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陶铸在广西
[ 2003年第12期 我随陶铸在广西 作者：姚里军 ]
“打长工，还是打短工？”
1950年11月，广西解放一年了，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利用广西复杂的地理环境，四处流窜，冒出了很多”番号”，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自封”司令”什么的。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当时在广西主持工作的是张云逸（后授衔大将），年事已高，毛泽东主席便指派时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前去接替，领导那里的剿匪斗争。
记得是一个下午，各部门派出的随从工作人员一共20多人齐集在军区政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候陶铸的到来。此前，听说他因患肺结核病住院疗养，不等完全康复便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陶铸是我们南下工作团的总团长，我从来没见过，现在竟要被”接见”了，很感荣耀，但看到大家情态凝重，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又不免有些紧张。
就在这时，一个面貌清癯的中年人快步走了进来。他，中等身材，留着平头，头发花白。认识他的老同志们纷纷站了起来，表示敬意。”你们都来了，好。”他环顾四周，向大家含笑致意。浓黑的双眉下，目光炯炯，锐敏中蕴藏着可亲的和善。只见他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到每一个人面前，逐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单位，不时交谈几句。到我的面前时，我立即站起：”我是新华社见习记者”，跟着报上自己的名字。他端详着我，看出我是参军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笑了笑，连说”好，我们的工作很需要记者的报道。”
陶铸把这次的任务交代了以后就散会了。整个”动员会”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会场布置，没有仪式，更没有充斥着空话和套话的”报告”，十分务实，还有融洽的感情交流。我印象很深的是，陶铸说，”我在电话中问毛主席。我这次去，是打长工，还是打短工？毛主席回答是，打短工。”实际上，他此去就没有再回武汉了。在他看来，人民是主体，工作就是给人民打工，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尽责任。这是多么通俗而又深刻的理念。他把自己的位置严格地放在人民之下，居高位而不改本色，这和某些权力者高高在上的做官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政府建筑物上矗立着”为人民服务”的金色大字，这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宗旨。但更要镌刻在心上，和生命融合在一起，就像陶铸这样，成为生命的宗旨，精神的支柱，信仰的力量。
这就是他给我的第一次教育。
从武汉到南宁
第二天，陶铸便率领我们南下了。这是一节特挂的软席车厢。说是软席，铺位和现在的硬席一样，只是少一层。车到湖南，他叫警卫员买了很多橘子，散发给大家，并到一些铺位上和大家交谈。到我的铺位前，他立即喊出了我的名字，我钦佩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不就是昨天见过一面么，在场还有那么多人。以后终于悟出，这首先是因为他非常关心人的缘故。心中没有群众，没有别人的位置，能记住别人的名字么？据说他对自己唯一女儿最早的品德教育，就是要多多关心别人。
“祁阳到了，这是我的家乡。”他站到车窗前，深情地远眺窗外山峦起伏的大地。
“有多少年没回去了？家乡还有亲人吗？”我问。
“一直没回去过。家里还有人。”这个”一直”，跨度竟是20多年。
“这次能回去看看吗？”
“没有时间啊。”他微微摇头，一丝遗憾从他的脸上掠过。
列车隆隆地奔驰，他一直伫立在窗前。
到了南宁，随从人员大部分都按原来分配的任务到各处去了，陶铸和他的秘书、警卫班人员，还有剩下的我，住在市郊的一幢两层小楼。这可能是国民党官员留下的别墅，面积很小，年久失修，上下楼梯，嘎嘎作响。陶铸所以选住这个简陋、偏僻的地方，可能出于一种低调的考虑。张云逸是当时广西的省委书记，年长资深，陶铸来代理主持广西的工作，如同”钦差大臣”的身份，但他不愿意张扬自己，他是来工作的，工作是一种付出，权欲则是一种谋取，在他的身上，不存在权欲的张力，他根本就没有取而代之的权力追求。
这个推测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得到了印证。张云逸、李天佑(后授衔上将)、莫文骅(后授衔中将)等广西主要领导人都来了。陶铸对张云逸执礼谦恭，开口总是”您老人家”，张云逸敬酒，陶铸连忙站起来，一饮而尽，连说”您老人家少喝一点，我多喝一点”，”您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其实他从不饮酒，他的语言和态度是那么自然，那么真诚，充满了对张云逸的敬重和爱护。整个宴会没有如今常见的阔绰和讲究，没有官场的虚伪和吹捧。这次宴请，准确地说，这次仅有的小型餐会，不过是洋溢着同志情谊的工作交接，笼罩在亲切礼貌的气氛中罢了。
