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群——中国青运史上一个大写的人陈
黎群同志永远离开我们走了，我感到无比悲痛。我从1951年3月结识黎群同志起，先后一起工作相处50多年，他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他为办好《中国青年报》奠定基础
1950年12月，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团长是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哈依诺夫。他向中国青年团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创办一份团报。团中央早有办报的打算，遂向党中央写了申请办团报的报告，迅速获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批准。
黎群同志1950年初被调到团中央以后，就负责筹备创办《中国青年报》的工作，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一干就是八年。团中央让他到莫斯科学习苏联共青真理报的办报经验，在中央团校开办新闻训练班，为团报培训干部。他和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是老朋友，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是在成都的老同学，请求他们支持一些干部，并让青年报的编采人员去坐班学习一段，让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团报，他们都一一答应了。这样，《中国青年报》—作为青年团在全国发行的第一份报纸于1951年4月27日诞生了。
黎群同志为此兴奋不已，写下《团报创刊述怀》（七律）两首。
一
旗帜鲜明求理想，生活渴望真善美。
政治清明赖民主，爱憎分明好做人。
二
新闻真实命根子，实事求是志坚贞。
左右逢源非吾愿，须与青年共忧欢。
黎群同志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和上海大夏大学，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春赴延安。从1936年参加革命到1950年14年中，他既做过国统区、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又做过国统区、解放区的青年报刊工作，是一个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水平，熟悉青年运动与青年报刊、见过大世面，颇有经验的干部，当时他才30岁。他的述怀诗，表明了他对办好青年报的希冀和理想。
什么是青年报人的精神呢？耀邦同志有两句名言：”干部要干，战士要战！”黎群同志说：”我只要一息尚存，总是干！干！干！”他在《青年报人的特殊品格》一文中说：”青年报人所到之处，目睹耳闻，凡是好人好事，就大力宣扬之，表彰之；凡是坏人坏事，就不避风险去揭露之，排除障碍去鞭挞之！他们和青年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欢乐与共。”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文中又说：”青年报人中不乏对党、对人民忠贞之士。他们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倡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因此，敢于揭发那些特殊化的现象，诸如《不该开设的秘密商店》一稿，是揭露某个省市委搞特殊供应的；《公园里的私园》，是揭露在公园里修建招待所的；《宋北方事件》是批评申诉太难的；《部长助理与摄影师》是批评以势压人的……这些批评稿件触怒了一些人，便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皇帝没有拉下马，自己先滚鞍下马了！”
创刊之初，头绪万端。其时，我任副总编辑和党总支书记。黎群同志作为报社的社长、总编辑，抓过报社建立印刷厂、向东德购置轮转印刷机，抓过报纸发行和社内的后勤工作，当中心工作来抓的是青年报人的思想建设。老青年报人都记得，报社从御河桥团中央大院搬到东城海运仓二号新购的大白楼后，黎群同志就找了编辑部四五个思想活跃的同志，放下手里的工作，集中到北门仓报社几间闲置的屋子，生起火炉，静下心来，沏了茶水，让大家整天议论一个问题：怎样办团报，怎样改革，怎样才能刷新团报？不久，他就在报社的大食堂对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作《怎样做一个青年报人》的报告。
团报在周二刊、周三刊的初创时期，与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好处，一改为日报，上下左右就变得不协调起来。他坐在总编辑这把交椅上，常常陷入被动的局面。如新华社发的消息、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要不要登？上面指令这篇要登，那篇要发，不登就违令了。他想，若随波逐流，唯唯诺诺，日子也可以过，工资也不会少分文，职务照升，但这和青年报人的性格、气质格格不入。怎么办？他请教周总理。总理说：”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就不同了……按解放前那样办不行，读者不会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
经过深思熟虑，他进行了三方面改革：
一、本着”讲真话”的原则，赋予新闻工作人员独立负责的权力。他能作主的就作主，出了问题，上面来了批评，他承担责任。
二、拓宽内容。把青年工作部门的特殊性同报纸作为舆论机关的普遍性密切结合，评论的范围扩大了，议论的内容增多了，采访的领域开阔了，批评的限制突破了。据统计，1956年共发表了各种形式的批评稿218件。
三，革新版面，改变老面孔。各种会议的首长讲话不是全文照发，而是加以精编，取其精华。新华社稿件，择其与青年有关的摘要刊登；增多本报记者、通讯员和读者的来信来稿，使新鲜的题材，群众的声音，遍布版面。
这三点改革思想，概括得好，既明确，又泼辣、周详，成了青年报制胜的”法宝”。当然，黎群同志抓团报改革是多方面的，牵涉许多具体方面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国以后，我们的党中央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般党报都习惯地搞以政治运动为中心那一套宣传。团报如果也这样搞，那就成了翻版书了。黎群同志认为，本报的日常宣传要坚持不懈地反映我国青年的精神面貌，以激励青年为”四化”英勇奋斗为报道重点。我国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突出地报道了北京展览馆基建工地上出现的青年突击队，提高工效若干倍，受到北京市委和团中央的肯定和表彰，报上一推广，青年突击队的旗帜，就在全国基建、矿山、工厂飘扬起来了。
