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
[ 2004年第1期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 作者：徐 孔 ]
1955年7月中旬，我从朝鲜回国休假，假期的时间没有作硬性限定。
因为兵团政治部的机构有所调整，我主编的兵团机关刊物《工作通讯》停刊，编辑部的人并入宣传部宣传科。我处理完停刊的有关工作以后，政治部主任丁莱夫批准了我回国休假的申请，并且对我说，你几年没有回国了，这次回去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利用这一次较长的假期着手写酝酿已久的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
回到北京以后，原联大文学系同学李兴华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可是我动笔刚写了两章，就接到军区转来的兵团的来信，大意是说：兵团的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如无特殊情况尽快返回参加肃反运动。
那时对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党的号召绝对是勇往直前的。我毫不犹豫地停止写作，立即动身回朝鲜。
直言相谏激怒当权领导
兵团部驻地在朝鲜西海岸的龙烟浦里。
我回到住所，最先见到的是原工作通讯社编辑部的郭游和杨平。郭游是直筒子脾气，说话不管不顾。我向他们两个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郭游说：”志愿军里哪来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没有目标的乱开枪。”杨平这个年轻的见习编辑却是个内向的人，他只是红着脸笑，并不说话。
正在郭游高声大调地申明他的见地的时候，宣传科的助理员张山跑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撼着说：”刚才听丁海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些时间！”我说：”接到兵团的信，叫我尽快回来参加运动”。他说：”是啊，是啊，运动一开始，工作更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回来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论关系，我和张山是前后同学。他是1944年从敌占区北平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的，我是1945年入华北联大的。他从联大政治班毕业以后就到部队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笔头子也快。宣传科另两个助理员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轻人，经验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传科长刘鸿飞原是县大队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传科起草文件、编写教材等重要的文字工作主要靠张山。运动一来工作时间少了，一个人更忙不过来了。我回来可以分担一些他的工作。
张山又热情地问我爱人考学的情况和几个回国熟人的情况，但没有提到原副部长徐逸人。张山走后，我马上到宣传部长韩福贤那里销假。
韩福贤原来是政治部民运部长。在徐逸人回国以前就调到宣传部来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下边议论：丁主任是为了”改善”宣传部的领导，把不懂宣传业务但听话的民运部长调到宣传部来作徐逸人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部长里边，韩福贤的年纪是较大的，四十四五岁了。
我向韩福贤简单汇报回国休假的情况以后，韩福贤没有问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务会上讲话一样，郑重地对我说：”早回来好。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纯洁我们的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的必需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参加运动。”又把兵团党委对运动的部署、要求和运动期间的纪律等作了一番交待。最后说：”现在是运动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张山向你交待。”
当时，我的情绪很高。参加革命以后，历次运动—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正像韩部长传达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我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肃反运动。
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宣传部的小组会，就发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我和韩部长的正面冲突。
