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斗士杜斌丞
[ 2003年第12期 民主斗士杜斌丞 作者：王宇明 ]
1947年10月7日，卓越的民主运动活动家杜斌丞同志，在蒋介石、胡宗南匪帮的屠刀下壮烈地牺牲了。翌年10月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隆隆炮声中，陕甘宁边区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延安隆重举行追悼杜斌丞殉难一周年大会。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报告杜斌丞生平业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先后讲话。大家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对为和平民主事业英勇奋斗、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杜斌丞沉痛哀悼，衷情赞颂。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书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笃信赤帜志弥坚
杜斌丞，原名丕功，字斌丞。陕西省米脂县城人，1888年5月20日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7岁时入私塾，1905年到绥德中学堂读书，1913年夏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
1917年夏，杜斌丞毕业，谢绝了许多朋友的挽留，回到偏僻、落后的陕北，在榆林中学担任校长。在办学期间，他采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特别可贵的是，杜不顾校内外保守势力的反对，大胆聘请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在他的支持与鼓励之下，这些老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他当了10年校长，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其中就有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宜、李力果等，后来他们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重要干部。
在大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处于逆境之时，杜斌丞仍能分清大是大非，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他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安城里议论纷纷，有些青年一时分不清是非，看不清方向。杜斌丞则以鲜明的观点引导他们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杜斌丞向杨虎城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的协定.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使十七路军与红军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的阴谋。
为了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13日，党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筹建红军联络站时，毛泽东致信杜斌丞，信中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杜斌丞这样看重和信任，使他的心情非常高兴与激动。他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对张文彬的工作大力协助，并建议杨虎城委任张文彬为西安绥靖公署秘书。9月8日，张文彬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我已与杜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方推动外，并可向孙（孙蔚如—笔者注）等尽力推动。我观察他同我谈话的态度均很诚恳。”
西安事变前夕，杜斌丞针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消灭红军、削弱杂牌军的阴谋，向杨虎城提出了”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抗日的建议。他对杨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这个建议对促成杨虎城和张学良团结抗日以至发动西安事变都起了积极作用。
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当日，杜斌丞受命担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代表杨虎城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中信任共产党，依靠共产党。周恩来到西安后，从国家民族最高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杜斌丞听后当即表示衷心拥护。他敬佩地说：”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毛泽东称赞他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
为民主奔走呼号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动政策，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更为猖獗，使杜斌丞对国民党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看得更加清楚。就在这时，杜斌丞接连两次收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送来的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拉他参加国民党，均遭到断然拒绝。
