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落马”引发的思考
[ 2003年第12期 程维高“落马”引发的思考 作者：萧 徐 ]
本年度8月9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告诉人们，继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原云南省长其后，又一个省部级贪官”落马”了。这就是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
这条消息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2000年，河北的两个贪官—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就因为违法犯罪落网。当时，有人就想到，程维高似乎也该步其后尘了。现在，果然如此。
看到这些报道后，人们自然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套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讲，是”一喜”“一惧”。喜的是，贪官落网，大快人心，使全国人民更加坚信，这些年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反腐倡廉工作是行之有效的，今后是会行之到底的。惧怕的是，早在8年前，程维高的问题已经被郭光允揭露，而程还是能安坐省部级的位置几年之久，我们管理干部的体制会不会失信于民？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早些监督这些高官？尽早阻止他们的违纪行为？而程案中所表现出的诸如”秘书政治”、”五失现象”等问题的解决，也为人们所深深忧虑。
值得警惕的”秘书政治”
新华社的电讯说，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吴庆五和李真都”跟”过程维高，吴庆五的资格还要老些。早在程维高任职南京时，吴庆五就成了程的秘书，后来又跟着程去了河南，又来到河北。李真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当秘书时，吴庆五已先他几个月从外省调来办公厅。李真极力讨好、拉拢吴庆五。在吴庆五看来，李真年轻有为，在政界可谓是前途无量，为了帮助李真在政界上的迅速发展，吴庆五甘愿作出牺牲，主动提出下海，弃官经商。1993年8月吴庆五正式辞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一职，下海经商。吴庆五弃政经商后推荐李真顶替了自己的位置。李真利用秘书这个特殊岗位违法乱纪，释放了远远大于他职务的能量。他曾毫不掩饰地说:”权力就是金钱，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
而自吴庆五下海后，两人更是利用”一政一商”的关系狼狈为奸，数以千万计的国有资产在他们精心策划下，流入了个人私囊。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1993年10月份，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张某从银行里贷出5000万元，钱在他自己的公司稍作停留，相当部分马上流转到了吴庆五和李真的手上。检察机关发现张某有逃逸的可能，于是对其立案批捕。原中共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说，他当时的要求是一查到底，因为案子涉及到李真，他就找到程维高谈，想把李真先从程身边调开，方便调查。
“我知道李真的品德，从一开始就不主张程维高用李真做秘书。我跟程维高说，河北稳定不稳定就在用人上，在你身边不应该用李真这样的人。谈了几次，他听不进去，最后谈翻了，不欢而散。”
刘善祥说，为了说服程维高，他最后一次找程维高，还专门拉上当时的一位省委副书记作为见证人，但程维高仍然不听。后来，张某远逃国外，李真则毫发无损，国家却蒙受了重大损失。刘善祥说，他也因此成为了李真等人的眼中钉，后来还莫名其妙地被免去了河北省纪委书记的职务。
“程维高对李真、吴庆五等人一直袒护，很乐意做他们的后台。”一位曾长期在河北省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说，”很多人反映李真的问题，但程维高有一次在小范围场合上说’李真没什么问题，我查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李真有没有问题应该由组织上去查，你一个省委书记要亲自去查自己秘书的事？”
一位在河北省担任过副省长的老干部告诉记者说，某县一个县长花了40万元给当时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益铭（因受贿罪已被判入狱15年），买了个县委书记当。”办公厅副主任能有权力决定谁当县委书记？程维高能不知道这事，能没有责任？”“李真就更不得了了，你知道李真当时的能量大到了什么程度？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一个秘书能有这样的权力？！”
“程维高的秘书的能量太大了！”一位曾主管过经济工作的河北省老干部说，”吴庆五在做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要求给河北省驻深圳办事处拨600万元，我当时刚从深圳回来，觉得那里的工作很混乱，不放心，因此没批，吴庆五就跳开我，直接找程维高批，最后批到的数额比600万还多。”