那一次小组会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召开的。参加小组会的有宣传科、文化科和电影放映队的全部人员。张山主持小组会，韩部长也参加了。
小组会主要是要大家揭发问题，发言并不踊跃，揭出来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有根有据的重要问题，会场的情绪并不热烈。不料，小组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场面。
“爆炸”是由电影队一个年轻队员小马的发言引起的。小马揭发张山的一件事。说张山背地里讲丁主任的坏话，说听丁主任作报告是活受罪，尽说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哩嗦，简直是对听报告的一种精神惩罚。
其实，政治部一些年轻干部背地里议论领导—包括丁莱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点的人，并非稀有现象，而且小马揭发张山的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料，坐在张山旁边的韩部长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摔，红头涨脸地冲小马吼着说：”不要再说了!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他成心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揭发张山问题却没来由的给原来的副部长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就有几个曾对徐逸人有意见的人，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诸如：徐逸人态度粗暴，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几次找文工团女团员打麻将，影响恶劣等等，虽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动的高度。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虽然师出无名，但引导效果是明显的，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不正常。小马在会上揭发张山的不过是背地里议论领导的”怪话”，韩部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而且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是为了保护张山免受群众的冲击？不是没有可能，张山一直是韩部长跟前的”红人”。张山这人我了解，他并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人。他对韩部长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而且语言尖刻，在下边讲韩部长的怪话比别人还”精彩”。但在韩部长面前绝对是谦恭的，韩部长向他布置工作时，尽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从不提出异议，总是严肃地虔诚点着头，好像他已完全领会，并坚决执行。所以韩部长一直把张山看成听话的、得力的干部。为了保护张山及时转移群众的”火力”，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为什么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么大的帽子？。
徐逸人这个人，在部长当中是比较年轻的，恃才傲物，对上对下的关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对上，比如与丁莱夫副主任时常发生碰撞。但像韩部长那样的老同志，总应该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敌人，这顶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特别是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更不能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否则，就容易形成对运动的误导。韩部长那一声吼以后，不少人跟着”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乱喊叫，明显地是走火了。
当时我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觉得应该向韩部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一想到给韩部长提意见，心里又有些发怵。虽然韩部长来到宣传部的时间不长，但从不多的几次接触当中和过去在韩部长身边工作的人所说的情况，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韩部长这个人对上、对下是两副面孔。我这个人说话作事一向直来直去，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可按组织程序，反映对宣传部运动情况的意见又不能绕过韩部长。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还是要说。
