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大家王世襄追国宝
[ 2003年第12期 文博大家王世襄追国宝 作者：李经国 ]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建国后在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文革”结束国家恢复职称后评定的第一批研究员。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上个世纪末，曾经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本世纪出了一个钱钟书；下个世纪可能会再出一个钱钟书，但出不了一个王世襄。这主要是因为很少有人像王世襄那样融入他的时代、交往的人群和民间的游艺之中，并一一详细生动地记录下来。时代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所以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王世襄了。当然以上只是他成就的一个侧面。此外他还有许多有关美术史、工艺美术研究的重要的著述，是一位有着卓越成就的专家。但有谁知道在他辉煌的人生中掩藏着一段至今尚未昭雪的伤心历史。而这段历史却源自世界闻名的文博机构—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位老文博工作者，王世襄却胸无芥蒂，始终还紧密地与这个中国最为著名的文博机构联系着，有召必至协助工作，并赠送历年的著作二三十种之多。
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与故宫院长马衡先生是南洋公学同学，交谊深厚；并曾受聘任故宫顾问，协助院中的外事工作。
1944年，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损会”）。1945年9月在世交马衡与梁思成两位副主任的引荐下，王世襄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当时的正代表是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副代表为唐兰、傅振伦，但由于交通困难始终没有到任。清损会平津区工作结束后，王世襄又被清损会派往东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的专员。在此前后约两年的时间内，王世襄参与了抢救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的工作：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收购郭宝昌觯斋藏瓷，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抢救朱启钤存素堂旧藏丝绣，调查、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古物和从日本押运善本书籍回国。其中，杨氏青铜器、郭氏瓷器、溥仪存放张园的文物、朱氏丝绣等四批文物先后入藏于故宫博物院（由于存素堂丝绣当年由东北边业银行出资购买，故1951年故宫将全部丝绣交换给辽宁省博物馆）。
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据王世襄回忆：经古玩商陈耀先、陈鉴堂、张彬青等人提供情况，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纳粹德商杨宁史买去。杨氏是禅臣洋行经理，洋行及住宅的地点在东城干面胡同中间路北。杨在天津也有洋行和住宅。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到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去查看，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追查此批文物而来。女秘书说，目录是德人罗越交给她打的，如需用这份目录，请告知罗越。王世襄拿目录找到罗越，罗氏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则为杨宁史所有。杨此时在天津，因日本投降后，限制日、德两国人自由行动，故杨不能到北平来。为了使杨承认有这批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对质。罗越离京去津的许可是经沈兼士备文去北平市警察局批准签发的。王世襄同时还去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联系，请将此事告知该局的在津办公处，会同调查处理。另外还去行政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负责人谭伯羽、曾昭六），也要求他们支持这一工作。