1940年7月16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如狼似虎，突然闯入杜家，以搜捕共产党员为名抓走了杜斌丞的随从杜良明和来访的客人。这使杜斌丞异常愤慨：现在，我还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员嘛，他们就事先不打招呼，派特务闯入我宅，搜我的家，抓我的人，真是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翌日，杜斌丞怒气冲冲地跑到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家中，怒斥特务暴行，据理要人。蒋无理以对，装作不知此事，传令让杜将杜良明带回。杜斌丞回到家中，仍然怒气难平，当即挥笔疾书，给蒋鼎文写信，坚决辞退省政府委员和其他一切行政名义。公然申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
从此时起，杜斌丞专心致志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为民主四处奔走呼号，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开始了新的斗争。
1941年夏，杜斌丞到了广西桂林，由朱蕴山介绍，会见了抗日反蒋的李济深将军，商定开一个秘密会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以游览名义乘车到了城外李任仁家中。李是广西参议会议长，是一位民主人士。在这里，杜斌丞和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讨论南北如何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问题。最后制订了一个计划，组织南北各军同时起义，包围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与延安合作，坚持抗日。并决定由杜斌丞担任西北方面负责人。后因种种困难，计划未遂。
是年秋，杜斌丞又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接触的人士更为广泛，其中有共产党员，有爱国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上层人物。谈论的问题也更加广泛深入，政治视野也更加开阔。就在此时，经王炳南、屈武介绍，杜斌丞参加了秘密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担任陕西组组长。从此，杜斌丞开始了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日民主运动，革命斗志更加激昂。
1943年夏，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杜斌丞到了云南省昆明。到后不久，就由周新民介绍会见了昆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华岗，并经常联系。又与老同学、著名人士张奚若多次深谈。并走访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许多教授、学者，应邀出席了民主人士组织的座谈会、报告会，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罗隆基、杨春州等知名人士，收获甚富。他第一次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就引起巨大反响。
1943年冬，杜斌丞由朱蕴山、韩望尘陪同到了成都，与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等人会晤交谈。他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情况，向张澜主席明确进言。杜斌丞的西南之行，对于促进西北与西南民主力量的联合，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为发展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作出了宝贵贡献。
“屡作罪言安复危”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杜斌丞审时度势，决定返回西安，迎接新的斗争。
中共周恩来副主席对杜斌丞回西安后的安全问题十分关心，特约他晤谈。周恩来指出：”胡宗南正在准备进攻延安，西安的环境日趋恶化。你在反动派面前的目标太大了，你回西安难免有遭到叵测的危险，你可先到上海工作一个时期嘛。”稍顿，又说道：”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方面不是也能作出伟大的贡献吗？”
杜斌丞听了周恩来十分关怀诚恳的劝告非常感动。但他还是激动地表示：”周先生！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坐到后方按兵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敌人了。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那里也需要人，我应该回去。”杜斌丞如黄钟大吕一般的慷慨之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使周恩来和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
2月4日，杜斌丞由重庆回到西安。为了加强对民主运动的领导，首先调整和充实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经过这次调整，主任委员仍是杜斌丞，委员有杨明轩、王菊人、成伯仁、李敷仁，秘书长杨子廉。总支部下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和青年、文化、妇女、财务、国内联络五个委员会。为迎接新的斗争作了组织领导准备。