晚饭以后，酷暑难消。韩部长拿着一把蒲扇，坐在宣传部办公室旁边一棵大树下乘凉。宣传部办公室正在我的住所的对面。我来到韩部长身边，说：”韩部长，我想对今天的小组会提点意见。”
韩部长冷冷地看着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运动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特别是你作为运动的领导人，首先给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适，容易对运动产生误导。”
韩部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厉声问：”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也火了，反问：”你是部长，你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问你，为什么替徐逸人讲话？”
我说：”我不是替徐逸人讲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对你和几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提意见。这次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关系和工作、作风问题混淆成敌我问题。”
韩说：”我们并没有给他做结论，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我们说的是他的思想和言行。”
我说：”韩部长，你和几个人喊出来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没做结论，为什么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韩问：”你说，他的那些言行是革命的吗？”
我说：”是否反革命分子是个组织问题，必须有证据，单凭今天大家揭发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吗？”
韩部长语塞，狠狠地一挥蒲扇，说：”运动中的事用不着你管，你还是好好想想，交待你自己的问题吧。”
和我预感的一样，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小组会，韩部长一反以往的惯例，不是先听大家发言，而是自己第一个发言，拖长声调说：”有的人刚一回来，就对我们开展运动的情况横加指责，指责我们揭发徐逸人的问题是混淆矛盾。我们并没有给徐逸人定性，是揭发徐逸人有害于革命的言行。有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估群众的觉悟，自己跳出来表演。我们给他充分的条件让他表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韩部长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喊：”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当保镖，站起来！”
我心里非常火，韩部长这明明又是在引导，不过是把枪口转向了我。徐逸人在国内，在朝鲜无法整徐逸人，就找我当替身。可能以为我和徐逸人关系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东西。我问心无愧，和徐逸人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坦然地说：”是我向韩部长提过意见。”我当然没有站起来，只是如实地把我参加小组会后的想法和向韩部长提过的意见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说明情况以后，多数人没有说话，但有一个人（名字忘记了）猛地站起来，怒冲冲地问：”你为什么给大家泼冷水！领导号召大胆怀疑，大家揭发徐逸人，为什么你就打横枪？你和徐逸人是什么样关系，必须老实交待！”
这一来，进攻的焦点就点明了。
接下来，就有几个人要我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组会也是如此。
当然都没有什么”战果”，以后，改换内容，要我交待历史问题：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从伪满到北平读书的情况，日本投降以后从北平到解放区情况等等。
提的问题不少，但这一次的小组会火力并不猛烈，我如实回答以后，几乎没有再追问什么。因为我写的自传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包括证明人，档案里都有，入党以前，组织已做过审查，没有可质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感告诉我，整我的目的不在这里。
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被武装看管
专题揭批我的小组会大约开了七八次（准确次数记不清了），宣布我停职写交待材料，并说明，为了使我能专心地想问题、写材料，换个住处，不要随便走动，有事情和郭游说，需要办的事情由郭游去办。
杨平帮助我和郭游把行李搬到文化科最东边的一间简易房。利用搬家的机会，把我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收去了，包括采访和工作的记录本、国内来的一些信，报道的底稿等等。叫我交出日记，可停战以后我就不记日记了，当然交不出来，他们也没有深问。