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古青铜器一百二十七件和古兵器一百三十六件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1月25日的《华北日报》（北平）曾以《德人杨宁史呈献所藏古铜器经我接收在故宫陈列》为题予以报道：”德商禅臣洋行华北经理杨宁史，酷好中国艺术，搜藏古代铜器及兵器，中多商周时代精品。宋院长上月莅平获得关于文物报告，过津时，曾召杨晋谒。而杨以该项藏器，原系中国古物，自愿全部呈献我国政府。现经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谭主任指派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故宫博物院处长张庭济，国内专家于思泊、邓以蛰等，于一月二十二日在故宫御花园绛雪轩点收，共二百四十余件，由故宫博物院保管，并辟专室陈列。据专家称，此批铜器在学术上甚有价值。”1999年9月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故宫青铜器》一书著录故宫所藏珍贵器物三百四十八件，其中包括杨氏旧藏和与其旧藏相同的器物。杨氏藏器包括商代后期的鼎、正鼎、癸觚、山妇觯、作尊彝尊、矢壶、□方鼎等，春秋后期越王者旨於赐剑，列个人数量之首。杨氏藏器皆为生坑器物，类别全、涵盖广、时代序列完整、器型和花纹图案精美，其珍贵程度超过其它各家藏品。最为著名的是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杨氏青铜器被故宫接收后不久，在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次文物展览时，曾运往参加展出，引起轰动。
觯斋藏瓷是王世襄为故宫抢救收购的又一批重要文物。郭宝昌，字世五，号觯斋，古玩铺学徒出身，后为袁世凯管总务，是著名的瓷器鉴定家和收藏家。1935年郭氏逝世后，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1945年9月在王世襄将离重庆前，马衡对他提到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到北平后可与郭家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归公家收藏才好。到北平后，王世襄找到郭昭俊与之协商。因郭瓷不是敌伪资产，除收购外，别无它法。郭昭俊同意由公家收购，惟收购经费无着。王世襄只好去拜谒前辈朱桂辛（启钤），请示杨铜、郭瓷两项如何办理。正在无法进展之时，一天忽接到朱启钤电话，命前往，告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来朱家，命王世襄赶快把办理杨铜、郭瓷多方受阻的经过，写成”节略”，等宋来时当面呈交。宋看过”节略”后，表示马上由他去办。朱氏又请最熟悉郭家情况的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从中协调。1946年2月24日，觯斋藏瓷由宋批准出资收购，从郭家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
这批郭氏藏瓷时间跨度大、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史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不但有很多精美的宋瓷，还有故宫藏品中罕见的古铜釉乳钉牺耳尊，共计四百二十二件。包括：后周柴窑瓶一件、唐昌南窑宫碗一件、唐邢窑三件、宋景德镇窑十件、宋钧窑九件、宋东窑八件、宋汝窑四件、宋官窑三件、南宋官窑四件、宋龙泉窑八件、宋哥窑六件、宋定窑十一件、宋建安窑三件、宋建阳窑五件、宋河南窑一件、宋磁州窑一件、南宋吉州窑九件、南宋广窑五件、金宿州窑三件、元临川窑二件、元枢府窑五件、元景德镇窑一件、元钧窑天青窑二件、元龙泉窑二件、明钧窑三件、明景德镇窑十一件、明处州窑一件、明德化窑五件、明洪武窑二件、明永乐窑九件、明宣德窑二十七件、明厂官窑八件、明成化窑二十九件、明弘治窑二件、明正德窑九件、明嘉靖窑五件、明隆庆窑一件、明万历窑二件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大量瓷器。
王世襄参与了接收溥仪遗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一批文物的工作。1946年7月，美军驻军在天津张园（原为溥仪寓所）屋内发现两具保险柜，一具已空，一具锁住尚未打开。受沈兼士的指派，王世襄去天津后才知道此批物品为溥仪离去时未能带走的文物，共计二十一匣，一千零八十五件。包括玉器五百五十件、瓷器三十五件、珠宝饰物七十二件、翡翠八十二件、朝珠手串三十九件、金器二十四件、书画五件、景泰蓝珐琅十八件、洋表六十四件、烟壶四十四件、铜镜二件、图章七十件、旧笔七件、文玩什物五十八件、杂项十五件。这批文物个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其中以商代鹰攫人头玉佩、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后赤壁赋图》、元初钱选《孤山图》、元赵孟书《道德经》、赵孟《秋郊饮马图》、元邓文原章草卷、黄杨绿翡翠扳指等尤为珍贵。经王世襄与有关各方人员的努力，18日乘火车将此批文物押送到故宫绛雪轩清点并送入延禧宫库房。1946年7月20日《华北日报》（北平）以《溥仪出宫时携去文物经美军在天津发现现已运平移交故宫博物院》为题作了报道。