程维高纵容秘书的结果是，在他当政的近10年中，河北省连续有多名贪官被查处。仅李真一案，就查处了包括7名省厅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在内的46人。而河北省国税局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李真等人案件牵扯到县局以上领导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
由此说来，如今程维高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他的这两任秘书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学者杨凤春对程案所体现的”秘书政治”有深刻的剖析：
程维高现象之引人注目，不在于再一次提供了高级官员贪腐的案例，这样的案例有没有程维高夹杂其中早已不会影响问题性质的本身了，其实程维高有些贪腐的”行状”不仅不会超出当今稍有现实感的任何一个国人的意料之外，相反硬要证明其”两袖清风”，反倒有些忸怩作态了。程维高现象之所以如此的显眼，在于其全面地展示了秘书行政、秘书当官的黑暗、混乱、丑恶、野蛮的内幕，没有程维高及其”优秀”秘书们的表演，人们恐怕是无缘一窥”秘书政治”的堂奥的，是没有机会被”振聋发聩”到必须思考”一些地方和部门究竟是谁在统治和管理”这样的严肃问题的。
设问”一些地方和部门究竟是谁在统治和管理”，表面看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只要想一想、看一看，当今的一些官员做报告、汇报工作、谈判，都是在念别人早已写好的稿子；检查工作顺着别人早已安排、捏咕好的路线和场景虚应故事；居官、居家门禁森严、关防重重，以至于别说一般老百姓，哪怕是只有一般工作关系的官员要想见一见某位位高权重的官员，也必须费尽周折的种种世相；以及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被”阻隔”在不识人间烟火、与世情世象恍若隔世、非官不见、非贵不往的生活状态中的，时不时发出满口”盛世太平”、”何不食肉糜”梦呓的官员的话，即可知此言不虚。当官但不做事、或者是很少做事、也可能是只做面子上的事和自己的私事的官员一多，谁在运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权力，就是非常值得人们探究和忧虑的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官场生态，以致河北省的父老乡亲们称小小秘书李真为”二书记”，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一书记”是通过规范的程序被赋予了管理河北的权力，因而在河北具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的话，那么这个”二书记”尽管没有任何形式的授权，但其对河北的权力却仍然能够在”一书记”之下，而”三书记”、”四书记”……”N书记”之上，以至于少年得志的李真在位时几乎是”叫谁上谁就上”，系狱时”叫谁下谁就下”，就不能不令人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弄权者的法力无边了，也更深知了程维高的不忠、不明、不勤、不廉、不智了。事实上，只要程维高哪怕稍微做到一点德、能、勤、绩，李真之流纵使有天大的贼心贼胆，也是无缘于人民的权力和威望的。
因此，程维高现象的意义在于程维高们由于自己的蜕化变质(据称程维高在家乡任职期间是一个公认的能员、廉员)，而不得不引入、任用、优宠大大小小的李真们，而且程维高们蜕化变质得越厉害，其对李真们就越重用；程维高们越对人民的事业和利益丧失良知，就越会引用品质和道德更为不堪的李真们。因此不夸张地讲，如果从一个女人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个男人的影子的话，那么从一个秘书身上往往也能够看到一个官员的影子：有什么样的秘书，就有什么样的官员，有李真，就有程维高，李真如此的贪腐，那么程维高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情形，也是不难想象了。
那么在李真身上人们能够看出些程维高的什么影子呢？李真为官为人，弄虚作假、虚荣狂妄到极点，在李真的眼里，人本身是无所谓尊严和价值可言的，一个人之还值得他”高看一眼”，不是因为他有健全的人格、善良的人性、高贵的品格，而仅仅是这个人所具有的官阶和权力的大小。在李真那里，一切人类的文明、善良的品德、美好的情感，都被替代、换算成升官发财过程中的”有用性”、”可用性”。用李真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对自己未来发展用得着的人，哪怕即使于自己有所不便、无利可图，李真也会以长远的眼光来帮衬、来投资，以期收获远期收益。于是，李真表面上是在当官做秘书，实际上却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权力资本运作”—有的是期货，有的是现货；有的是长线，有的则是现场交割，总之官场等于交易场、做官就是做关系、升官就是发财，形成了权力—关系—财富三位一体的关系结构。对于能够被容纳到这个三角关系中的、值得李真”高看一眼”的人士，李真倒真不乏两肋插刀、当仁不让的绿林气息。于是以权力—关系—财富为体，以黑社会、绿林行规为用，李真编织了代表着当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现实政治生活中最腐朽、最黑暗、最势利、最无人性的官场黑网。