搬到新的住处，我和郭游铺好床以后，各自坐在自己的床头。郭游显得很尴尬，闷了好一会儿，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粗话：”扯他娘的蛋，宣传部的人谁不了解徐逸人！”这句话的含意很明白。但由于当时我们两人的特殊关系—他是受命监视我的，我是被监视的，他不能明确地说出对部里处理问题的不满，只能用一句没头没尾、含含糊糊的话向我表示他的态度。
当时，我心里更窝火。找韩部长谈话之前我预料到可能产生不愉快的后果，但没想到会采取如此反常的手段。谁都知道，徐逸人在抗战初期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学成材，是晋察冀有名的记者，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即使历史上真的有可疑之点，他已调回国内，应按正常的组织程序，把疑点的有关材料转到国内他的工作单位，怎么能在朝鲜整国内的”反革命分子”，甚至找个替身来整他？
我和徐逸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关系也比较好，但都是正常同志关系。1948年，我调到兵团新华社分社当记者，新华分社由宣传部领导，徐逸人是宣传部的部员，彼此接触很多。当时，徐逸人是团级，我是连级，级别相差很大。但这个人可能因为长期做新闻工作，等级观念不重，行军道上，或在老乡家的院子里吃饭，我们常常凑到一起聊天，谈到高兴处，纵声大笑；有时也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从不摆上级的架子，争过也就完了，1949年解放太原以后，他调到河北军区当宣传部长。抗美援朝以后，他又回到兵团到宣传部当副部长。部长魏泽南轮换回国后，就由他主持宣传部工作，1953年我由记者组调到编辑科主编《工作通讯》，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刊物的终审。不过他在工作上很放手，除了言论，其余的稿件都由我定，他签字付印，上下之间合作得比较顺利，其间也有过几次争论，有一回，为一篇重点稿，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就是不同意，气得我把稿件摔到桌子上。他没有发作，晚饭后在山下散步的时候遇见我说：”老朋友了，意见不一致，慢慢谈，发那么大的脾气干什么！”最终还是按我的意见签发了稿件。在工作上我们之间碰撞不多，在生活情趣上却相差甚远。他的兴趣很广泛，喜欢跳舞，也时常打麻将。而我的生活很古板，从来不跳交际舞，也不打麻将，和文工团女孩子坐在一起打麻将，我更觉得是”有伤风化”，从不沾边。所以，我和徐逸人的关系主要是工作上的，上下之间配合顺利也好，分歧、争论也好，都属于工作范围，沾不上反革命的边。我觉得，在运动中，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问题，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乱说，更不能乱写。
心里窝火归窝火，材料还是得写。一个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接受组织的审查。但交待材料送上去以后，遭到严厉训斥，说我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我心里明白要我交待的是什么，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见风使舵，胡编乱造。所以第二次、第三次交待材料，都没有交待出什么新问题。使我奇怪的是，韩部长批评虽一次比一次严厉，却一直没有再对我进行小组批斗。后来，从郭游嘴里知道，小组正在批斗刘鸿飞。显然，郭游对部里的做法是有意见的。嘟嘟喃喃地说：”这叫什么事儿，刘鸿飞那个老实疙瘩，说话就脸红，整他干什么？”“从38年就打日本鬼子，到现在倒要把他打成反革命了！不就是和他（指韩部长）顶过几句嘴吗，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往死里整人，这可肃的哪路子反！”
大约过了两周，终于通知我参加小组会。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经过两周”休战”，这一回肯定会加温，火力更加猛烈。我并不害怕揭发问题，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揭发不出什么。即使编造一些问题，没有证据，也定不了性。但怎样批斗，我心里却没底，群众运动中”走火”的事情太多了。反正硬着头皮挨就是了。
果然，这一次小组会气势很不一般。
一开始，叫我自己交待。我按照写过的交待材料说完以后，韩部长气得脖子都红了，愤怒地说：”看你猖狂到什么程度！我们耐心地等待你，启发你，给你充足的时间，叫你交待问题，可是你不但不交待新的问题，反而写的材料一次比一次少。好像你没有问题，我们冤枉了你。你这不是猖狂地向肃反运动进攻吗？”。
接着就专门地”端正”我的态度。
“端正”态度，当然需要加强火力，拍桌子吼叫的，挖苦讽刺的，切齿怒骂的，攻势越来越猛烈。那时候的群众—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党的决定就是自己的意志。组织上确定这个人是重点，这个人一定是坏人，一定有问题，领导上要求端正他的态度，打掉猖狂气焰，那就必须穷追猛打，一直打到他的精神崩溃、低头认罪为止。
对这种情况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不论人们怎样吼，怎样骂，我一句话不说。
这一次小组会一无所获。