抢救朱启钤存素堂旧藏丝绣。朱启钤（1872-1964），号桂辛，贵州紫江人，室名存素堂。辛亥革命后，任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营造学社的创办人，对古建筑、髹漆研究、成立北京古物陈列所、开辟北戴河地区等多方面文化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朱氏雅好集藏缂丝、刺绣，时代自宋至清，约二百件，以辛亥革命后从恭王府购买之精品最为珍贵。明项子京和清安岐、梁清标、盛昱等人旧藏的一部分珍品也为其所藏。珍品包括：宋缂丝绣线合壁册（朱克柔缂丝牡丹、朱克柔缂丝山茶、缂丝宋徽宗御笔花卉）、宋缂丝崔白《三秋图》轴、宋缂丝《八仙介寿图》轴、宋缂丝《迎阳介寿图》卷、宋缂丝《海屋添筹》卷、宋缂丝吴煦蟠桃花卉轴、宋缂丝《蟠桃春燕图》轴、宋缂丝天官轴、宋缂丝《紫鸾鹊谱》轴、宋缂丝牡丹团扇、宋缂丝芙蓉片段、宋缂丝米芾行书卷、元缂丝《释迦牟尼佛像》轴、元缂丝通景花卉屏障残幅、元缂丝宜春帖子和《岁朝图》合壁轴、宋缂丝绣线合壁册（宋绣瑶台跨鹤、宋绣海棠双鸟、宋绣梅竹鹦鹉）、宋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明顾绣韩希孟花鸟册、明顾绣花鸟人物等。朱氏曾将其藏品一一著录，撰成《存素堂丝绣录》。
1924年前后，日本实业界巨子大仓喜八郎托人愿以银洋100万元购买，遭到朱氏拒绝。后朱因经济拮据，经张学良介绍，在得到今后不得售与外国人的承诺后，以20万元的代价售与东北边业银行。”九一八”事变后，这批丝绣被伪满定为”国宝”。在日本将此批丝绣影印成《纂组英华》大型图录。
1946年5月，长春已被解放军包围。朱启钤忧心如焚，倘长春遭轰炸或发生巷战，丝绣极可能被毁。必须想方设法将其抢运出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正好宋美龄此时到北平，将去东北。王世襄接受朱启钤的指示，立即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王世襄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个呈文，由朱启钤设法转送给宋氏。丝绣果然立即从长春被空运到京，存在中央银行保险库，不久被拨交给故宫博物院。
由于故宫旧藏的珍品解放前夕大部分已被运送至台湾，因此，毫无疑问，以上几批文物对故宫博物院就显得尤为重要，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院藏，甚至不少文物已经成了故宫镇院之宝。
调查、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古物。1946年初，天津正在分批遣送日本人回国。当时有规定，日本人的文物一律上交，不准携带出境。3月15日成古斋古玩铺孙成章向王世襄报告，天津同业李文治知悉日本人原田广冶、税田义人藏有相当名贵的宋元瓷器，应调查追回。孙氏表示愿意陪王世襄去津，找到李文治后，再由李带领去找原田、税田。3月21日，王世襄与行政院天津敌伪财产调查委员会主任张子奇在孙的陪同下到达天津，找到李文治，先到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及天津市警察局说明来意，两处派人同去找原田、税田。二人承认有宋元瓷器，因遣返时不能带走，已将瓷器转移给美军少尉德士嘉定。经与日本人对质，德氏承认接受过瓷器，但已于日前用军邮寄回美国。王世襄严正指出，日人及少尉均违反法令规定，令日人具结开明品名及件数，少尉写下邮件的地点、日期、收执号、美国收件人姓名等。并建议天津警察局待此案了结后再遣送两个日本人回国。
次日，王世襄持德氏所开的寄件日期及收执号等去天津美国军邮处核对，查明情况属实，25日由津返平。回平后王世襄向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敌伪产业处理局汇报了此行的经过，并向南京清损会作了书面报告。随即由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备函致美军驻平司令辽尔斯中将，通知他德氏的违法行为和所取得的证据，包括原田、税田具结抄件及军邮收执号码等，要求他追查此案并做处理。1947年，被追回的古物由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交我外交部转中央博物院接收。此批文物为原田原来赠送美军的古物约二十五件，其中包括宋定窑碗、宋黑定窑碗、宋梅瓶、元钧窑香炉、宋香炉、明宣德碗、三代铜器、三代小爵、三代香炉、明初青花梅瓶各一件及宋画两幅；税田赠送美军的古物二十五件，包括康熙青花壶一件、乾隆粉彩皿六枚、康熙青花小壶一件、明青花小壶四件、雍正青花小杯五件、宋磁州花瓶一件、宋龙泉皿一件、宋龙泉碗二件、元钧窑碗一件、明青花皿一件。