杜斌丞根据周恩来关于积极从事大后方的舆论宣传工作，大力扩大民主救国思想影响的指示，同杨明轩等一起首先创办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以下简称《联合版》），由成伯仁任社长。之后还创办了《老百姓报》、《新妇女》、《文化周报》、《农村周刊》等报刊。
在这些报刊中，战斗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是《联合版》。它高举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敢于为老百姓说话，敢于反映民盟的政治路线。许多文章，切中要害，猛击时弊，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与惧怕。
杜斌丞回到西安后的第四天，即2月8日，他就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联合版》发表长篇谈话，针对蒋介石要求修改政协会议决议的反动图谋，向蒋介石公开宣战：”本人对民主运动向具热忱，去年（1945年）十月民主同盟代表大会上，已将我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个人既拥护民主政治，至愿民主运动日趋展开，使中国迅速实现民主的新国家。”
从此之后，在西北，以杜斌丞为中心的民主力量与蒋介石、胡宗南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围绕着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一天比一天紧张激烈起来。
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始时不准许各大商户在《联合版》上刊登广告，不准许老百姓订阅《联合版》，企图从经济来源上卡死《联合版》。达不到目的，特务机关就给报社写恐吓信，在信封中装上子弹威吓，扬言要捣毁《联合版》。然而报社职工，无所畏惧，坚守岗位，《联合版》照常出版。
威吓不灵，大打出手。3月1日，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纠集一群特务、流氓、暴徒举行反共、反苏游行，并趁机捣毁了《联合版》报南院门营业部。报社职工无比愤慨。他们在杜斌丞的指示与鼓舞下，顶住压力，坚持工作。第二天报纸照常出版，并发表了《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号召各界人民奋起声援。
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联合版》报的暴行激起西北及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各地给报社的声援和慰问信多达3000余件。郭沫若、沈钧儒、茅盾等人也致函慰问，热情鼓励：”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日遭忌视。然拥护贵报之人固遍于全中国，尚望再接再厉，共同争取民主自由之实现！”
西安和全国各地爱国民主人士对报社的慰问和鼓励，更加激发了全体职工的斗志。同时也使国民党反动派越发恐惧与仇恨，开始对报社工作人员进行人身迫害。
3月初，西安特务头子王超凡，在钟楼附近故意用汽车撞倒《联合版》报编辑部主任梁益堂。
3月19日，《联合版》报记者杨宾卿在夜间回家途中被特务分子殴打致伤，并狠毒地在眼中塞满了石灰。
3月27日，国民党西安反动当局又指使特务在《联合版》报社冰窑巷印刷厂偷偷放置了三颗化学燃烧弹，企图烧毁印刷厂，伤害工作人员，阻止报纸出版。但由于报社职工警惕性高，及时发现排除了，敌人阴谋又遭失败。
图穷匕首见，敌人大开杀戒。4月23日，报社的法律顾问王任，因联合二十多名进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谴责特务破坏言论自由、殴打记者的暴行，刺痛了敌人的心窝，竟被恼羞成怒的敌人诬以”吸食毒品”的罪名秘密杀害。5月1日，在西安街头，特务又绑架了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老百姓》报主编李敷仁，枪杀于咸阳塬上。白色恐怖越演越烈。
就在此时，蒋介石到达西安部署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胡宗南为了给主子一点面子，下令《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停刊。报社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被迫撤离。只有杜斌丞、王菊人等留在西安，坚持斗争。
“敢以空拳抗万钧”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其他几个爱国进步报刊《老百姓报》、《文化周刊》、《农村周刊》和《新妇女》也都被迫停刊。王任、李敷仁被敌人杀害。西安古城，乱云飞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但是，杜斌丞”固持正义惊群丑，敢以空拳抗万钧”（谢觉哉诗），誓与敌人周旋到底。
在重庆的王炳南深知杜斌丞在西安的处境日益恶化，特派王彦亭去西安转告杜斌丞尽快撤离。
1946年4月28日，王彦亭赶到西安，当即去王家巷向杜斌丞转告了王炳南的意见和劝告。杜听后只说了声：”知道了，谢谢炳南先生的关心。”但无撤离之意。
5月2日，王彦亭闻知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消息后，更感到杜斌丞的处境太危险了。因此于5月5日凌晨又冒险到了杜家劝其撤离。杜听了，严肃地说道：”我不能走。即使有再大的危险，我也决不能离开。我要对革命负责。革命就免不了有牺牲。你赶快去南京告诉炳南先生，对于李敷仁被杀事件，要民盟中央向蒋介石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决不能便宜了敌人。”
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不仅对着解放区的共产党、解放军，而且对着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7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在昆明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7月14日，用同样的手段又暗杀了西南联大的教授闻一多。8月，在西安，国民党反动派又将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成伯仁等一百多人列入加害的黑名单。杜斌丞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但他岿然不动，继续坚持战斗。