“你来吃，我不吃”
我在广西的三个月里，这幢旧别墅就是陶铸生活起居的地方。广西省交际处派来了一个事务长和一个厨师照料他。当时军队伙食按等级实行供给制。陶铸是特灶，他的秘书关相生是团级，吃中灶，警卫员都是营、连级干部，吃大灶。我理应和警卫员们一起共餐。当我下楼去吃饭的时候，陶铸把我叫住了，”就在楼上一起吃吧。”我一下愣住了。这不合规定，再说，和陶铸一起吃饭，多拘束，说不定连饭都吃不饱呢。
“不，不，我是个排级干部，理应……”不等我说完，陶铸接过话去：”出来了，就不讲那些啦。坐吧。”就这样，我只好有些心怯地坐在关秘书旁边，开始享受起”特灶”的待遇。
第一天中午，是六菜一汤，都是不油不腻的高档菜肴，例如烤对鸽、清蒸桂鱼之类，有些我都没见过。陶铸面露不悦，交代秘书，”把事务长叫来。”不一会儿，事务长上来了。陶铸告诉他：
“我的伙食标准是两荤一素一汤，从来如此。以后还是按这个标准。”
“现在的标准是交际处规定的。”事务长回答。
“那就请你转告他们，我的标准从来都是两荤一素一汤，再说一遍，两荤一素一汤，绝对不要坏了我的规矩。”
晚餐摆上来了。陶铸从他的工作小房走出来，一看还是六菜一场，只是变换了菜谱，他勃然变色，”再把事务长喊来。”语言严厉，眼睛里迸射出怒火，”怎么搞的嘛，你还要我说多少遍？”我第一次看见他发脾气。
事务长很为难，解释说：”交际处领导说了，还是要按现在的标准。”
“不行，”陶铸提高了声音，态度坚定得无可商量，”我吃饭就按我的规定，明天还不改，你来吃，我不吃。”
自此以后，他那特灶伙食，就实在还赶不上我们军区的中灶了。他不抽烟，没有任何嗜好，交际处有时送来一些橘子，晚饭后，陶铸总是拿一些到隔壁房来，分给关秘书和我。他找些话题和我们闲谈，文学艺术，花鸟虫鱼，无所不有，气氛活跃。他对中国古典诗词尤感兴趣，能背诵很多，谈得兴起，就啧啧赞赏。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了江青，他的语气顿变，”她不过是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嘛。”我当时对江青不甚了了，但可以听得出，他对这个女人有着不便言说的厌恶和鄙夷。陶铸是性情中人，他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在政治品格上，的确和江青这种政治丑类水火不相容。他后来受”四人帮”迫害致死，是和凝聚在他身上的浩然正气分不开的。
亲自动手
我们在广西剿匪开始执行的是片面宽大的政策，群众举报抓到的匪徒，经过一番教育往往就释放了，有的匪徒抓放七次之多。由于这些顽固分子对群众实行报复，群众心中就产生了种种顾虑，造成了广西匪情的复杂和反复。
陶铸首先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需要制定一系列政治标语。他非常重视标语的内容。他说，”标语是为实现特定时期历史任务的行动准则，是党和政府政策的简明宣示，标语的内容就是一种责任承诺，一种性质区别，一种奖惩规定。必须以最简明的语言，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最确切的涵义。”
省委、军区，都设有宣传部，可以请他们先行拟制，自己做最后的审定。但需要一个过程，过程就是时间。发动群众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更重要的还是政策的内容。陶铸直接接受了中央的政策指示，是第一手资讯，与其辗转去办，不如亲自动手。凡重要文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请人代劳，已成了一种习惯。为此，他把自己关在小小睡房里—那也是他处理日常工作的地方，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拟出了一系列标语口号，作为领导层讨论的基础，确定后便大量地印发出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深深的思考，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我已经不能记起那些具体内容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标语口号集中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制定这些标语、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动，实践我们的政策，既有目的要求，又要切中实际。它承载着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成为强大力量的源泉。