从日本押运善本书回国。江南数百年来为中国人文渊薮，明清两代的著名藏书家大多集中苏、浙、皖等江南数省。抗战爆发后，江南的藏书家难以继续保存旧藏的古籍，有些藏书家的后代也无意保留先人的图书，纷纷出售。于是上海成为南方最大的古籍交易市场，越来越多的江南文献、珍贵古籍被汉奸官僚、敌伪机关、境外的科研院所以及”满洲国”抢购而去。爱国仁人志士对此深为忧虑。在这江南文献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郑振铎为首，由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共同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联名致信重庆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强烈要求拨专款予以抢救。正当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和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因战时经费短缺难以筹得巨款而焦虑时，得知抗战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曾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一笔建筑费，该馆因战争爆发而迁移，大部分建筑款并未使用。经与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协商，决定先用此款购置图书，蒋氏并决定亲自到上海具体落实购书计划。1940年1月19日郑振铎、张元济、张咏霓、何柏丞、蒋复璁以及原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开会确定，为保密起见，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的名义购书。自此在”孤岛”上海掀开了惊心动魄的江南文化的抢救工作。在这场保卫民族文化的战斗中，先后有刘世珩的玉海楼、邓邦述的群碧楼、邓实的风雨楼、张均衡的适园、刘承干的嘉业堂等著名藏书家的藏品被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下来，其中尤以刘氏嘉业堂的藏书最为珍贵。刘承干是民国年间著名藏书家，藏书楼名为嘉业堂。刘氏藏书一万二千四百余部，十六万多册，六十万卷，单是书目就有三十册，多数为名家故物。所藏明代史料尤为丰富完整，单是明刊本即有一千九百多部，在藏书家中独占鳌头。民国初年，刘氏将其中善本移往上海保存。1941年4月，文献保存同志会以二十五万五千元选购了刘氏所藏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抄校本三十余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学者苏精认为：时至今日，中央图书馆藏书中不仅是空前的、很可能是绝后的，便是以嘉业堂这批独步古今的善本为主所形成的明代史料。
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上海即将陷落，抢救文献的工作才被迫停止。正如后来随国民党撤退去台的蒋复璁所说，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1941年间，其中的二千三百九十部、约一万三千册珍籍，包括刚购置的嘉业堂藏书在内，由沪寄到香港，拟连同在港所购共三万多册运美，请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转存国会图书馆。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即沦陷，藏于香港的这批古籍落入日军之手，被运往东京。1946年2月在日本被重新发现，经清点共计三千二百八十六部，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
1946年底，王世襄作为清损会派往日本的专员，于12月中旬到达日本，在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文化教育组）工作。在日期间，王因感到美国刁难设阻，调查文物损失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留在日本只能空耗时日，而故宫的基本工作亟待开始，不由地想回故宫效力。因回国申请遭到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反对，只好寄希望于代表团批准。经吴文藻、谢冰心两先生帮助说明情况，团长朱世明终于同意由王世襄将在日本发现的这批善本书押运回国。由此王世襄意外地参与了运送这批江南珍贵文献回国的工作。令王世襄意想不到的是回归之路却是那么的艰难。
当时善本书存在东京上野公园内，船码头则在横滨，坐火车要走一个多小时。由于码头没有库房，不能把书运到码头等船，这就大大增加了运书的困难。因为运书上船至少前一天要通知文部省，第二天才能提书。书共一百零七箱，需用卡车五六辆，也须前一天联系好才能有车。
要装运书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来船去上海；船上有舱位，可以承担一百零七箱图书的运输任务；有条件接待押运员随行；该船在横滨停留三天以上。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唯一妥当的办法是到码头上轮船公司去，查看轮船报公司的表格，由公司与货船一一核实，确知其符合押运图书的种种要求，并得到货船的答复，明确无误，确定可以使用，才敢动手去运书。
