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实业巨头到北洋财长
[ 2004年第2期 周学熙：实业巨头到北洋财长 作者：段明艳 ]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两位著名实业家，人称“南张北周”，“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字辑之，号止庵，晚年号枕云居士，又号砚耕老人，1866出生于安徽建德（今东至）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880年首次参加童子试，此后十余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在1894年乡试中举，但后来的两次会试都未被录取。1895年中国由于甲午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公车上书”，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科举仕途的坎坷及时局的影响，使他毅然做出了弃举业投实业的决定。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1897年他开始涉足实业，并顺利地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从此他潜心致力于实业，实践着“实业救国”的梦想。
从英商手里收回唐山细棉土厂，使之再度崛起
周学熙任职的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之一，煤田蕴藏丰富，使用外国进口机器，所产的煤炭质量较好，发火力强，煤灰少。在上海时，他经常来往于温州、厦门、汕头、福州、澳门、广东等地，察看煤炭在南方的销售情况。虽刚刚涉足实业，就表现出了聪慧精干，很受器重，1898年即升任开平局会办，后升为总办。在他的经营下，煤炭生产和销售都很顺利。
在南方各省督办煤炭销售时，周学熙注意到由于各地纷纷建厂、建矿、修铁路，水泥的潜在市场很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价钱昂贵。此前唐廷枢曾在唐山建立了“细棉土”（水泥的译名）厂，由于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1893年不得不关闭。周学熙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后，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水泥便宜，所以向清政府奏请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1900年4月得到清政府同意，开始筹备建厂。
周学熙首先委任开平矿物局矿师李希明任经理，聘请德国技师汉斯·昆德为总技师，汉斯·昆德等人对唐山的土石进行化验，发现唐山土石是制造上等水泥的最好原料，一切准备就绪，水泥厂即将开工。就在这时1898年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地区，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时周学熙因事又不在唐山，作为开平督办的张翼吓得躲在寓所不敢出门，开平矿物局乱作一团，恢复细棉土厂一事暂时搁浅。
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后，英德军队占了唐山矿区。在混乱中，英国商人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官员德国人德璀琳联合，连吓带骗，从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细棉土厂，其中包括唐山、林西两座煤矿、承平银矿，天津总局的房屋，天津塘沽、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的运煤码头及运河、轮船等。他们转手又卖给了英商墨林，墨林又转手将之卖给“东方辛迪加”，1900年底组成开平矿物有限公司在英国注册，承接了开平矿物局的全部产权。
周学熙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不顾威胁，断然拒绝签字，愤而辞去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4年袁世凯让周学熙在国内负责办理“收开”的交涉，周学熙调来有关开平矿务局的所有案卷，经反复研究得出结论：由于张翼的出卖，开平新公司已经在英国注册的事实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细棉土厂。
原来，唐山细棉土厂在垫款抵押开平矿时曾与开平立约：如果一方不愿合办，可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即可分办。这些资料原来都保存在汉斯·昆德手里，汉斯·昆德是个正直的工程师，他目睹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矿务局的经过，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后来，他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正是凭着这些文件和资料，周学熙收回了细棉土厂。
收回细棉土厂后，周学熙将它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因旧厂股本早已亏蚀尽，他把旧厂固定资本压低折价，动用自己淮军银钱所的存款，按老股本十万元结清旧案，又借一部分官款，还招集商股，待商股招满后迅速偿清所借官款，使这一官营企业逐渐转为私营企业。
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洋灰公司创办章程》规定：“本公司资本，以100万元为额，凡系本国人民均可附股，无论官、绅、商、庶入股者一率均享受股东之权利。”
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周学熙注意改进技术，时刻关注西方水泥制造工艺的改进和新设备的发明，一旦有新设备能促进水泥质量的提高，他总是不惜重金买进使用。启新公司的水泥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公司垄断中国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有名的建筑，都是用启新水泥建造的。
“以滦收开”，与英商斗争到底
1905年起英商变本加厉掠夺中国矿权，他们不仅采了开平矿区所属的矿坑，还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与开平矿区毗邻的滦州的矿源。周学熙认为如不先开采滦州矿源，该地区矿权势必旁落，北洋一切资源将被外国人掠夺。1907年他向袁世凯呈递“陈开滦矿界文”的建议，请求创建滦州煤矿，通过开发资源，收回权利，即“以滦收开”，最终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转咨农工商部准予注册，并下令“滦州地方三百三十方里矿界以内不准他人开采”，使滦矿比开平大10倍，还明确该矿系为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以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
