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川英子：帮中国抗日的日本女性
[ 2003年第12期 绿川英子：帮中国抗日的日本女性 作者：高 梁 ]
在今年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一位不平凡的日本女性，她就是抗战时期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英勇抨击日军侵华暴行、为中日人民和平友好事业光荣献身的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关于她的光辉事迹，曾反映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中日合拍的第一部彩色电视片中，片名《望乡之星》是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绿川英子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和坚持正义与真理的崇高精神，曾深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也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一）她青年时期热爱学习，追求进步；她抵制民族偏见，同中国留学生刘仁结成伴侣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出生在一位日本土木工程师家庭，生活比较优裕，青年时期在东京、奈良上中学和大学。古都奈良曾是日本古代文化的摇篮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她在这里受到熏陶，爱读日本和中国的文学，并开始在校刊上发表短歌、散文和小说。1932年她同进步同学开始学习世界语，并参加了当地的左翼文化运动，进而同奈良地方的工会和文化团体有了频繁接触。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国内则由法西斯军人统治，在一次反动的”八月大搜捕”中，绿川被警方逮捕，因而也被校方开除了学籍。这时她刚20岁，离大学毕业只差三个月。这使她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法西斯专政下失掉民主和自由的痛苦。
她在拘留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回到东京，仍继续同进步人士一起从事世界语的活动，参加了进步的组织和研究会。在积极掌握了世界语这个武器之后，她即用”维尔达·马约”这个世界语笔名（即”绿色的五月”之意，象征着青春和力量、光明和希望），开始从事写作和翻译，为世界语刊物撰稿。1935年，她为中国上海的世界语刊物写了《日本妇女状况》、《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现状》等文章，从此同中国的世界语进步学者建立了联系。1936年初，她同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刘仁（又名刘砥芳，东北籍）相识，俩人有了爱慕之情。当时，在日本社会普遍流传着中国人是卑劣民族的偏见。绿川坚决抵制了这种偏见，不顾父母和亲友们的反对，于这年秋天同刘仁结婚，并决定一起回到中国来。1937年初，刘仁先回到上海。几个月后，绿川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然地秘密搭乘英国船只来到了上海。
（二）抗战初期，她在上海目睹日军残暴罪行，爱憎分明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绿川到中国的时候，恰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两个月。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开始疯狂进攻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救亡运动的时刻。25岁的绿川英子开始了一生中新的战斗生活，她立即同中国进步的世界语学者接触，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协会的活动，并为协会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怒吼》撰稿。这年6月，她还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举行的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的群众示威游行。”七七事变”后，接着爆发了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八一三”战争。她目睹日军铁蹄践踏这个美丽的城市、残暴屠杀和轰炸无辜中国人民的血腥事实，亲眼看到爱国的中国军民不怕牺牲、奋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她愤怒和感动不已，执笔用世界语写下了她来中国后的第一篇文章《爱与憎》。她在文中用血泪控诉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指出使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祸首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她向日本士兵大声疾呼：”别错洒了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她说：她爱她的祖国日本，也爱她的新的家乡中国，但”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斗。它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她还发表了一封给日本世界语者的公开信，信中说：中国士兵如此英勇作战，每念及此，都感到心脏的剧烈跳动，甚至泪下。……而日本兵被迫送来作战，多么可悲！她指出：”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也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确是全亚洲和全人类明天的关键。”她呼吁日本世界语者起来反对侵华战争，并说：”有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毫无所惧。”接着，她同中国女同志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参加了上海市人民举行的抗日示威运动，并兴奋地说：”我同中国站在一起了！”