第二、宣传先进人物、先进集体。我在团报主管青年运动的报道。创刊以后，我们连续地报道了郝建秀、赵国有、韦玉玺、王崇伦等工业先进人物，不只报道事迹，还报道各地青工如何学习，开展比、学、赶、帮活动，效果好、影响大。
第三，我们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不脱离青年思想实际，不空洞地生硬地讲大道理，而是有时代特点，渗透于形象、活动和知识的宣传之中。比如，我们在理论修养副刊上讨论什么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当营业员就低人一等吗？
第四、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迅速进步，青年渴望探求知识越来越广泛，希望团报对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提供更多的指示、帮助和服务。在黎群同志的启发下，团报办起了”团支部”、”接班人”、”长知识”、”绿地”（文艺）、”辣椒”、”周末”、”美术”等七八个副刊，内容丰富，知识性强，受到青年们由衷的欢迎，毛主席两次表扬报上登过的文章。
胡耀邦同志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中国青年报》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向科学进军”的宣传，在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黎群同志的积极领导下，《中国青年报》在首都十多家报纸中是发行量第二大报，经常保持日销量200多万份以上。
黎群同志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和大家一起干，有事先承担责任，善于团结干部。他对干部也很放手、放心，他若出差、开会、出国，编辑部工作就交给我和钟沛璋同志去做，全社出现了团结和谐、蓬勃向上气氛。当时全社除三五个老干部有家室外，绝大部分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报社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大家每天八点上班，在报社吃罢午饭、晚饭，又坚持干到夜里11点，吃一碗汤面才回家。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正因为青年报人有了这种精神，才把团报办得那么好，那么有朝气。黎群同志最大功绩是，带领并造就了一支积极勇敢、特别能战斗的青年报人队伍。
天有不测风云。在反右派斗争中，三名正副社长、总编辑一锅端了，出了两名右派，我是幸免于难，但也撤职贬渎，下放改造。有17名记者、编辑、部主任，错划为右派分子。那些挨批判的准右派，就难以计数了。20年之后，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报》错划的右派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他为谱写中国青运史竭力尽心
胡耀邦同志1952年9月来团中央工作后，不只一次讲到，应该建立青年团学，我们应该重写中国青年运动史，无愧于中国青年运动，无愧于新时代。
1950年初，团中央宣传部教育科长李公天同志，认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应该开设”青年团学”这门课，教育系的学生应具备这门学问，掌握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规律。李公天同志去北师大商量，一拍即合。校长林砺儒送来一份聘书，聘请张黎群为教育系兼课教授，同时派一名助手。
黎群同志接到聘书后，非常重视这件事，他抽出时间，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讲稿》，在北京市为团干部们讲过，再给大学生讲，十分精彩，很受学生的欢迎。除在北师大教育系上课外，黎群同志应天津、重庆、成都等地团组织的邀请，也讲过多次，他是个热心肠，几乎是有求必应，不受报酬。当时团内的作风就是这样。
1956年的初夏，黎群同志跟随耀邦同志从北京出发，在京广铁路沿线的省会、县城、村镇进行调查研究，侧重于农村青年的要求和在生产建设中怎样发挥突击作用问题，他发现农村青年文化水平相当低，文盲不少，黎群同志提出了农村团组织办文化夜校的主张，他称赞中南几个省的农村青年突击队搞得好。回京后写出《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搞好农村青年突击队》两本小册子，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也算是他作青年研究的两项成果。
1957年的春季，刘少奇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对沿途五省进行考察，黎群同志跟随考察。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少奇同志请教了许多问题，包括青年研究的问题。
少奇同志说：”青年报必须是引导青年放眼世界，关心国事、党事、社会之事的舆论机关，不能囿于所谓’青年问题’的狭小圈子，青年报要议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各界人士都要看。报道面、反映面要广泛。”
另一次，少奇同志说：”现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不少思想混乱，其原因很复杂，有波匈事件的影响，也有学校教育和党的思想工作上的问题，主要毛病是脱离实际，脱离青年群众。还有一部分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有的甚至发展到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坏思想、坏行为，是向青年施放了腐蚀剂。”
另一次，谈到青年报怎样认识青年的问题，少奇同志说：”青年报的同志，首先要认识团报帮助党解决青年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也关系到青年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问题。”