广西的剿匪形势开始好转了。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所谓”宣传”造势是，一个活动来了，人们不惜花费，挖空心思地创造出一些豪言壮语和华美画面，烘托出热烈的气氛，至于是否实行，能否实行，没有去想，也不必去想。宣传是信息的扩散行为，前提是信息的真实性。大而空的口号，没有信息的含量，不准备实行的标语，扩散的是假信息，都是一种沽名钓誉、自欺欺人的行为。当我回忆起陶铸如此认真而又严肃地对待标语口号的言行时，我的思想里不由地浮起了这样的问题。当一家医院存在着收取病人”红包”，钱不到位、立马停药的现象时，我们面对大门口”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致标牌，能够心安理得吗？当一个二级学院挂起”全国一流，走向国际”的横幅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样的标语口号太不实际，缺乏可信性吗？这种形式主义的单纯宣传任务观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传，而是一种”做秀”、”矫情”，甚至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陶铸亲自制定政治标语口号的事实告诉我们，宣传绝不是多余的装饰品，表现的是一个政党，团体，部门对人民的责任心，是它的政治形象的展示。我们应当继承这份实实在在的精神遗产。
“上车吧”
我终于写出了下去后的第一篇通讯，准备回南宁去。陶铸说过，要给他看看。我才学做记者，质量不容乐观，但他既然说了，我就得送去。他要看的目的，我想也不会是了解我的写作水平，而是想从我的报道内容里，增加一些他对下面情况的了解。他重视第一手材料，从不放过任何这样的机会。
从村子到公路是两里多的田间小径，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很不好走。就在昨天，师政委听说陶铸到了师部，急忙驱车赶来。陶铸知道后，走了十多分钟到公路边迎接。军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陶铸却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他总是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包括他的下级。
上了公路，我向南宁方向走去。路面上，大小碎石暴露得很多，汽车过去，扬起一片尘土。已是11月末了，南方明亮的阳光依然灼人，不一会儿，衬衣便汗湿了，我脱掉外衣，顶在头上，甩手前进。采访写作的过程是艰辛的，一旦完成了写作，又会感觉到那份收获的快乐，这正是我此刻的心情。不知不觉，南宁快到了。
忽然，后面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声音。公路上汽车很少，我已在路边，便只管往前走去。
“嘟嘟，”随着喇叭声再一次响起，汽车己停到了我的身边。我掀开头上的衣服一看，原来是陶铸的车子，他已拉开车门，向我招手：”上车吧。”
一时间，我有些手足无措，和他坐在一起，那份拘束和紧张，真不如我走路自由自在呢。但已不容再说，只有硬着头皮上车了。
没想到这该死的沙发坐垫，在拘束和紧张之外，又给我带来了其它的”麻烦”。它的中间已经塌陷，一个人坐可以凑合，两人并坐一起，问题就突出了。我怕挤着陶铸，尽量往边坐，越往边坐，越往中间滑，在一边高一边低的”地形”上，屁股根本摆不平，车上连个拉手也没有，只有靠自己的”内功”来撑住身体的倾斜。想到陶铸也会有些不舒服，我又觉得非常不安，恨不得马上下车，或者停车让我坐到司机的旁边，但又不便提出，真有”内外交困”的感觉。幸亏我的耐力不错，终于坚持到了我们的住地。
现在我已是一个老人了，当我在路上蹒跚而行的时候，当年那戏剧性的一幕有时会叠现出来：我看见了官员的车队，听到了警车开道的尖啸声，路人已经急急避让了，那”闪开、闪开”的呼喝，仍在不断传来，平添了我对陶铸的怀念。
“修好了，把它再换回来”
这部”老爷车”成了陶铸和交际处第三次”争执”的焦点。
一天早晨，准备外出的陶铸在门口发现，等待他的汽车，换成了一部流线型的”别克”，这是美国名牌，样式新颖，在当时南宁那样的地方，跑在路上，真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感觉。
走路向来急匆匆的陶铸，来到车前顿时收住了脚步，他发现了这一变化，没有拉车门，而是吩咐警卫员，”把事务长喊来。”
“我原来的车子呢？”
“那部车送去整修了，交际处派来了这辆。”事务长回答。
“哦，是这样。”他问道，”要修多久？”
“个把星期吧。”
“等修好了，把它再换回来。”语气平和，但很果断。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没见”老爷车”回来。他又一次把事务长叫来，”不就是坐垫有点问题吗，怎么要修那么长时间？”
事务长只有据实回答，”交际处说了，那辆车外观老旧，以后就请您改坐这辆。”
“什么老旧？车子是代步工具，不是给人看的，你对他们去说，把它再换回来。”
事务长不明白陶铸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总是那么较真。他想起了伙食标准的事，他知道，陶铸不会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要不给他换回来，他再来个’你坐，我不坐’，怎么办？”他向交际处领导汇报说。
“老爷车”终于又回来了。陶铸像见到老朋友似的，连说”好，好”。