第二天的小组会温度降了很多，没有大喊大叫。但问题却升格了。”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变成了”徐逸人反革命集团”，我成了”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明确地叫我交待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都有谁，成员之间、特别是和徐逸人之间进行了哪些不可告人的活动？我一听脑袋就炸了。对于整态度，大吼大叫、侮辱、谩骂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能够忍受，可是没有想到在运动中采取如此恶劣的手段，凭空捏造、栽脏陷害！我知道运动的老规矩，只要把你确定为重点，你就只有挨批的份儿。叫你交待什么问题，你不讲话不行，解释反驳更会招来更猛烈的批斗。可是我心里没鬼！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批斗的火力越来越猛，我心底的火也不住地往上窜。
几个人轮番吼叫，叫我交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也大声地回答：”我根本不知道宣传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无法交待你们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有人厉声问：”你说宣传部没有反革命集团，那么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说：”这你去问韩部长，他是宣传部长，你问他，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韩部长怒吼一声：”混帐！叫你交待问题，你反倒叫人来问我！”
马上就有人喊：”打掉他的反革命气焰！”“砸烂他的花岗岩脑袋！”“叫他站起来！”
呼吼声中，电影放映队有个叫常烈的换机员，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此人个头不高，黑红脸，多年摇发电马达炼就一把好臂力，特别是两只手，硬如铁爪，他抓着我的衣领，两手关节狠狠抵住我脖子下的骨头上，疼得钻心。后边又有人怒吼一声：”站直了！”向我后膝窝猛踢一脚，我站不稳，身子向前一仆，常烈当胸一拳。我的情绪也失去了控制，大声喊道：”凭什么打人！没有证据，你们就逼供信，谁给你们的权力！”
可能韩部长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连连摆手说：”放开他，放开他，叫他自己讲！”
常烈松开手，站在对面，两手叉腰，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其余的十几个人也站在我的周围，怒目而视，在我周围形成了怒目金刚组成的包围圈。
这一次的小组会温度确实很高。揭批者怒火填胸，厉声逼我交待罪行。而我毫无低头认罪的”老实”态度，针锋相对地逐条辩驳，形成了短兵相接的交手战。
在这场搏战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张山的态度很特殊，我早已注意到，从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罪行”开始，他一直没有发言，既没有揭发一条徐逸人的”罪行”，也没有追问过有关徐逸人的一个问题，只是低着头在笔记本上记录别人的话；在大家”端正”我的态度、又吼又骂、动手动脚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作为小组长，他没有参加，但也从不制止，脸色冷冷地坐在一边，真可谓是”冷眼旁观”。也许这就是张山为人的特点。他并不是分不清是非，不会看不出宣传部这种无凭无据地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闹剧后边隐藏着某些人的不正派的动机，所以他不参加批判者的行列。但他深谙运动的规律，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如果你坚持实事求是，提出和大家相左的看法，就会引起群众特别是领导者的不满，影响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在这场不正常的运动中，张山这种不动声色的旁观的态度，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可悲之处。
这次小组会经过激烈的交锋，仍然没什么战果，批判者怒气难消，我的心里更是气愤。散会以后，我马上去找兵团肃反五人小组（肃反中特设的领导组织）成员、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一进门，我就冲口问道：”丁主任，1948年兵团一组成你就是组织部长，你说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丁莱夫正在看文件，放下文件，用手指指椅子，叫我坐下，有些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提出这么个问题？”
我说：”你是兵团分管组织工作的老领导，对我和徐逸人的情况都很熟悉，你说说，我和徐逸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丁莱夫说：”就是部长和助理员的关系，还能是什么关系！”
我说：”那为什么宣传部多次开会，追查’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说我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逼我交待和’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关系。难道宣传部这样搞你和五人小组不知道？”。