（三）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她用日语对日广播，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被日本军阀咒骂为”娇声卖国贼”
不久，上海沦陷，绿川夫妇在1937年11月离开上海到达广州，受到以中山大学学生为主的广州世界语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并参加了他们举办的一个民间对外宣传机构的工作。但有一天，绿川正去上班，途中遇到空袭警报，国民党宪兵借口她是日本人，加以逮捕，并宣布把她驱逐出境。于是她同刘仁不得不于1938年2月到达香港，在香港的贫民窟里流浪度日。这是绿川一生中在物质和精神上遭遇最痛苦的时期。但她决不灰心，决不返回日本，而是坚持等待着参加中国抗战的时机。
当时，郭沫若已经从日本回国，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武汉推动全国文化宣传界的抗敌工作。绿川夫妇的中国好友、文化界著名人士叶籁士向郭介绍了绿川夫妇的情况，郭沫若听后非常感动，他十分理解和同情绿川夫妇的处境，特邀他们在1938年7月来到武汉，担任了用日文对日广播的工作。时值全国抗日热潮高涨、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绿川亲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英勇地投入了抗战的洪流，成为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战友。她用日语向日本国内人民和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广播，揭露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的实质和罪行，在麦克风前以”柔和的嗓音制造出闪电雷鸣”。她那流畅动人而有力的声音，像一把把钢刀，刺向敌人的胸膛。此外，她还用笔写出她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向进步刊物《抗战文艺》和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投稿。她的日语广播和用世界语写的文章，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惊恐，到处侦察这个操流利日语的广播员是谁。直到武汉沦陷以后，他们才知道这正是长谷川照子。于是东京的报刊登载了她的照片，并骂她为”娇声卖国贼”，是”赤色败类”。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她的父亲还收到了军国主义者要他”引咎自杀”的恐吓信。而对绿川来讲，在武汉的岁月却是她一生中最激动难忘、充满自豪感的时期。
（四）在重庆，周恩来称赞她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郭沫若在红绢上题写赠诗，鼓励她写作和战斗
1938年冬，武汉失守，绿川夫妇随机关撤退到重庆。此后，抗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而对日本的广播宣传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了。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绿川出现了低烧和肺结核症状。但她抱定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经常为第三厅编印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撰稿，发表了《在五月的首都》、《她们在战斗中前进》和致母亲的感人长诗《失掉的两个苹果》等。她在病床上还写了《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一文，说她在病中”并不感到丝毫的悲观和失望。相反，新的战斗意志的高涨震撼着我低烧的身躯。……我满怀喜悦和自傲的心情断言，中国人民决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而中国的世界语者也不会背叛他们胸前闪闪发光的绿星的”。1940年1月，她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继续出版的《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题词祝贺；”三八”妇女节时，她又写了《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的题词，说：”毛泽东先生说过：’全中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全民族抗日胜利之日’，而这也可以说：日本法西斯崩溃之日，就是全日本妇女解放之日。怎样争取这一天的来到，这是两国妇女共同的问题。”她笔锋犀利，感情充沛，格调清新，精辟入理，郭沫若经常称赞地说：”绿川不愧是一位诗人，很多文章犹如散文诗。”1941年，从事世界语的中国同志们把她这个时期的一些作品收集在一起，以《暴风雨中的细语》为书名，在重庆由《中国报导》社出版。