写到这里，央视《焦点访谈》晚上(2003年8月6日)正好播送一个节目，题目叫《无钱还债，有钱买车》，报道绥山县政府欠招待所、商家、群众的多笔债款，久拖不还，债权人到了无以生存的地步。法院判决归还，也不能执行。说没钱是假话，节目主持人说，他们把钱用去不断更新县里的轿车，从桑塔纳到桑塔纳2000，从红旗到帕萨特，从本田到什么V5……没完没了。算了一下，这两年，县机关就换了一共17辆新车，怎么说也要500多万元，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难道那些换下来的旧车，不能代步了吗？不，他们不是这样理解汽车的物质功能，在他们看来，汽车还有象征效应，它可以显示高人一等的权力身份，还可以作为一种豪华包装，掩饰自己精神上的贫乏，这也是一种”使用价值”。
“我们的首长派头不要太大了”
陶铸常常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在住处附近和广西当时的高层领导人，包括军队的首长们在一起散步，商谈工作。他们走走停停，把重要的话题解决在不拘形迹的谈话之中。这样的会谈，比起现在的宾馆会议，好像有些不大正规，有点”游击习气”，其实并不如此。
陶铸注重工作的内容和实效，不拘泥于形式，例如他看了我那篇通讯，认为有一定的资讯内容，就亲自动手，把它修改成一份情况报告，发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他善于利用所有的时间和条件展开工作，所以每天能做出很多的事情。
但是，当一定的形式说明一定问题的时候，又会引起陶铸十分的重视。
在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首长们带来的警卫员们总是尾随后面，或者撒向四周，形成一个保卫圈。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以一位首长平均至少随带两个警卫员计，合在一起，就是个不小的阵势，他们都是全副武装，一双双眼睛射出警惕的光芒，让人产生一种畏惧感。
这样的形式，我们习以为常，却引起了陶铸的重视，觉得过分了。他首先叫自己的警卫员们回去，”你们不要跟着”，然后转过头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的首长派头不要太大了。”
他了解南宁地区的安全状况，认为没必要带这么多的警卫员，他每天总是一个人出去，即便到下面去，连军区保卫部派来的关秘书也不带。
“警卫配备虽是组织上的安全措施，但在群众眼里，也是一种派头。”他接着说，”首长的派头大了，会成为我们和群众联系的障碍。”他强调群众的视角，在他看来，警卫的簇拥，就像是在群众前面隔起了一道武装的墙壁。”人家躲还来不及呢，怎么接近？”
一次，一起散步的首长比较多，随带的警卫员约30人之众，已经不仅是派头，而形成一支威慑力量了。陶铸目睹这”形势”，浓眉紧蹙，他大声地告诉警卫员们：”你们走开些”，然后又一次重复地说：”我们的首长派头不要太大了。”停了一下，他补充道：”这会脱离群众啊。”这句话他说得很郑重，很深情。解放初期，”脱离群众”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这些军事首长，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滚打过来的，深知人民群众是胜利的保证。他们肃然不语，让人感觉出内心的感悟和警惕。
如果我们能一直警惕地把脱离群众看成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并把它保持到今天，我相信，我们的建设成就会比现在还要大得多。我住的地方离省委大院很近，那里林木蓊郁，群众常去晨练。如今不行了，不仅筑起了高高的围墙，门口警卫森严，递封信进去都很难。上访本是人民群众的权利，”群众权益无小事”，需要用围墙来阻断他们同党和政府的血肉联系吗？
共产党人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走进十万大山
广西南端毗邻越南一带，崇山峻岭，总名十万大山，范围广大，位置特殊，环境险恶，自然成了匪徒们聚散活动的地方，也是广西当时剿匪的一个重点地区。陶铸在初步完成全省的工作部署以后，决定深入到十万大山地区，亲自考察那里的剿匪形势。
这是一次艰苦而又危险的旅行。陶铸坐的是中型吉普车，前后两辆军车上载着荷枪实弹的20多名战士。公路上少有行人和车辆，这支小型武装的出现，目标很显眼。要是遇上大股匪徒的袭击，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陶铸是清楚的。但是，他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便少有个人的顾虑。决定了，就行动，他的意志似乎是不可征服的。
从南宁出发，有公路可以到达十万大山边上的一个小镇，大约200公里，因为路况差，汽车颠簸了四个小时。到了这里，只看到几间破房，没有街道，没有人影，四周是死一样的沉寂。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不知名地方，却是我们进山的通道。汽车没有用武之地了，它们必须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的团部，派来了一个连的部队，还有几匹马，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护送陶铸进山。
跨过公路边的小河，就是层迭起伏的十万大山。一条窄窄的石板路，顺着山势，在两山的夹缝间蜿蜒曲折地伸延，山上的石缝里稀疏地生存着一些树木，有一种荒凉感。
