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公安战线优秀的领导者徐子荣凌
徐子荣是公安战线上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对公安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建树。“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徐子荣是公安部几位副部长中第一个被隔离审查关进监狱的（公安部还有四位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在文革初期也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69年6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子荣同志早年投身河南农民运动，1927年入党，随后参加了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1932年在北平被捕，移送草岚子监狱服刑，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一个成员。他和薄一波、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等同志一起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极其艰苦残酷的斗争。子荣同志出狱后党组织派他去山西，先后任中共太原市委委员、山西工委秘书长、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在解放战争中，他曾是皮定均旅、十三纵队和六十一军的政委，转战中原、华东，立下赫赫战功。他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是我国公安战线上一位令人怀念的优秀领导者。
我认识子荣同志比较晚。从1952年初我奉调到公安部起至“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我们先后被隔离、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3年，时间不长也不算短。他对于公安队伍和公安工作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我是有深切了解的。1959年秋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后，我逐渐意识到，子荣同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处理领导集体间的关系困难多了，在对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处理方针上，他和谢富治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并逐渐显露出来了。
“大跃进”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天灾加人祸，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特别在农村，众多的农民忍饥挨饿，生活异常困难。反映在治安问题上，群众性的乱拿乱摸、偷盗、农村人口外流，以及哄抢粮食事件，使公安部面临着一大堆极为复杂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子荣同志认为：困难时期所发生的治安问题，大多数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应当按照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以正确处理。子荣同志对群众闹事问题说了三句很发人深省的话：“可解不可结，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这三可三不可，合情合理，浅显易懂，是积极疏导的方针，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对付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不使激化，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不这样做，势必越治越乱。这不是轻率得出的结论，而是他经过亲身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正确主张。然而，谢富治恰恰相反，坚持要采取“紧的方针”，就是要抓紧阶级斗争，靠打击、镇压等强力措施来解决问题。两种主张，南辕北辙，完全背道而驰，谁对谁错是明明白白的！
在“大跃进”引来的困难时期，农村中的小偷小摸行为相当普遍，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度日的艰难。子荣同志非常关注这种现象，认为这不应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事，更反对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和乡村基层干部采取罚款扣饭，游街禁闭，以至捆绑吊打等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对于有偷摸嫌疑的人，他采取古人的说法：“赏疑从予，罚疑从去”。主张既是嫌疑并无实据，就不应追究。他给我也给不少人诵读过唐代大诗人杜甫《又呈吴郎》这首诗，诗文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的诗表述了对一个无食无儿贫穷彻骨的妇人的“扑枣”行为（也就是偷摸行为）的同情心和处理的态度，不仅不要去增加贫妇的恐惧，更要亲和地对待她。说的是一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景象。我们的时代同杜甫的时代已是两种天地，不好类比，但历史是可以借鉴的。子荣同志一再以杜诗示人，正是说明他懂得人民的疾苦，关怀人民的疾苦，他提出的处理群众性偷摸行为的原则和方法，是切合实际，利国利民的。
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省是“浮夸风”、“共产风”危害最烈的省份之一。1960年冬，他率领公安部工作组到河南信阳地区考察灾情，处理善后。在“大跃进”年代，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粮因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他目睹那里人民的苦难，如同身受。他忍住了心灵的创伤和痛苦，在那里工作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回北京后他绝口不谈“信阳”，而是更多地关注着农村公安工作中的诸多政策性问题。事隔多年他已不在世了，我才得知他信阳归来曾和他的亲密伴侣孟松涛同志，在谈起信阳农民困苦时，俩人抱头痛哭了一场。这是椎心之哭，是为受难人民而哭。
“文革”前的一段时间内，党内斗争的暗涌迭起。子荣同志作为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非常不容易。江青对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的一些人怀有积恨，处心积虑要向文艺界开刀，曾经几次找子荣同志谈话，说30年代过来的上海左翼文化人中隐藏有不少叛徒和特务，要求公安部彻底查究。子荣同志感到非常为难，他知道这是江青为了泄私恨而故意整人的。这种无中生有的案件怎样“查究”？只好拖着不办。他向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反映。他几次对我说：“欠下这笔账没有还，也还不了”。“文革”中江青对文艺界一些人的诬陷迫害，完全揭穿了她那早已蓄下的罪恶用心。
1965年冬林彪一手制造了罗瑞卿冤案，子荣同志和我都无法理解，也非常不安。当时还传言罗瑞卿和公安部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那里安放窍听器，子荣同志奉命和有关省领导及大军区负责人进行有无窍听装置的检查。检查结果揭穿了有关这一切流言的虚假。事后他说起这件事，心情还是紧张而痛苦的。子荣同志心系着党和国家，怀着深深的忧虑，走向“文革”动乱的年月。
“文革”乱起，谢富治完全投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怀抱。子荣同志首当其冲，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件”，“彭真、罗瑞卿内奸集团案件”，种种诬陷迫害随之而来，他是公安部副部长中第一个被隔离监禁的。从此我们再没有见面。等我出狱归来，他在监禁迫害下已经早离人世。可以告慰于他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这个集团的主犯康生、谢富治等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这样想的：近一年，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施政要“以人为本”，并采取了一些如改“收容”为救助等的改革措施和其他亲民措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政通人和，前景大好。感奋之余，想起了徐子荣，想起了写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快要湮没的史事，作为历史的借鉴，应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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