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老朋友老上级穆青同志
[ 2003年第12期 思念老朋友老上级穆青同志 作者：杜导正 方 实 ]
10月11日，我们称之为”穆老头”的穆青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尽管我们知道，早在一年以前他已被确诊为肺癌，但谁也没有想到，在10月9日被送进医院后仅仅三十多个小时，他就永远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永远停下了那支始终洋溢着激情的笔，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向这位老领导、老朋友告别的时候，我们到他家里去，慰问他的夫人续磊，写下了这样的挽句：”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的确，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
早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穆青同志的大名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初期，他随八路军120师转战晋西北、冀中等地；其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2年毕业后，穆青同志来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在这里，他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新闻生涯。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穆青同志都有催人奋进的新闻力作问世。抗战时期，他先后发表《雁翎队》等一批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通讯。解放战争时期，他写出了《周保中将军答记者问》、《一枪未放的胜利》等名篇，忠实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史上精彩的一幕。新中国成立后，他写下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一批气势恢宏的长篇报道。
我们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不很健谈，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的品德与作风所吸引。在新华社，和穆青关系亲近的人，既有我们这样长期和他共事的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既有资深记者，也有刚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与最底层的人民群众紧紧相连。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爱，造就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老老实实作人的思路。
正因为如此，穆青同志不论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还是遭受逆境的岁月中，在几个重大的关口上，总的说，他是是非分明、立得住的。
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
穆青同志在新华社担任过记者、分社社长、国内部主任以及社长等职务，不论在哪一个岗位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够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
1957年，由于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一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横扫知识界。那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各个单位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必须揪出一些”右派”来。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了解当时的形势，那是有极大压力的，作为部门领导想顶住是非常难的。在新华社国内29个分社中，我们记得，只有两个分社不但没有按照这个指标行事，甚至一个右派都没有划。其中之一就是穆青同志负责的上海分社。
穆青同志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虽然本人历史清白，但在那种”左”的环境下，他还是遭到了”抢救”，受到委屈，品尝过被错误整治的滋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能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按兵不动”，没有划一个右派和这段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1958年，大跃进运动冲昏了领导人的头脑。这时穆青同志已到总社担任国内部主任。新华社也和全国一样，发表了极多的虚假报道。1960年，党中央对形势认识清醒了些，开始了经济的调整时期。穆青同志及时抓住这个时机，对新华社大跃进期间的报道工作进行总结，认真检查虚假宣传的危害，很希望新华社今后能避免再出现虚假报道。
穆青同志对此事抓得很紧。为了能集中精力搞出这个总结来，他带领几个人（方实是其中的一个）到香山的一个宾馆住下来。他提出，要像科学界搞”十四条”、文艺界搞”八条”一样，也搞出一个新华社对大跃进报道的总结和今后报道的方针，使以后的新闻工作有章可循。虽然我们也搞出了一个”八条改进意见”，但由于稍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尖锐地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新华社这个”八条改进意见”也胎死腹中了。但是，在起草过程中，我们从穆青同志多次的谈话中，能深切体会到他痛切反思的求实态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穆青同志、包括我们在内作为走资派，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新华总社国内部，将穆青、戴邦、方实作为重点批斗对象。每次开批斗大会，都要喊出”打倒穆戴方”的口号，而且大字报铺天盖地。尽管造反派把我们的出入证拿走，换成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牌子挂在身上，这样才能进入新华社的大门；每次批斗我们的大会，都要我们尤其是穆青同志出来揭发吴冷西、朱穆之等新华社领导的所谓罪行。但是，穆青硬是顶住了，他不但没有给他们贴过一张大字报，而且在挨批斗的大会上，不管压力多大，他都默默挺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当时在日记上曾写过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代人的悲剧。”
这样的认识，使穆青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能把自己的创伤变成对历史的反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一阶段，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他和当时已任分管国内报道的另一位副社长李普同志一起，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决地支持我们、鼓励我们全力报道。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展开后，国内部一见到省地领导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就立即发电讯，有时候甚至让分社记者催促地方领导表态。总社有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做法有意见，嫌我们重复报道。而穆青和李普同志则全力支持。他们为当时的思想解放、纠正极左的错误路线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勇于承担责任