就在1941年的夏天，国民党当局对第三厅的抗日工作越来越不能容忍，决定撤销郭沫若第三厅厅长的职务。于是第三厅同事们也都纷纷提出辞呈，与郭同进退。这时在重庆开辟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说：”你们不要这些文化人，我就带他们到解放区去，我相信他们会跟我去的。”无奈，国民党当局被迫另行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任主任。原在第三厅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就进入这个新的机构，绿川夫妇也随之进入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1941年7月27日，重庆文化界人士举行一次聚会。会上，绿川英子高兴地见到了前来出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笑着对绿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听后，万分激动地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的女儿！”这时，有人请周恩来和邓颖超签字，邓大姐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名字的旁边，并说：”我们并肩作战！”同年11月16日在郭沫若50岁生日时，绿川为《新华日报》写了《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一文，对郭沫若表示祝贺；同一天，郭沫若也在绿川从日本带来的一块两尺见方的红绢上写了一首诗赠给她：
茫茫四野，
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
照书还喜一灯妍。
这块红绢和这首题诗，绿川英子一直珍贵地保存在身边，成为鼓舞她前进的力量。
（五）在反共浪潮和生活贫困的双重压力下，她带着病体，呼唤黑夜后的黎明
也是在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又在以后几年连续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重庆的空气令人窒息，充满了越来越多的压迫和限制。在这浓雾迷漫的山城，绿川英子亲眼看见了许多”在战斗的中国不应有的事情”，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真实面目。她拖着病弱的身体，默默地坚持工作，坚定地期待着黎明的到来。她开始着手写她的回忆录《在战斗的中国》，详述她从日本出走以来各个阶段的经历（可惜的是，直到1944年7月她只完成了此书的三分之一）。1942年7月7日，她为《新华日报》写了《黎明的合唱》题诗：
“为了希望的未来我们不惜流血成海
五年的抗战奠定了中国解放的基石
筑成了人类和平的堡垒
今天我们挺着胸脯高唱黎明的赞歌吧
这响亮的歌唱在明年第七个’七七’
一定会变成侵略者的黄昏葬送曲”
接着，她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解放是要争取的》、《树》、《没有花的庄稼人》等文章，歌颂敌后游击队中英勇作战的革命妇女；并以她在重庆农村住宅后的大树和周围没有花朵为题，抒发她在沉闷的政治气氛中坚挺不拔战斗下去的心情。
到了抗战的后期，像大多数革命文化人一样，绿川夫妇的生活更加艰苦困难了。他们住在农村，每天只能吃着平价发霉的米，以瓜菜稀粥度日，连他们的新生婴儿也没有任何营养品可喂了。然而，他们的斗志从不减退，他们参加了由东北抗日民主人士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担任了它的刊物《反攻》的编辑工作。绿川把她完成的《在战斗的中国》的第一部分陆续在这个刊物上连载，并在1945年由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印成单行本出版。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全国人民狂欢沸腾。在这天不眠的晚上，绿川怀着无比激动喜悦的心情，同重庆市的文化人和广大市民一起，走上街头，参加了浩浩荡荡的火炬游行的洪流。接着，她写了一篇文章《在歧路上的日本》，登载在9月11日的《新华日报》上。文中她尖锐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过早的投降是为了尽量保存自己的力量”；决不允许他们”穿上和平民主的外衣”继续欺骗，要揭露和打破这种阴谋；她提出：”我们所要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和平。我们要民主的日本，要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她高呼：”迅速而彻底消灭日本统治阶级的人物、机构、经济、军力、思想等的一切的一切。把人类的死敌日本法西斯从地球上无踪无影地消灭去！”这是多么理智清晰的分析和铿锵有力的警示啊！
（六）抗战胜利后，她奔赴东北解放战场，不幸去世，长眠在白山黑水的大地上
这个初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在重庆的一批东北籍进步人士在高崇民等同志的带领下迅速返回东北去开展工作，绿川夫妇也决定带着孩子经上海前往东北解放区。当他们在12月乘船到达武汉时，却不料国民党特务刁难拐走了他们四岁的孩子星儿，经他们和同行的中国同志四方寻找和报案交涉，最后才把星儿找了回来。他们继续秘密登船，经南京抵上海，在上海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终于搭上了招商局为国民党向北运兵的轮船。一位同情革命的船长把他们秘密安置在船尾狭窄的货舱里。他们蛰居在黑暗和空气污浊的货舱里约两周多，轮船才开出吴淞口，驶向北方的秦皇岛。这时，绿川才从小舱门爬出，走上甲板，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无限感慨地说：”八年前，是这茫茫大海使我同祖国和亲友隔离，把我引向新的生活；今天，又是这茫茫大海把我同旧世界隔绝，引我走向光明的彼岸！”
在秦皇岛上岸后，他们改乘火车于1946年2月抵达沈阳。当时沈阳已被国民党占领，特务横行，白色恐怖严重；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正在作战略转移。由于绿川英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他们夫妇无法随军转移，只能暂留在沈阳。绿川亲眼看到，八年艰苦抗战后人民又在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掠夺和屠杀，曾愤慨地说：”日本投降了，这只实现了我一半的愿望，中国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要继续留下来进行斗争。”不久，他们同滞留在沈阳的一些革命朋友串联，决心继续北上进入解放区。这时东北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他们和几位民主人士在地下党员护送下先到了长春，然后乘马拉胶轮车，经过国民党军队的一道道关卡，终于进入解放区，到达哈尔滨。