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在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担任总经理。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专用铁路，安装电话。他还派人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使煤炭质量大大超过了开平，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1909年冬天，在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支持下，周学熙再次主持收回开平煤矿的事务。由于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可见收回开平煤矿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经济上对国家也是有利的。由于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从中破坏，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听信了张翼的胡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而滦矿也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收开一事功败垂成。
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十分痛恨，他下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周学熙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两家公司都要倒赔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双方处境都很艰难。最后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滦州煤矿的股东们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收回开平煤矿是周学熙的心愿，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未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周学熙却已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创办“北洋银元局”，督办天津官银号
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制造货币、整顿金融。这不仅与整个经济界有关，也关系到能否巩固袁世凯的政治地位。袁世凯将周学熙调到天津，委派他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
周学熙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袁世凯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被周学熙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圆满解决，对他大为赞赏。到1907年3月，天津银元局各造币厂共铸银元571万多元。由于铜元式样新颖，便于携带，人们都乐于使用，因此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帝国主义、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
1902年，为了维持银根奇紧的天津金融，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初为平市官银号），发行铸币、管制金融市场，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筹措资本时，袁世凯试图官方不出钱，只用商人们的钱开办银行，自己从中渔利，结果绅商们都借故退出。袁世凯转而求助外国银行，也遭到拒绝。这时，周学熙提出天津官银号添设储蓄业务和商务柜，经营官民的存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汇兑业务，并且发行银钱票。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
他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定人员，明职责，待遇与资格挂钩，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层层负责的责任网，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还编订了官银号各项规则八十条。例如在办公时，以公事为主，不准闲谈。即使休息时，也不许高谈阔论，干扰他人行事。
为了确保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改组后的官银号还规定每年“官本所得息银，除准允督宪提用外，其余一切官本、护本、公债及各项存款，无论何次公用，永不能提支”。另外，无论是公司、局、所还是商号前来借款，必须先查明有无偿还能力，如果没有确切的偿还保障，概不出借。这条规定十分重要，它禁止了军政各方的硬性摊派和人情贷款，使银号避免了大量的呆账。
经过周学熙的改组，官银号扩大了营业范围，增加了营业项目，活跃了市面金融的周转流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直隶工商业的发展，成为直隶全省重要的金融枢纽。袁世凯对周学熙格外嘉许，把北洋政府的行钞、铸币、财政、金融大权统统交给他掌管，周学熙成了真正的“财神爷”。
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为京城百姓谋福利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越来越成为问题，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地下水因含矿物质较多，历代井水苦咸，水垢较多，不宜工业用水，也不宜食用。有识之士和工商业者多次奏请清廷设“京师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但因为北京缺少资金，更无合适的经办人而始终未建成。1908年由袁世凯推荐让周学熙办理京师自来水事务。
他立即挑选肯实干、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招集商股的时候，为维护民族工业的利益，章程规定只招华股，不招洋股。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招股进展顺利，工程很快施工。