丁莱夫说：”宣传部开会的情况我听到一些，详细情况我的确不了解。目前几个军的肃反运动都处于发动群众的阶段，很多情况需要了解、掌握，我的精力主要在各个军，兵团直属单位的肃反运动由直政处抓，一般情况我不过问。宣传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情况详细地说一说。”
我就把我回到兵团以后第一次参加小组会，在群众发言当中，韩部长没头没脑地给徐逸人扣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会后我找韩部长提意见，以及后来小组会批斗我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越说心里越火，最后，很不冷静地说：”丁主任，你是我的老领导，有些事想向你讨个明白，为什么对干部的评价变化这样快！当初，我几次有机会回国，你不放。可能那时候你觉得我这个干部还有点用处。可是为什么运动一来，整个地翻了个过儿。是不是当初你就知道我是反革命，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所以才留下我，做为肃反运动批斗的典型！”
丁莱夫听了这些讽刺的话，态度仍然很平和，略沉了一会儿说道：”你现在的心情我理解，相处几年，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在革命队伍里，上下之间都应该以诚相待，我怎么会对你使用权术！你今天说的情况，我要仔细地了解，如果属实，韩部长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关于徐逸人同志，他工作上、作风上有缺点，但我和五人小组从来没有把他看成反革命。对于你，我和王平政委（兵团政委）的看法是一致的，也从来没有改变。”
和丁主任谈话以后，没有接着开我的小组会。隔了好几天，又通知我参加小组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又多了几个外单位的人，有丁莱夫的秘书史忠、政治部的秘书赵人杰、政治部协理员冀连波，后来又增加了保卫部助理员毛建平等，会上没有提’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事情，主要是要我交待从东北到北平读书的情况，到北平以后和哪些人交往，特别是在新民学院（华北行政学院）那一段接触过一些什么人及由北平到解放区的情况。这些，入党以前我的自传中都写过，这一次问得很详细，特别是证明人的情况，包括政治面目、认识的时间、工作单位、家庭和工作地址等都问得很详细，看样子是准备外调的。小组会的温度也不高，中间曾有人喊：”叫他站起来交待！”史忠摆摆手，笑嘻嘻地说：”算了，算了，坐着说也一样，别叫他站起来了。”可能因为史忠是主任的秘书，他一说，也就没人再喊了。
没想到，过两天，小组会又回到徐逸人的问题上来了。不过，”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降格为”你们那个小团团”。
小组会一开始，韩部长就老调重弹：”我们并没有给你们定性，没有定徐逸人是反革命，也没有定你是反革命。可是你们那个小团团，说的话，干的事是革命的吗？我们就是要你交待你们那个小团团说的危害革命的话，干的危害革命的勾当。”
基调一定，加上有以前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余威，群众情绪马上调动起来了，呼吼喊叫、拍桌子瞪眼。有人大吼：”叫他站起来交待！”
我没有站起来。
这一次没有史忠等外单位的人参加。
韩部长亲自发话了：”我们和他讲道理不搞逼供信，不要给他提供借口，叫他坐着讲！”
这次小组会仍然没有收获。
会后回到住处的时候，郭游已经搬走，一个背着大枪的战士站在门口，我被武装看管起来了。
我非常愤怒，前几天丁主任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怎么这样对待我！不但隔离审查，而且派上了武装，这不是当真把我当成反革命了吗！我要找丁主任，请他说清楚，到底为什么这样搞！
我放下记事本就往外走。
看管的战士慌忙拉住我，说：”你要出去，得宣传部首长批准。”
我说：”我去找政治部主任，也需要宣传部首长批准吗？”
战士很着急又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不知道，连队首长就是这么交待的。要不，你回屋等等，我去报告宣传部首长。”
看到战士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有些冷静下来了。不能为难战士，他是在执行命令。
我回到屋子里，努力平静自己的心情。冷静地想一想，现在就是找到丁主任，也没有多大用处。搞运动的一般规矩我知道一些。每次运动各单位都有完成的指标，首先由基层党组织研究，提出本单位的名单，报到上一级的党组织，在兵团就是报到直政处（机关党委），机关党委根据各单位报上的名单，经研究后提出直属队的名单，报到兵团五人小组，在一般的情况下，兵团五人小组不会改动。运动中的一般情况，譬如揭批的方法、程序等等，只要不是严重违反政策的，五人小组也不会过问。从前几天的小组会的情况看：史忠（丁莱夫的秘书）参加过两次会，”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降格为”你们那个小团团”，韩部长声言’我们不搞逼供信’，制止罚站、动手动脚等情况看，丁主任已经了解了宣传部小组会的情况并做过交待，武装看管这类事情，可以用多种理由说明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丁主任也不好干预。”三反”时，我曾参加过打虎队，参加过对重点人的批斗，有三个重点人也曾被武装看管，运动后期复查，不是”老虎”，放出来，向本人道个歉也就完了。反正，定性反革命，必须有事实根据，而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我没有问题，韩部长就是费尽心机，也无法把我打成反革命。