1955年，黎群同志向团中央书记处建议，成立一个青年运动史的研究机构，研究当代青年的思潮，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发展阶段，搜集、采访、整理各种青运史料，编印中国青运史料丛书。书记处一致同意，从中央团校调来了郑光同志，黎群同志推荐了团报的编辑罗征敬同志，他们协力同心，开展研究，广采博纳，成绩卓著，出版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共十大本，419.3万字。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青运史料丛书。征敬等同志在这个时期，访问了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共青团员、老青年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青运历史资料，如果晚十年再干，这些老人就不在人世间了。
“文革”中遭受迫害，对党忠贞不渝
1962年2月，黎群在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到成都担任党的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此后，他担任了《重庆日报》新开辟的《巴山夜话》和《成都晚报》《夜话》专栏的写作任务。《重庆日报》总编辑雷勃、王古泽、《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都约黎群写点文章。他们商量后，订了100个题目，来源于近四年”大跃进”中的现实生活，希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一褒一贬，以正时弊。文体力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黎群在工作岗位上，与许多人接触，同许多事务接触，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胸膛与革命事业共起伏，对国家的进步欢欣鼓舞，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忧心忡忡。于是他拿起笔，说诚实的话，提倡做诚实的事，谴责败事之徒。他一篇接一篇地写，共计写了20多篇……
1963年春，重庆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肖泽宽（市委常委）、李止舟（秘书长）、廖伯康（办公厅主任）的右倾反党集团，并与张黎群写《巴山夜话》联系起来，说是肖、李、廖为张黎群提供材料，张黎群是他们制造舆论的代言人，也是反党集团的支持者。
黎群扪心自问，自己只是写了20多篇小稿子，平时一向严谨，遵纪守法，不致于这么严重吧？任凭风浪起，还是照常工作。他带领两个工作人员去贵州、云南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整工作正在大力进行，”刹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作风），正在有效地推进，生产明显好转，干部、群众的精神开始振奋。他感到鼓舞，常常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回到成都已是春节，他知道”文字狱”这一案还未了，迟早要发作的，何时来，怎样来，无法预计，只有听天由命了。
1964年春，黎群患病住进了成都体育医院，经过4个月的治疗，才逐渐好起来。
黎群的好朋友于江震同志，给他来信，要他到重庆和他一道生活一个时期。于是，他去了，上了名山缙云山，在那儿同住了个把月，人是精神动物，心情平和，身心健康起来了。
1964年的夏天，西南局通知黎群同志，参加南充四清工作，地委书记卫广平和他是正副队长，归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领导。于是，他到南充—广安三个公社搞”四清”，为时一年多，他住在广安一户贫农家里。一张大木床和一张小木床，睡一家五口人。一天下大雨，从黄昏到夜间仍不停止。他们穷得晚上点不起灯，就用手摸娃娃小腿，以为够数了。到了半夜，雨停了，一位十岁的娃娃抱着一岁的娃娃回来了。他目睹这样的景况，深深感到不搞计划生育不得了。于是，同宋小来秘书在广安县星光生产队搞试点。写了一个《如何进行计划生育》的报告，给李井泉同志送去，李认为很重要，批转给云、贵、川省委仿行。
1965年下半年，黎群调任四川省绵阳地委副书记。绵阳地区是四川省的粮仓。1966年初夏，这个地区大旱。正当黎群担任抗旱团长，全区已取得抗旱斗争胜利的时刻，四川省委电令他即回成都作”反党”的检查。5月24日，黎群被公安机关逮捕隔离审查，交待问题，真是”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时，他48岁，已参加革命39年了。
1966年6月5日，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川日报》上在社论位置上，以史伟（市委谐音）之名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黎群开火》的文章，宣称”张黎群的《夜话》和《巴山漫话》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黑话一样，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这条黑线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相呼应，为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起，猖狂地向党进攻，妄图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在这个大祸临头时，黎群不住地自言自语着，反复背诵着这样一些古人警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扑于面而目不瞬！”“大仁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忍人之所不能忍！”“真金不怕火，怕火非真金！”这样，他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再看看报上那些鹦鹉学舌的文章和条条揭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他确信，假话打不倒人，更吓不倒人！
他写了一本《黎群自传—革命30年的回忆录》；又写了一份《驳斥报纸造谣93条》；此外，还写了大量检查材料和答辩文章。他越写越坚定地认为，我是冤案的主角。
在关押了7个月后，1966年12月24日凌晨两点，他被押到绵阳地委机关。他们把他带进一间又潮又矮的房子，恶声恶气地说：”你打扫一下，就住这里！”
黎群打扫完毕，到机关院子里看大字报，墙上都贴满了。这哪里是在进行严肃的政治批判，全是一派编造的材料，揭露走资派所谓罪恶，全是捕风捉影的东西，他不想再看了，上街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台收音机。迎面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一个指着他鼻子问：”你是大黑帮张黎群吗？”黎群答：”我是绵阳地委副书记。”
众人不由分说，簇拥着黎群进入地委机关大院，抬来一张方桌，要他站上去，一场批斗会开始了。