为了尽早将这批国宝运送回国，王世襄每天上午都去横滨，坐在船公司内，随时查询来船的情况，下午才回东京。经过十多天的值勤，确知有一艘美国货船将在横滨停靠三天后去上海，船上有空吨位。王世襄与公司及船长核实情况后，赶回东京，报告代表团并通知文部省。次日中午去上野公园用从美国代表团借的卡车装好书，下午由美国宪兵摩托车开路，七八辆卡车将书箱送到横滨码头，四天后（船在横滨多停留了一日），满载着中国珍贵的古籍文献的货船驶向了上海。船靠上海码头后，王世襄将书箱移交给前来接书的谢辰生和孙家晋。至此，艰难的运送工作宣告结束，为此王世襄的体重减轻了十几磅。
翌年2月，此批古籍全部安全返回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年国民党撤退时，又被运往台湾。
王世襄追回了数以千计的国宝，使祖国文物避免了遭受重大的损失，功莫大焉！王世襄的功绩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王世襄与故宫古物馆的人员一道，在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布置了新入藏的杨宁史铜器、郭宝昌瓷器两个专门陈列室。
然而，历史对王世襄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上世纪50年代初，正是由于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便自然成为故宫”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虽然他是清白的，但清查者却没有给他清白无辜的结论，以致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并且让他离开了故宫博物院。在以后的反右中又遭受迫害。
离开了曾经要一辈子为之献身的故宫博物院，对王世襄和故宫都是莫大的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又是王世襄的大幸，更是民族文化的大幸。就像他撰写的《大树图歌》中说到的：”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下转32页）（上接14页）欲哭泪已无，化泪为苦学。”这种欲哭无泪的境遇，更促使他发愤建立和挽救了一批民族文化的绝学：无论是明式家具，还是中国竹刻；无论是中国葫芦，还是北京鸽哨；无论是明代鸽经，还是清代鸽谱；无论是蟋蟀谱，还是匠作则例；以及清代宫廷跤运动员喜爱的放大鹰、养獾狗等民间游艺……通过他不懈地穷本究源，许许多多的已罕有人知的东西，沉寂后又被激发出来，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工艺又成为了一门门新的高雅的绝学。王世襄先后出版了《广陵散》、《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雕刻集影》、《中国古代音乐书目》、《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中国竹刻图录》（与翁万戈合编）、《明式家具珍赏》（中、英、法、德等各种文种的版本）、《故宫博物院藏雕漆》、《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合编）、《明式家具研究》（中、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北京鸽哨》、《竹刻》、《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选集》（与美国Curtis Evarts合编）、《竹刻鉴赏》、《明式家具萃珍》、《锦灰堆》、《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影印各处藏本）、《中国画论研究》、《锦灰二堆》、《自珍集》等不下三四十种。
历史，不断地周而复始！历史，又是那样的不可逆转！1956年吴仲超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这位求贤若渴的伯乐曾经通过文化部想把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工作，但因种种原因而未办成。随后王世襄被吴仲超院长聘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并在故宫设有专门的休息室。
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但王世襄为国家追回国宝的热情至今仍然不减。2003年，王世襄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赋诗一首：”为赎中华国宝还，悬金求索不辞艰。一朝展馆容瞻赏，万众欢欣尽笑颜。”其诚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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