道理是这样，但在实际生活中，那段日子对我真是难以想像的磨难。首先是周围群众的冷漠和自我心灵的孤独感。本来政治部的人都熟悉，不少人还是好朋友。可是自从给我派上武装”警卫”以后，好像全成了陌生人，有的还极力躲避我。每次到食堂吃饭的时候，不论我坐在哪个位置，人们都避开那个桌，即使别的桌坐满了，加个座，也不到我坐的那个桌。有一天午饭，我从山坡住处下来，快到食堂的时候，文工队长一路哼着小调从山下走上来，两人快走到一起了，他猛一抬头看见了我，扭头就往回走，直到我打完饭，开始吃的时候，他才来到食堂，坐到远离我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过去和我的关系很好，因为我懂一些文艺创作，他写的歌词常常找我帮他修改，节目采排的时候也常常找我去看，我们很谈得来，可以说是知心朋友，可是现在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种情况使我精神上很受刺激，也感到一丝悲凉。从理智上说，我对大家对我冷漠甚至躲避的现象能够理解。党组织确定我是运动的重点，而且是需要武装看管的重点，想必问题很严重。人们出于对党的信赖，对党组织确定的问题严重的重点人，很自然的在思想上划清了界限，还有些人也可能为了避免”敌我不分”的嫌疑有意地躲避我，这些都可以理解的。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一般的运动，是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啊！政治部这些人，特别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大家一块出生入死多年，彼此对对方的情况—从日常言行到战斗的表现和历史情况都了解，这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怎么能用对待反革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这本是正常的思维逻辑，可是当时我却看不到这种正常的思维逻辑的反映。相信党无疑是对的，但相信到失掉独立思考的程度就有点可悲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晚饭时间，去食堂的路上，政治部协理员冀连波从后边赶上来，小声地说：”我刚回来，放心，没事。”说完，就急步走到前边去了。
冀连波原是兵团的摄影记者，我们俩关系很好，他透露这个”简讯”无非是想解除我的思想包袱，但他是党政干部，不能划不清界限，所以才采取不易引人注意的”短促突击”的方式。
这则”简讯”真的燃起了我的希望。倒不是”放心、没事”四个字，我知道自己”没事”，在这上头从来也没有不”放心”，而是”我刚回来”这个讯息，说明冀连波出去外调了。经过外调查清真相，事情总该做个了结吧。
果然，没过几天就通知我搬家。
但，不是搬回我原来的住处，而是搬到直政处集中看管重点审查对象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事情不是即将了结，而是要进行更长时间的审查。我心里燃起的那点希望破灭了。
我坚持对运动中的问题讨个说法，韩部长被迫在宣传部召开了一句话的小组会
直到1956年6月上旬，保卫部新来的杨部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对我审查结束，因为没有问题，不作结论。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只是宽慰我：”不要背思想包袱，回部里以后好好工作。”我不知道他这句”不要背思想包袱”的涵义是什么，听了这种官腔官气的话心里很不舒服。
回到部里以后，给我发了新军装、军衔肩章，还按新标准补发了工资。至此，兵团直属队各单位的肃反运动全部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一天，兵团政委王平找我谈话，在政治部的办公室。
当时，我不知道中央军委已经下命令，调王政委到志愿军总部当政委，大概他是在离开兵团以前找下边的干部了解一些情况，听听下边的意见。
王政委自己不吸烟，把一盒大中华推到我跟前，说：”听说你对这次肃反运动有些意见，找你谈谈。”
因为王政委是老领导，我和他说话比较随便。我说：”我对肃反运动没有意见。搞群众运动是共产党的老传统，现在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通过群众运动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纯洁革命队伍是完全正确的。我有意见的是宣传部的搞法。”
王政委笑了，说：”我不是要你写文章。你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关于徐逸人的问题就不要说了，在这件事上，我和丁莱夫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了解徐逸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这个人年轻，有才气，有魄力，工作上一直表现不错，但有些骄傲自满，不虚心。在我跟前他没有使过性子，工作上是得力的，但和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特别是和丁莱夫同志关系处理得不好，对丁莱夫同志的领导不够尊重。不过这些属于工作关系问题，组织纪律观念问题，在肃反中搞’徐逸人反革命集团’，还把你当成了骨干分子批来斗去，是不妥当的。徐逸人在国内的情况我也了解，这里转去了不少材料，可是解放军报社那边，对于徐逸人，连小组会都没有开过，说明人家领导运动政策水平比我们高，这件事，通过运动总结，领导要有个说法，今天就不说它了。对其他方面，就你了解的情况，谈谈你对兵团直属单位肃反运动的看法。”
