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风云三世纪

2003-12-15 作者: 于光远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3年第12期 陈翰笙风云三世纪 作者:于光远 ]

陈翰笙是中国现在还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他诞生于1897年2月5日,即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到2003年的今天,11月5日,已经106岁又9个月了。在海外的中国知名人士中,年龄百岁的陈立夫和张学良近年去世后,比他们略大的106岁的宋美龄,在不久前的2003年10月24日也去世了。陈翰笙与宋美龄是同龄人,但是陈翰笙还是比宋美龄长一个多月,准确地说,一个诞生在1897年2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正月初四,一个是1897年3月23日,也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二月二十一日,二者相差46天。现在陈翰笙还活着,宋美龄已经去世了。

最近我写了一篇题为《陈翰笙的三个”最”三个”家”和三个”人”》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太平洋学报》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讲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中的第一个”最”,是”他是我们国家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点,开始我还只是一般地重视陈翰笙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前辈。我和陈翰笙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89年周谷城亲自从上海打电话来,要我接替他担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之后。长者之命,不敢辞,我接受了,而且得到学会同仁的赞同。我提出把这个团体的工作范围扩充,改名为”中国太平洋学会”,并提出创办《太平洋学报》季刊。

这时候我考虑到陈翰笙在学术界的威望,特别是考虑到陈翰笙曾经专门到美国去,曾同美国人拉铁摩尔合作编辑”太平洋学会”在纽约出版的《太平洋事务》季刊。这个”太平洋学会”是1925年由美国、英国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发起成立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中国、法国、印度、缅甸、日本、荷兰等国的学术团体和个人参加,学会的总部设在纽约。陈翰笙1933年还出席了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我考虑到这些,就请陈翰笙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名誉会长和《太平洋学报》编委会的名誉主任。

这样我和他的关系就同以前不一样了。

近几年来,每年2月5日他的生日,我们太平洋学会的人都去向他祝贺,并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意见。他的话不多,可是很中肯。从去年起他家里的人对我们说,2月5日生日那一天不用去了。因为他现在睡着的时间长,醒的时间短。不久前我听说,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住在协和医院。我去医院探视了。应该说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躺在病床上,气管切开,不能说话。知道我去探视,好像给我说了些什么。可是我听不到,护理着他的外孙女婿告诉我,他见我是有说话的意思。目前他是依靠现代医学和医疗设备活着。

现在他顽强地活着,是有可能活过107岁的。

陈翰笙在自己九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一本自传《四个时代的我》的写作,在1988年7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周谷城写的序。序中周谷城写道:”这本书不仅是传记文学中一部很好的文学书,而且是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趣、而令人信服的参考读物。书中的事实,无论是翰老自己组织、亲自写定的,或是别人的介绍,都真实可靠,令人信服。”他说《四个时代的我》是近现代史的一部有趣味的而又令人信服的读物。

我完全同意周谷城的评价。

陈翰笙生活与工作的时间特别长,经历的事、接触的人物特别多,而且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都记了下来。他的记忆力真好,说明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否则做不到这样。

我讲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中的第二个”最”是,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5年他在北京大学,把他引向革命之路的,是也在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翰笙和他的一个好朋友高仁山一道去找李大钊,请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到李大钊后,李大钊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同志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先加入国民党吧。于是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他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1926年3月18日,北京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执政的段祺瑞的卖国行为。他们先是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口请愿。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时,反动政府下令开枪。当时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的陈翰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他正走近执政府,忽然听到枪声,他就立即伏下。枪声过后,他看见血溅满地。他听到的枪声都是排枪声,计共两次。于是他急滚入停车场,看见段祺瑞的卫队退入铁门内,任意射击。当时人群乱了。警察挥舞大刀、铁棍冲过来乱砍。陈翰笙说因为他也在女师大兼课,认识刘和珍女士。去铁狮子胡同时还看见她也在队伍之中。当晚回家,知道中弹丧命的有26人,刘和珍也在当天被打死的人中。后来陈翰笙写了一篇《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4日的《现代评论》上。

3月19日段祺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迁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陈翰笙经常去看李大钊。李大钊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加拉罕,加拉罕又介绍给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过了不久,要陈翰笙为第三国际做地下工作,即远东情报局工作。九年之后的1935年,他由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李大钊又负责选派革命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7月陈翰笙赴苏学习,一年后回国。1927年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之邀,与王世杰、周鲠生一道去武汉外交部工作,参加了收回汉口租界的事情。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关于陈翰笙的这一个”最”老的革命家,就写到这里为止。现在参加过”三一八”游行示威并与李大钊一起活动的老革命家已经没有了。

三个”最”中的第三个”最”是,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学者。1925年他是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的青年教授之一,那时他28岁。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同事(钱玄同是我的同学钱三强的父亲)。同时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以后因为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离开了北大。但是他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他的学术工作又是密切结合革命实际的。陈翰笙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与当时的苏联人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农村性质的论战。当时虽然也有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都受到了抑制与批判。当时在苏联,魏特夫、瓦尔加提出中国在资本主义之前没有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这样的谬论。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理论界,魏特夫观点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所采取的革命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莫斯科出版了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将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1926年到过中国。陈翰笙到苏联时,他正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和瓦尔加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陈翰笙与马季亚尔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见面。马季亚尔那时正在写那本《中国农村经济》,对于刚从中国来的陈翰笙和顾淑型还是比较注意的,他们有过几次接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亚细亚方式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说,你讲的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中国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

陈翰笙又是著名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在这个研究会中团结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者,其中有已经过世的孙冶方、张稼夫、千家驹、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等。

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正式建立院士制度。1955年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制度的时候,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有64个。1958年增补了稽文甫、吕徵等四个人,一共68个,以后再没有增补。多年来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去世了,现在活着的只剩下5个。其中有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陈翰笙、薛暮桥、骆耕漠三个人。薛暮桥现在是一百岁(薛暮桥自己说他”受业于陈翰笙”),骆耕漠94岁。这五个学部委员中只有季羡林和我两人,不是陈翰笙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员。

我在给《太平洋学报》上所写的陈翰笙的三个”家”中,有一个”家”是社会科学家。因此也就插在这里。陈翰笙是经济、社会、历史等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者。早在1921年就有一本著作在上海出版。1925年在北京出版两种。1929、1930、1934年在上海、北京又出版了七本他用中文写的著作。不知道为什么从1936年到1949年,他的著作都是用英文写和翻译成日文而且大都在纽约出版。建国后在北京出版一本中文写的《美国垄断资本》、两部关于印度的社会和历史的著述及《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0辑)》。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仅1923-1927年就发表了53篇。此外,我从他的文章目录数了一下还有125篇。

说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主要是他活的长。第一个”最”说的就是他的寿命,第二个第三个”最”,也都是同他的第一个”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同活着的人比,就不是什么最老的革命家和最老的学者了。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奋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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