“你是不是大黑帮，你为什么反党？”人群在吼、在叫，乱作一团。
黎群答：”我是中共党员，地委文教书记。有人在捣鬼，将莫须有的罪名横加于我！”
忽然，一名女将跳上台来，将黎群的双手绑起来，高声喊道：”革命战友们！我是北京文艺报的，串连来此。张黎群太嚣张了必须把他斗倒斗臭！”于是，”打倒张黎群”的吼声，此起彼伏。
太阳西下，斗争大会散伙了。没有人来管黎群，他确实有点困乏，走回那间小屋子，倒头便睡。
不久，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一尺宽、二尺长的大木牌，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黎群”，名字上用砂笔划了粗粗的大”×”。造反派把他们带到体育场的看台上，让他坐”喷气式”，进行十多天的批斗，接着又被押上卡车游街，最后在市体育广场，举行”万人批斗大会”……这样过了一年的比黄连还苦的岁月。
1968年冬，黎群夫妇被军队监管。1971年起，又被易地关押于德阳白马关的庞统庙。在关押中，黎群听说于江震横遭迫害致死。他倒在床上抽泣，提笔写下八个字：”江震被害，戴笠笑熬”。他与江震有30年的交情，彼此视为知己，江震1928年入党，20岁出头就挑上红军师长的重担，显露非凡的才华，他走完长征之路，就做党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被害死在党的西南局书记的岗位上。
1979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黎群的冤案平反。
青少年犯罪研究事业的开拓者
“文革”中的黎群坐了七年半的监牢，所幸的是身体依然健康。他似乎忘掉了各种伤痛，奋不顾身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决心把损失的时间找回来。
他参加筹建四川维尼纶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任党的重庆市委委员、四川维尼纶厂建设现场党委书记、指挥长，接着又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到1980年，他61岁，又返老还青，担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这是第一个青少年研究所。黎群到任不久，倡议并领导创建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次年6月，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会长，在他的领导和操持下，”中国青少年犯罪学”被列入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于1987年12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犯罪学理论体系，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空白。他还组织专家、学者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术丛书》等专箸，丰富了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理论宝库。
黎群一贯重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和有关机构合作，开展青少年犯罪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发现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新动向、新问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著，出版了《黎群青年研究文集》。大家称他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黎群十分重视青少年犯罪研究成果的转化。他经常亲自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深入到监狱、少管所、工读学校、劳教所，同教师、干警探讨如何更科学地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的问题；同失足青少年座谈，鼓励他们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走上美好的人生道路。他应邀担任全国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顾问和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青少年专门小组成员，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活动。他十分关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主编《中国少年犯罪与司法》学术专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为表彰黎群同志在研究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推进国家青少年法制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国家教委、司法部、团中央五部委于1995年1月12日授予他”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模范个人”光荣称号。
黎群同志在他的晚年，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带领团中央张定、李公天、严如平，唐非等一批老同志，用了四五年的时间，编辑了四卷《怀念耀邦》（共200多万字）。
黎群为人坦率真诚，他生前几次对我说，我一生革命，斗志不减，至死不悔，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未能参加撰写《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史》，当然，他寄希望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同志，力求写出一部文情并茂的青运史。他在1984年的赠诗中，表达了他的壮志情怀：
洪都星火井冈烽，华夏燎原燕山红。
国基未固宫阙乱，腹患原来要根除。
盛世修史作春秋，忠奸是非命笔修。
江青不死重卷土，董狐秉直照千秋。
敬爱的黎群同志，您安息吧！
（2003年5月2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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