我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兵团直属单位在这运动中掌握政策有偏向—‘左’，入朝以后我在兵团参加过两次运动—三反和肃反，这次肃反我是被批斗的重点，对此感触颇深，三反时我是批斗别人的，也有这种感觉。好像越’左’越革命。若是被批斗的人说实话，就说你态度不老实，加强火力，逼你低头认罪。若是参加批斗的人说实话，就说你态度消极，提高你对运动的认识，调动你的积极性。在运动的高潮中，群众有过激情绪可以理解，但如果运动的领导人也持这种偏激的态度，就可能产生很不好的后果。我所知道的兵团直属队的肃反情况，除了徐逸人的问题以外，还有和我一起被隔离审查的司令部见习参谋吴安，对他的审查更离奇。他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司令部工作，不久就赶上这次运动，叫他交待问题，他没有反革命活动当然交待不出来，批斗者就用劈材子逼供，他为了不受皮肉之苦，仿照志愿军报上登的反革命案例，编造了自己参加过6个反革命组织的”罪行”。调查人员跑了大半个中国，结果一件也没有证实。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肃反运动的骨干竟然不看每天刊登肃反案件的志愿军报，小吴交待的6个反革命组织都是报上的，如果看报，就会发现他的交待材料是假的。即使不看报，按常识推断，他一个军校学员怎么可能参加分布大半个中国的6个反革命组织的活动，时间和交通条件都没有可能。在小吴这件事情上，不但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是缺少理性思考，主观推断加上野蛮逼供，怎么能不出假案错案？”我心情很激动，我说：”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在伤害了几个干部，而是这种不讲实事求是的’左’的做法对党风造成的伤害。每次运动以后，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甚至严重的问题，都是由组织承担责任，而造成偏向或问题的积极分子，因为是响应号召，个人不承担责任甚至被提拔重用，官运亨通。所以有人讲怪话，说我们在运动中培养出一批’运动健将’，穿着钉鞋蹬着别人的脑门往上爬。别人头上流血的时候，他却青云直上了。会看风、会整人的人得甜头；不看风头说实话的人吃苦头。”
王政委的脸色很不好看，问：”这话是谁说的。”
我说：”你不要问是谁说的，这话由我说出来就是我也有这种看法。你是老领导，在你面前我不能隐瞒什么，更不能欺骗你。即使我的意见是错的，可以供你作参考。”
王政委的脸色缓和了，点点头说：”说真话就好。我知道你，说话直来直去。找你就是想听听真话。”
和王政委谈话以后不久，政治部召开了营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扩大部务会，部署政治部在肃反以后的工作安排，包括肃反的善后问题。丁主任讲话以后，我提出一个意见：运动中用武装看管我七八个月，这是为什么？组织上掌握了什么证据？那怕一封诬告信也可以，诬告的事情一时查不清，为防止意外，用武装看管也说得过去。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就长期进行武装看管，这符合肃反运动的哪一条规定？我要向领导讨个说法。
丁主任说：”运动中你找我，我们谈过这件事，你的问题主要是由徐逸人同志的问题引起的。我始终没有说徐逸人同志是反革命。但有时我说话不够冷静，可能对下边有影响。作为政治部的领导，主要责任在我。”
组织部孙部长说：”徐逸人同志工作上是有缺点，可是运动中那种搞法是不妥当的。”
丁主任说：”是啊。这件事主要由我承担责任。韩福贤同志在运动中是积极的，就是有些偏激。”
我说：”我不同意丁主任的看法，什么叫积极？在运动中敌我不分，硬把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打，这能叫积极吗？如果我和韩部长换个位置，我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硬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连续的狠批猛斗，然后再长时间地用武装看管起来，韩部长会作何感想？”
丁主任略沉了一会儿，说：”韩部长要向徐孔同志道歉！”
韩部长执行领导的指示从来是及时的。政治部部务会议以后，就在宣传部办公室召开了党小组会议，韩部长坐在最前边、靠门那张办公桌后边。小组的党员到齐后，韩部长满脸通红，脖子也显粗了，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说完起身就走了。几个参加小组会的人都感到茫然，怎么只说了一句小组会就结束了！我却能想像出韩部长说这句话时无奈而愤怒的心情。
我这个人思想简单，说话作事，过后就完，不记后帐。运动中批斗我的时候，我确实对韩部长很不满，憋着一口气，一定要讨个说法。可是韩部长道过歉，尽管是被迫的，带着明显的情绪，但终归说了一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这事也就过去了。我丝毫也没想到，韩部长对我这股子怒气一直带到反右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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