因此要说在李真身上能够看到程维高的什么影子，那么程维高每日生活于其中的这张黑网就是其影子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黑网中，程维高的”落马”是有其必然性的。
让人既敬佩又辛酸的郭光允
程维高的”落马”，使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夜成名”，他就是原石家庄市建委的干部郭光允。新华社的电讯中，将程维高”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作为程的一条错误列举其中。
郭光允196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文革”期间因讲真话受到冲击，1973年调回石家庄市，因业务能力强，1985年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
当时石家庄的建筑市场比较活跃。1987年，郭光允在办理一项工程手续中，因坚持原则，得罪了市建委副主任李山林，遭到其打击报复。从1988年开始，郭光允对李山林随意减免城建配套费2000多万元等问题，一直反映不止。
1990年，程维高从江苏调任河北省代省长。李山林投其所好，不进行招投标，把石家庄市几个上亿元项目批给南京二建。针对石家庄建筑市场的混乱状况，郭光允多次向省、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没有下文。李山林不仅没有受到处理，还升任了河北省建委副主任。
按郭光允的说法，他一开始并没有举报程维高的想法，相反，他在程刚到河北赴任时，还对其充满了期待，认为程维高从南方来，思想肯定不守旧，可能会促进河北的发展。
“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郭光允说，”一开始是程的妻子儿子插手工程捞取好处，后来，李山林和程维高走到了一起，河北的建筑市场就开始乱了。”
即便如此，郭光允还是对程维高心存幻想，专门写信，劝程不要重用李山林。但郭光允的”不识时务”很快遭到了报复，李山林成为建委一把手不久，郭光允工程处处长的职务就被免了，而他作为高级工程师应享受到的待遇也迟迟不能兑现。
随着李山林等人肆无忌惮地非法谋利，郭光允终于忍无可忍。”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吃惯了苦，我知道老百姓的日子不容易，可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贪官们糟蹋，我心痛啊，我觉着自己有责任向上级反映。”
1995年8月17日，在经过认真调查后，郭光允向中共中央纪委等部门发出了署名”正义”的举报信。这举报信中，有四分之一内容涉及程维高。他列举了这样的事实：程重用李山林，不搞招投标，直接把工程项目批给南京二建等；程的家属直接插手一些建筑项目，推荐施工单位；程处理其他干部超标住房，而自己却在已经住了一层楼的情况下，又扩建了7间住房。因此，他认为”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工程市场的罪魁祸首”。当时，郭光允还向省检察院寄出了一封相同内容的举报信。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后来落到了程维高的手里。
郭光允后来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噩运也随之而来。
当年9月开始，郭光允每天被带去有关部门询问，让其交代是否写信诬陷省领导。河北省还成立了专案组，抽调纪委、公安人员，专门调查此事。
11月21日，郭光允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收审，直接送到石家庄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郭光允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血压升高，连续20多天高烧不退，他开始准备写遗书。
1996年腊月廿九，有关部门以郭光允”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名义将其劳教两年，开除党籍。
即使如此，郭光允的举报也没有停止，1997年获得自由后，他的上访信上又增加了一条新内容：程维高打击报复举报人。
在此期间，郭光允的家人及社会正义人士一直为其奔走呼吁。郭光允的老伴说，中共中央及中纪委的领导曾几次批示解决，但由于程维高等人的阻挠，一直没有取得进展。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回忆说，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到河北，”我在座谈会上提及了郭光允的事情，讲了10几分钟。”
当时中央三讲巡视组的负责人阴法唐回忆说，”当时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很多，了解到郭光允的事情后，我们感觉这是个突破口，要求省里进行复查。但复查的结果是否定了郭光允犯有’诽谤罪’，却认为应定他’诬陷罪’，我们不同意，认为省里没权力处理这个事情，应该由中纪委处理。”