坚持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是人民对新闻记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能坚持这一点非常难，有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一点上，穆青同志在几个比较大的关头上，表现是好的，是勇于承担责任的。新华社人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朱、穆、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75年，正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义力量与”四人帮”进行生死较量的紧要时候。这年秋天，在大寨召开了一个学大寨经验交流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做了实事求是的讲话。但是，在这个会上，江青大讲党中央有人学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和攻击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会后，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个会议纪要，揭露了江青反周反邓的阴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同志看到后，顿感事态严重。他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这一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江青身处高位，要反映她的问题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是，穆青和当时的社长朱穆之同志却毅然决定以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当时负责外事报道的李琴同志受托转达这份材料，她也在上面签了名。不料，这份材料落入”四人帮”之手。以后”四人帮”派人到新华社来追查主谋时，穆青同志挺身而出说：”是我建议的，一切由我负责！”为此，朱穆之和穆青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受到批斗。
到了1976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暴露无遗了。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前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新华社如何办？是紧跟还是抵制？穆青同志对前途怀着深沉的忧虑。这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召开了部分分社社长座谈会。穆青同志在会上没有说什么，私下里与个别社长谈心时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一夜他与杜导正说，现在形势险恶，我们要有被免职甚至坐牢的心理准备。杜说早准备好了时，他欣慰地笑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朱穆之、穆青恢复了原来的领导职务。他们重新上台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揭批”四人帮”的报道。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4月5日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压力，这种呼声被漠视和压制了。穆青对此是不满的。1978年10月底，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当时杜导正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禁区。我们向穆青同志汇报后，他当即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通通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又认真地与我们商量标题的拟定。晚上他又与社长曾涛同志反复磋商。他对曾涛说：坚决发，要坐牢我和你一起去。11月16日，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这么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穆青拍板发这条消息，是要冒巨大的风险的。
关心民众的疾苦
穆青同志无论是当记者，当社长，还是在离休之后，都将倾听群众的愿望，反映群众的心声，作为自己的天职。”勿忘人民”，是我们所熟知的他的座右铭。自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他曾六访兰考，八下扶沟，四去宁陵，八进辉县，两上红旗渠。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民众的疾苦，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民众的需要，用自己的笔去弘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精神。穆青同志笔下的焦裕禄、吴吉昌等人已成为载入共和国史册的人物。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农民自发地要求改革以前吃大锅饭的”左”的政策，实行解放劳动生产力的包产到户。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农民的这种强烈要求，当时的中央是有顾虑的，也有分歧，甚至有激烈的斗争。但是，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是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让他们吃饱肚子的惟一可行的政策。为此，我们在编发电讯稿时，就有了明显的倾向性：记者采写到的关于包产到户的消息，我们不怕重复，一篇一篇地发。当时，社内外有的领导对于国内部这种做法颇有微词，穆青和李普同志坚决支持我们的行动。穆青在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态度非常显明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左”的道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批判”左”的思路的新闻，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为了推动对包产到户政策的宣传，穆青同志还主持召开了全国分社社长会议，专门讨论如何深入报道的问题。开这样的会，应该请中宣部的部长来讲话的。我们知道，当时的那位中宣部长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如果请他来讲话，无疑会与我们这个会唱反调，但不请又说不过去。怎么办？穆青同志说：我们采取主动，去向他汇报会议的精神，也许他就不会来讲话了。于是我们两人随同穆青到了这位部长在玉泉山的住处。但是，我们到部长那里作了汇报后，这位部长还是来讲了三个小时的话，要我们坚持过去在农村中实行的那一套”左”的政策，不要提倡包产到户。部长走后，穆青同志和我们商量好：他的这个讲话，我们不向下面传达。因此，我们仍然继续不断地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后来，中央几年连发五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加以肯定、推广，并作为国策确立下来。
鉴于十年动乱之后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形势，国内部在大力宣传包产到户的同时，派记者到贫困的西部地区实地采访，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脱贫致富的良策。穆青同志非常支持我们这一行动。在记者出发前，他特地找记者谈话。他说，看了陕西分社冯森龄同志（时任该分社社长）写来的反映延安农民惨状的”内参”《延安调查》，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说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仍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要实地去看一看，要真正深入下去。要用你们的调查，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
记者采访回来的报道，全方位地揭示了三年大跃进和”文革”大动乱后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他们对包产到户政策的强烈渴望。穆青同志重视这些”内参”，他及时签发送中央。其中有不少”内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可靠依据。当记者回到北京系统地向穆青同志汇报时，谈到采访中所见到的农民那种令人震惊的贫穷和饥饿时，穆青同志几次激动地几乎滴下眼泪。农民的疾苦是始终牵动着他的心的。
穆青同志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历程时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容易，我紧跑慢跑，虽然摔了跟头，爬起来再跑，总算跑到终点了。”这句看似朴实的话，在我们这些与他相知的人眼里，却是藏有深意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确经历的太多，盲从的时候也多，缺乏独立思考，跌跌撞撞跟着跑，”摔了跟头”还不知道是怎样跌倒的。穆青同志自然也并非完人，也有过”汤池流大川”的盲从，工作中有过过失甚至是错误，但他总的说不文过饰非，他的为人，他的气节，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这也是新华社的干部员工深深怀念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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