山区的气候多变，进山以后，就遇上了绵绵细雨，到达团部的第二天，气温下降，我连连打喷涕，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我想坚持，也许明天会天晴，实在不行，就向团里的宣传干部借件衣服。就在我想着如何对付的时候，陶铸已经嘱咐团政委给我找来了一件棉衣。这一天，他一路奔波，鞍马劳顿，根本没有休息，真是很辛苦了。他是个急性子，一到就要了解这里的情况，考虑解决的问题，怎么还会想到这样的小事呢？这真出乎我的意外。
这件崭新的棉衣使我顿时暖和过来，度过了几天的寒冷。
关心人并不一定需要倾听别人的诉说—那往往是一种同情或怜悯，是一种人性的感发。真正意义上的关心人来自自己的感觉、体察和思考，那是一种理性的自觉，是一种主动的感情给予，它来自一种美好的品德，是一种秉性和习惯。
这就是陶铸式的关心人。
在返回公路的山道上，广西军区的一位摄影记者和我不期相遇。听说是陶铸来了，忙问，”在哪里？”我说，”骑马的就是。”只听他说了一声”天赐良机”，拿出相机，拔腿往前跑去。这家伙长得壮实黝黑，就像一股”黑旋风”，一下子冲到了前面，在一个拐角地方选好了角度，等待着。
我们的行军队伍拉得很长，不一会儿，骑马走在中间的陶铸出现了。就在”黑旋风”准备按动快门的时候，陶铸说话了：
“你不要照我嘛，要照我的部队。”他向前后方向挥动着手臂。
“照我的部队。”他在马上再一次强调。
“是。”黑旋风答应着，连连拍摄，走到另外一个山坳，又拍了好几张。这家伙高兴极了，他猛吸了一口烟，禁不住自我庆幸起来，”真是走运，特大收获。”
他在公路上发火了
回到了公路，快11点了。我们的汽车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陶铸命令上车，马上开回南宁去。这里烧水的条件都没有，别说造饭了。
司机们开始发动汽车。一部车子发动了，又一部发动了，还有一部军用卡车，任你怎么发动，大家轮换着在前面猛力摇把，也点不着火，趴在那里，动也不动。
陶铸先是站在旁边等待，然后沉思地踱步，像是在考虑着什么，大约半小对过去了，他开始烦躁起来。看见司机们打开引擎盖，围在一起，仔细检查，想寻找哪里出了毛病，他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
“你们这几天都在这里干什么？”他的脸突然变色，涨得通红，眼睛瞪得圆圆的。”你们都干什么去了？说啊，为什么不早早检修？”他指着那几个留守的司机，越想越气，大声地斥责，”真是乱弹琴。”
当时的愤怒真是令人难忘，”你们，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你们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工作？”他双手叉腰，气得每句话都有些发颤了。
司机们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更没见过陶铸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们谁也不敢说话，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陶铸批评得正确，这完全是一种失职行为。临来前，车队领导一再交代，这次出车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还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关系到陶铸的安全啊。
其实，陶铸发这么大的脾气，倒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于他来说，时间的确太宝贵了。除了吃饭、睡觉，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一环扣一环，没有机动的余地。哪怕坐在车上，他的大脑也在思考。这是毫不夸张的真实。我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就是，每当他的汽车回到住处，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的时候，就一定会马上听到他的呼喊：”关秘书，把电报拿来。”这已经成了他的”铁律”，每次都是这样。关秘书也总是等他一上楼就把中央和各处来的电报交上，从不耽误他的分分秒秒。今天下午，他一定有不少的工作安排，也许有重要的约见，也许有事情等待他的决定，但此刻，他只有无奈地在这里来回地走动。
司机们怎能理解，白白地浪费这几个小时，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怎么不发火呢？
回到南宁不久，我便调到广东沿海地带采访去了，从此再也没见到陶铸。但是关于他的这些记忆，却一直留在我的心中，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半个多世纪。在这些记忆中，没有重大事件，那些都有了历史记载。我所回忆的只是陶铸的历史碎片，却都是真实的记录。就像翻出来的老照片一样，可以让人们在那个时代的背景映衬下，对陶铸的精神特征和人格形象，产生具有生活实感的认知。
陶铸于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市，才61岁。他死的太早了，死于那个荒谬的年代，实在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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