在劳教所呆了9个月后，郭光允被批准保外就医，而他所反映的问题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纪委的重视。2000年4月，中纪委人员用5个半天的时间，专门听取郭光允反映问题。
此后，在上级组织干预和老干部们的呼吁下，郭光允劳动教养的处分被取消，党籍也得以恢复。但又由于程维高的干预，郭光允仍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郭对这个处分不理解，”既然没有告错，为什么还有处分”。
2003年2月，石家庄市直工委代表组织向郭光允道歉，并撤销了党内警告处分。2003年8月9日，中共中央纪委对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做出处理。
阴法唐对郭光允评价很高。他认为郭光允是一位反腐勇士，是英雄。但郭光允自己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希望我的事能唤起千千万万人反腐的信心，在腐败面前要有骨气和脊梁。”
程维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一经公布，郭光允这个原先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转眼间成为媒体频繁报道的新闻人物。作为一个以个人力量不懈反腐的标本，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给予关注，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他的遭遇也令人感到辛酸。因此，郭光允也成为媒体所关注的对象。
郭光允是反腐败的”独行侠”。从1995年至今，8年时间，一个建委的科级干部承担了本应由纪检部门承担的责任。像徘徊在体制外的其他孤胆英雄一样，郭光允因为揭发程维高的问题，受到了种种打击报复。郭光允的遭遇，再一次证明了单枪匹马反腐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反腐败到底靠什么？靠人的自觉和慎独？人非圣贤，七情六欲未泯，光靠它显然不行;靠齐抓共管全民反腐？责权利不明晰，齐抓共管等于齐抓”难”管;靠孤胆英雄的民间反腐？舍得一身剐，赤膊上阵，单打独斗，虽然也能偶有斩获，可更多的是飞蛾扑火。应该说，反腐败终归要靠体制内的”正规军”，而现阶段的”正规军”—纪检监察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下级监督上级，发挥的作用客观上往往”打折”。这正是反腐败大业还不能取得更辉煌的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民间反腐斗士前赴后继令人扼腕叹息的主要原因。郭光允的遭遇正好昭示出反腐败大业的这一大局限。
在人们对郭光允取得最后胜利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会谨慎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个人，单枪匹马同腐败势力做斗争，付出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的廉洁是不应该建立在这样勇敢无畏的个人反腐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不能把社会正义建立在对包青天式的清官的呼吁上。我们要走法治之路，走制度改革之路，最终实现以制度反腐败。
同时，社会的改进却又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学者丁林在《九十老太的长征》中讲到，一个90岁的美国老太为了呼吁”改革竞选经费”，独自徒步5000公里，横跨美国，最后到首都华盛顿。一个联邦法官对她说：”我们美国的许多法律，就是由像您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着的普通人所促成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个人的公共努力即使在西方社会都具有必要的价值。
我们已经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而一个把反腐作为人生使命的人，在这个追逐权利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商业社会的价值原则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效应:它消解了传统权力的独尊权威，同时又让人们埋头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对公共责任漠不关心。所以，越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越是要唤起人们的公共责任，我们不可以打击郭光允这样的人的积极性。郭的行为还只是让个别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我们更希望那些有责任心的个人在更丰富的层面为改进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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