9月某日傍晚，杜斌丞从高桂滋家中办事出来，在街上正好碰上原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周梵伯。周大吃一惊，忙把杜引到他家地下室，点亮煤油灯，并吩咐妻子到门口观察动静。在灯光下，周梵伯看到杜先生的额头上增添了几条细长的皱纹，头发脱掉许多，身体也消瘦了。唯有那两撇布琼尼式的胡须还是那样挺拔，那一双慧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他不禁黯然地说道：”杜先生，我从孙蔚如、王宗山口中得知，你的处境相当危险啊！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的意思，你还是暂时离开西安为好，免遭特务暗算。”
杜斌丞听了，捋着自己的胡须，深沉而坚毅地说道：”许多同志都劝我暂时离开西安躲一躲，大家都是好意嘛。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啊。”稍顿，他又缓缓地说道：”历来取胜之道，莫过魁首身先士卒，镇定自若。我是民盟西北组织负责人，如果只图个人安全，怎么能实现民主救国呢？又怎么能为大家做出榜样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历史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命应当有价值，价值就在于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子孙后代嘛！”
两个人叙谈了两个多小时，走到大门口握别时，杜又十分关心地说：”我知道，你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不要悲观。我相信，天快亮了！”杜又用右手指了指延安方向，意味深长地说：”北斗星就在北边噢！”
纵论民主气如虹
1947年初，随着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节节推进，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人士的压迫也日甚一日。1月中旬某日，民盟西北总支部驻甘肃特派员吴鸿宾，感到政治环境日趋严峻，工作难以开展，特派吴剑夫去西安向杜斌丞汇报情况，请示方针。吴剑夫1月30日抵达西安，2月1日，阴霾蔽空，逆风怒号，街上行人极为稀少。天麻麻亮时，吴剑夫来到王家巷32号。走进后院，看见屋廊下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慈祥老人。他的相貌、身材、举止，特别是两撇向上翘的胡子，和吴鸿宾交待的体貌特征完全一致。急忙走上前去向杜鞠躬致意。说：”我是从兰州特地来看您的。”
杜安祥地说：”谢谢，到屋里谈吧。”
吴剑夫说明来意后，把吴鸿宾给杜斌丞的信递上。杜仔细地阅读后，划了一根火柴把信烧掉。说道：”我们也非常关心甘肃的同志们。你谈谈情况吧。”
汇报时，杜斌丞一直专注地听着，没有插过一句话。听完汇报后，他走进书房里间拿出两本油印的书递给吴剑夫。说道：”你先看看这两本书，里边重要的章节可以多看几遍，心里要牢记。白天你不要出去就在这里看书，天黑后你再回去。有些问题我们明天再谈。你明天可早一点来。”
吴剑夫谦恭地不住点头称好。双手接过书一看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是他第一次读毛泽东的著作，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神圣和兴奋。一个人像饥牛吃草似的贪婪地阅读了一天。
翌日，天未大亮，吴剑夫就来到杜家。早点后，杜斌丞首先询问吴阅读毛泽东两本书的情况，要点记住了没有。吴作了详细汇报，复述了两本书的重要内容。杜听了满意地说道：”你的记性很不错嘛。回去后，可以把书中要紧的话向甘肃的同志们讲讲，这是建设新中国的指针啊！”
谈话是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开始的。杜斌丞说：”蒋统治中国的政治基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他正坐在火山口上，给自己敲着丧钟，他崩溃的日期不远了。中国正处在黎明前短暂的黑暗阶段。”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杜斌丞神情昂然，双目炯炯，他兴奋地说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革命。我们民盟和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
在讲到甘肃民盟的工作问题时，杜斌丞指出：”我们要和回、汉、蒙、藏同胞中有代表性的，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要和各行各业中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广交朋友。现在，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了。这是反对蒋介石的一支生力军，我们要响应，要声援，配合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要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扰乱他的反革命部署，叫他们疲于奔命，叫他们经常患头痛病，患牙痛病。”
这次谈话，是杜斌丞在3月20日被捕前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为有牺牲多壮志”
到了3月，杜斌丞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民盟中央对他的安全极为关怀，连发几封电报催促杜斌丞到南京参加重要会议。去不去？撤不撤？杜斌丞找来组织部长王菊人商量决定。
王菊人郑重说道：”现在形势险恶，蒋、胡匪帮对君的压迫更甚。我认为，我们在国民党特务的层层监视之下，欲有所为而不能，只有离开西安为上策。”
杜斌丞摇摇头说道：”陕西当局决不会让我走的。我在危难之时也不能为求一身之安全而置诸同志于不顾。你为其易，我当其难。你走吧！我是决定不走的。”
