音乐，大约不像”郑卫之音”那么软绵绵的，但同样很危险。杜牧在《通典》中评论说，”亡国之音，亦由浮竞，岂惟哀细”！这种弄得人”奢淫躁竞，举止轻飙”的音乐，会煽动人不肯安分，狂躁轻浮惹是生非，久而久之，同样会导致亡国！
五
对儒家的礼乐治国究竟该怎么看？《史记》里的两个小故事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一、刘邦当了皇帝与群臣喝酒。这些大臣大将，大都是出身草莽的”屠狗酤酒之徒”，喝醉了就争功吵架，狂呼乱叫，拔剑砍柱，闹得刘邦头疼。后来，叔孙通帮他”起礼乐”，立朝仪。音乐声中，列队上殿，低头趋进，三跪九叩，山呼万岁。宴会有严格规矩，稍有违犯就赶出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者”。昔日的战友，如今见了他就下跪，顶礼膜拜，唯唯诺诺，不敢抬头。刘邦高兴了，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是这么可贵！”（《叔孙通传》）
二、刘邦平叛回来，见萧何给他修的宫殿很壮丽，他批评说太过分了！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不但要壮丽，还要后世不能再超过！刘邦愉快地接受了。
儒家”礼乐治国”的本质是什么？这两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它就是为树立皇权的无上尊贵，为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服务的。
司马迁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史记·乐书》）”为异”，就是要明确并尊重服从阶级区别。说”乐者为同”就不全面了。乐有为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朝廷郊庙用的歌曲、乐器，不仅民间不能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严格界定。例如”乐悬”，天子用”宫悬”，即四面摆设乐队；诸侯（太子）用”轩悬”，三面摆放乐队；卿大夫用”判悬”，两面摆乐队；士只能用”特悬”，一面有乐队。用什么曲，用什么乐器、用几件，都有规定。超过了叫”僭越”，是要杀头的。
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乐治，还有没有值得借鉴的东西呢？
正像封建的礼治一样，其维护阶级统治压迫的一套当然是必须革除的，但那些有助于人们互相关爱、彼此尊重、合作共事的礼仪，还是应该继承并根据实践进一步补充完善的。
把为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道德观念，规范成可以操作的礼仪形式，从幼少儿时期就进行培养教育，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对音乐也一样。把不良音乐动不动说成可以导致亡国的洪水猛兽，不一定合适。但对某些音乐的消极作用估计不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也是很有害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军队的确是唱着革命的、抗战的歌曲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红军时代我没见过，抗战赶了个尾巴，从打鬼子到解放战争，天天唱，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一直唱到全国解放。那时谁要哼哼个不怎么样的小调，例如 “三呀三更月当空！奴在被窝里想郎君。伸腿冷来，蜷腿空呀！我的丈夫去当兵呀！”锄奸干事很快会来找你，当做瓦解军心的内奸给弄起来的。
不同的音乐会使观众引起不同的情绪是不容置疑的。不久前的《北京晚报》有条题为《非主流音乐节乱中收场》的消息，说压轴的唐朝乐队，刚唱了两首歌，场面变得难以控制，一个歌迷与保安发生”严重冲突，这名歌迷被打得满头是血”。《人民日报》也有人著文说：”别说听得懂歌意，就连歌词也一句听不明白。更兼现场万余歌迷歇斯底里般的呼喊，充塞耳膜的除了尖叫，还是尖叫。”而有些音乐会就不会出现这种场面了。
把一时出现的某种场面看得多么了不得是不必要的，也不能把战争时期的特殊经验到处搬用，文艺还是百花齐放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的好。像”四人帮”时期，动不动禁止这个禁止那个是不可取的。搞的十几亿人的大国，只有八个样板戏，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但音乐对社会风气对人心潜移默化的强力影响不可掉以轻心。不健康的音乐对于心灵的渐进式的腐蚀作用是很可怕很厉害的。滴水可以穿石，一绠可以断干。再硬的石头，再壮的树干，也架不住一滴一绠日久天长持续不断的侵蚀。春雨润物可以细无声，淫声浪语毁人灭国也可以不动刀枪不见硝烟。最近珠海发生的数以百计的日本人集体”买春”事件，有人问：为什么是由外地人举报的？这一问问的尖锐，问的好。一下子就嫖几百人，召之即来，可见非”一日之功”。”百姓渐渍日久”，吏民已经”沉湎自若”习以为常了！
成克杰、胡长清以及数以千计的外逃巨贪，原来不一定都是坏蛋。大都是在这种渐进式的侵蚀中变质的。儒家那么看重音乐对治国的作用，就含有重视一滴一绠，从培育塑造良好心灵做起的真知灼见。
《后汉书·丁鸿传》里说：”夫坏崖破岩之冰，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青葱。禁微则易，救末者难。”《春秋》里的：”无使滋蔓，蔓难图也。”都是同样意思。如果履霜而不知坚冰之将至，不见微而知著，等我们的多数干部都对三陪之类，由看不惯到看的惯、到”死了算”，天天舞回金莲步，歌啭”哎呀呀我那个郎，哎呀呀我那个爱”！还会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还会为老百姓的冤屈愤慨？还会为家贫辍学的少年焦心？不会了！到那时，我们离汉哀帝可就真的不远了！
这不是耸人听闻。如对这种现象不予以足够重视，常言说的好：殷鉴不远，滑铁卢就在前面！
关键在观念，在领导。目前不少群众反映：”好听的、爱唱的歌太少！”如何重视前人的经验教训，运用音乐”感人深”“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能，让音乐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不是腐蚀破坏作用，还是一个亟待加大力度予以探讨研究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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