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人民政府热烈欢迎绿川夫妇的到来，对他们大无畏的民主精神和革命热情备加赞扬，并委任他们担任了东北教育委员会委员。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哈尔滨，东北党组织考虑到他们和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送他们到达当时解放区后方的重镇佳木斯，这里有不少机关和学校，绿川夫妇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工作。他们被任命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的研究员，并被聘请到培养干部的东北大学讲课。绿川以她亲身的经历，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作了揭露和批判，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学生们都知道她是知名的反战女作家。
绿川进入解放区不久，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她考虑到在战争紧张的年代怀孕会影响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周围的同志都反对，只有刘仁同意妻子的意见，找了一位名医来做，不料在手术中刮破子宫，引起感染。当时解放区医药奇缺，绿川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离开人间，结束了她35岁的青春年华。逝世前，她仍关心着中国革命和中国同志，想念祖国和亲人，痛爱着年幼的一子一女。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痛惜失去这位反战的、对革命有贡献的战士，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仁深为自己的错误万分悔恨，在她的遗体旁顿足痛哭，由于过分悲痛和旧病复发，他也于三个多月后去世。他们两人都安葬在佳木斯牧养场的烈士陵园，长眠在中国白山黑水的大地上。
（七）深切地缅怀，无限地思念；她永远活在中日人民心间
我有幸于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见过绿川英子一面。那时，我正在重庆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系，并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和革命工作。一天，一位攻读世界语的进步同学带着我一起，到重庆郊外金刚坡下的赖家桥，去看望在文化委员会工作的世界语学者冯文洛。在他那里，我们遇到了住在邻近、前来看望他的一位瘦弱的日本中年妇女，经介绍，才知道她就是绿川英子。她热情地向我们问好，并用世界语同我的那位同学交谈起来。在此以前，我曾在《新华日报》上读过她的一些文章，从她那犀利的笔锋和有力的语句中，我认为她定是一位性格泼辣、善辩健谈、激情外露的女作家。见面后才发觉，她是一位性格温和、文雅娴静、感情深沉、平易近人的女士；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但透过眼镜可以看出，她那明亮深邃的双眼，对人生和社会有着透彻的观察和理解。这次同她虽然是偶然邂逅，却给年轻的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1946年初，我由党组织选派，到了华北解放区张家口从事英语翻译工作；冯文洛也被选派同行，他又向我详细介绍了绿川英子的一些情况，使我更加感动，对她备加钦佩。但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各解放区音讯断绝，我们很难知道绿川的行踪和情况；直到全国解放后，我听到她在东北解放区英年早逝的噩耗，感到无限的悲伤和痛惜。后来，我被调到国外长期任新华社驻外记者，在紧张工作之余，每当想起绿川英子的光辉事迹和献身精神，我身上就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工作，同国内的一些世界语专家和著名文化人士有了接触。我了解到，近些年来，他们一直深深地怀念着绿川英子，并作了大量纪念她和促进中日人民友好的工作。他们曾接待绿川的妹妹西村幸子来华访问，安排她同绿川夫妇的子女团聚；他们还同许多收集、翻译、研究绿川著作的日本学者、撰写绿川生平传记的日本作家建立了联系，进行了交流。他们把绿川生前的作品加以收集、翻译和编辑，于198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纪念绿川的著作，书名为《绿色的五月》（即绿川的世界语笔名），书中还载有叶籁士、叶君健、戈宝权等著名文化人士以及绿川生前友好们的回忆文章。这本书及回忆文章使人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到绿川的光辉思想和高尚情操。此书出版后不久，在中、日两国同时又上映了由日本著名女演员栗原小卷（饰绿川）、中国演员高飞（饰刘仁）合演的电视剧《望乡之星》，此剧在中日两国观众中引起轰动，绿川夫妇的感人事迹曾一度家喻户晓。我记得，1982年在北京还举行了一次国际性的世界语大会，许多与会的中外学者在谈话中常提到绿川英子，缅怀她对传播世界语所做的重大贡献。
绿川英子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她为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事业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注：此文系主要根据绿川英子的原著译文和中国同志们的回忆文章所写，在此对其译者和作者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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