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后，与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企图提高工程费用。没想到周学熙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比预算大为减少。
在施工期间，朝廷又发生变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养疴”，自来水公司的工期也一推再推。尽管如此，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和施工，1910年2月，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该工程开北京市水建工程之先河，孙河、东直门两座水厂和城内由干管、支管、终端水管组成的供水网络，构成了北京市供水方面的初步格局。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的实业生涯中，京师自来水公司也有着不同于其他事业的意义，这是最直接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工程。
两任财政总长多建树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组成了第一届以唐绍仪为总理的“混合内阁”，醉心于议会制的唐内阁处处要行使议会的权利，最终被袁世凯解散。第二次组阁时，周学熙被补员成了财政总长。但此时的周学熙已目睹了前届内阁的短命，目睹了内阁大员走马灯似地更换，更目睹了频仍不断的内乱和外患。1912年7月他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就职。
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财政困难是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由于战乱而导致的百业凋零，加之国库空虚，外部帝国主义列强逼债又紧，国家经济已陷入绝境。周学熙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一上任他就像一架机器一样迅速地运转起来。他用不到10天时间，就向国会提交了《财政政见书》，以其20多年的为官经验，详细论述了当前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方略。同年11月、12月又撰写发布了《财政方针说明书》、《财政计划说帖》。这三个文件总括表明了他对国家财政发展的施政方针。论述之详细、涉及问题之广泛、恢复计划之宏大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使国库充裕，他大胆地进行了税制改革。他首先指出当时税制紊乱的三点原因：一是穷者纳税繁重，二是富者不纳税。即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巨绅富士独免纳税的义务。他认为上述两点很不平等，因此应实行平等纳税的原则。三是地方截留税收。他采取了集主要税源统归中央的办法，把大部财权收归国家。建立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区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为落实中央与地方依标准分权收税的规定，提出在各省设国税厅，分属财政部，以综理国家税收。随着中央权威的增长，民国二年国库收入增多了。他解决财政问题的很多办法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为各届民国政府所采用。例如他曾带领财政部的部员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编制出全国预算分表47册，在此基础上造出民国二年的年度出入总预算。自此以后，民国财政部开始了每年的预算表册的编制。
“实业救国”是周学熙一生的信念和追求。在改革税制的同时，他以“振兴实业”作为治本之策，因此当国家税收问题刚有起色时，他立即着手保护工商产业。他从国家预算的九亿元中划拨一亿元作为资助十种新兴事业的专款。他确信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实行，中国富强就会大有希望，但因政局突变，振兴实业的措施未能实行。在财政总长的第一任上，他还建立了中国银行，发行新货币，使全国流通货币得以统一。
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在袁世凯的强拉硬派下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为了继续落实前任时的主张，首先他大力整顿田赋：令各县划分地界，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和收成评出等级，按亩数分类编号造册，送交各县。各县按册载互相抽查，报省财政厅。财政厅造简明清册，送部核办。各省征收田赋一律按亩计算，放弃谷粮而改折收银元。结果民国五年田赋收入又增。其次，整顿盐务，执行第一任财政总长时制订的盐务稽核制度。对如期完成盐务改革的官厅给予奖励，对因循贻误玩忽职守者坚决撤职查办。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就取得了成果，民国五年的盐税收入大幅上升。他还实行烟酒公卖，开辟新税源。通过上述措施，使风雨飘摇的袁世凯政权在财政方面取得了暂时的相对稳定。
就在周学熙埋头于财政部工作的时候，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在爱国风潮日盛的日子里，周学熙度日如年，他请求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袁世凯不许可，他就请长期病假，袁不得已，只好准他到北海“养疴”，把他放在眼皮底下，便于监视。因为袁世凯怕他与反对帝制的人联络，更怕这个性情耿直的人公开反对帝制。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恢复自由。
综观周学熙的实业生涯，他为救国救民，以亦官亦商身份，兴办北洋实业数十年，创办的大型工业企业开创了华北地区工业近代化的新局面。到了晚年，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他经营的实业或被四大家族吞并，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这使他对实业救国绝念，最后笃信佛教，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作为政治家、实业家，他曾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竭力为挽救国家危亡，特别是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进行过努力。但由于身处那个时代的局限，他无力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更不能改变袁世凯所推行的独裁、卖国的统治。相反，由于形势所迫，他参与了“善后大借款”等饮鸩止渴、出卖国家利权的行为，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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