杜劝王走，王劝杜走，杜关心王的安全，王关心杜的安全。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王菊人只好坚定地说道：”好吧！杜先生既不走，我也决不能舍你而去，那我也不再说走的事了。”
3月18日，即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的前两天，蒋介石被一时虚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忙电令胡宗南、祝绍周：”据报，杜斌丞、白伯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
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杜斌丞的安全也极为关注。当他得到这一情报后，当晚冒着极大风险，从王佑民同志的院内经过偏门进入杜家，通报了上述情报。杜斌丞听了仍很镇定。他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斗争难免有牺牲，我决不能让蒋介石的恐怖手段吓倒。”王超北力劝说：”蒋介石、胡宗南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你应该立即离开西安躲避一下，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去延安。”但杜斌丞没有接受王超北的建议，他坚决表示：”我决心迎接蒋介石、胡宗南的挑战，决不离开西安。”
杜斌丞错过了最后一个撤离时机。预料中的不幸终于发生了。
3月20日，即在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的第二天，杜斌丞不幸被捕。杜的战友王菊人和随从杜良明也在同一天被捕。杜斌丞被捕的当天夜里，与王菊人一起，由西安警察总局秘密转押到新城东北角西安反动当局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秘密牢房。杜与王对门而居，长达半年。
国民党反动派对杜斌丞的看管极为严密。由两个特务和一班士兵看守。牢内漆黑一团，黑白不辨。只给一个瓦罐，大小便均在室内，臭气熏天。饮食更为恶劣，无菜，无盐，顿顿挨饿。在肮脏的环境和恶劣饮食的折磨下，杜斌丞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在敌人的法庭上，杜斌丞则正气凛然，据理抗争。
身陷囹圄，不忘革命。杜斌丞通过教育与感化争取过来一个监狱看守王宏勋，通过他与狱中王菊人和狱外的戴铭九、高宪斌、高建白、高元白等同志互通信息，布置工作，鼓舞战友，坚持斗争。他在给王菊人的纸条上这样写道：”我今年六十岁了，好像一辆破车，出了这门也不能用了。你要好好排解，勿伤身体，为革命事业好好努力。”并附诗一首《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
国家正多难，南冠到此城。
望门思张俭，慷慨感后生。
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
衷怀诚怛怛，自足慰我情。
当杜斌丞闻悉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威逼潼关时，惊喜万分，兴奋不已，遂吟诗赋词抒发革命者之豪情。可惜无法保留，王菊人只记得后三句：”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
10月5日，即杜斌丞牺牲的前两天，他给表弟高建白写了一信。谁知，此信竟成了他的最后遗书。全文如下：
建白弟鉴：
近日此间情况恶化，事急时迫，未知前致居恭（杜斌丞大儿媳—笔者注）之函，已否转达？兄困幽数月，诸病交作，日益沉重。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居恭遭遇至苦，弟应多去照料；并通知鸿模（杜斌丞次子—笔者注），此时不必返陕。良明随兄受害，令人悯痛，现在究押何处？设法营救为要。呜呼！悲愤交集，言不尽意。吾弟知我最深，务须珍重。信及款袜，均已收到。
兄斌
十月五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连遭失败、一百多万军队被歼的情况下，气极败坏，更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摧残与镇压。10月6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严令胡宗南、祝绍周迅速杀害杜斌丞。7日凌晨，特务蔡剑锋和看守所长杨克刚低声叫道：”杜先生，请起来，要搬到别的地方去。”
杜惊醒问：”现在是什么时间？”
特务：”早上五点多钟。”
杜斌丞立刻明白了：现在搬什么家，我上路的时间到了。
他神色从容，泰然自若。他起床，穿上棉衣，长袍，系好扣子，戴上礼帽，习惯地捋了捋两撇上翘的胡子，缓缓迈出牢房。特务们将他用绳捆绑，架上囚车。
杜斌丞顶天立地，正气凛然。面对暴虐，一路上大骂蒋介石、胡宗南：”你们能逮捕我，能屠杀我，但总不能挽救你们自己垂死的命运。你们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们要受到人民的公审！”
杜斌丞的牺牲，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对蒋介石、胡宗南提出严重抗议，对杜斌丞沉痛哀悼并给予崇高评价。
1948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陕北接见米脂县县长姬伯勋谈到建立杜斌丞图书馆问题时，他深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对杜斌丞同志的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
斌丞嘛！是一位坚贞的革命战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不顾身地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激昂慷慨的维护民主的言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蒋介石害怕他，人民需要他。他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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