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 2004年第2期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作者：严寄洲 ]
1963年，广州军区剧作家赵寰，根据1962年台湾当局派出九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沿海骚扰，被大陆英勇的海防民兵一举歼灭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多幕话剧《南海长城》。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后，广大群众反应强烈。
1964年，《南海长城》奉调进北京演出，6月19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对该剧予以肯定。之后江青又和剧团领导及作者赵寰谈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据她说有的是毛泽东的意见。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拟将《南海长城》搬上银幕，并决定由我出任该片导演。此时我正在广东湛江地区拍摄《带兵的人》，巧的是这部影片也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的，编剧是广州军区的作家肖玉。
在这段时间，被人称为“旗手”的江青，先后“呕心沥血”搞出了八个样板戏。不过舞台演出毕竟观众有限，影响面不大。江青一直有想拍“样板电影”的念头。当她获悉八一厂要根据《南海长城》拍成电影，正合她意。为了了解我的导演业务水平，江青在海南岛三亚地区的大东海疗养地调看了我所导演的大部分影片。江青一直对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与戏剧界的艺术创作人员存有戒心，因为这些人都了解她在上海时的老底。而八一厂的创作干部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老八路，使用起来不怕露了她在上海时那些见不得人的丑闻。
赵寰专程从广州来到北京，把一份江青对话剧《南海长城》的意见交给了陈播厂长，并传达江青指示：同意八一厂把《南海长城》改编成电影，并说剧本由你们自己去改，请严寄洲多多费心吧。
我拍完《带兵的人》返回厂里，接受导演《南海长城》的任务时，同时获悉此片将由江青出任艺术指导，不免心中窃喜。心想，江青懂电影，而且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我拍摄这部片子，将会有极大的好处。谁知道我的这种天真，到后来却成了可怕的悲剧。
1965年7月19日，江青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召见我们，这儿是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们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这次被召见的有总政文化部陈亚丁副部长、陈播厂长、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和我，江青一见大家便兴致勃勃地说：“这部戏是毛主席看过的，一定要拍好。”继而又讲了很长时间如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话（那时还没有发明“三突出”一词），要形象高大，对剧本修改和剧情的安排都要以此为中心……说是座谈讨论，其实是她一个人演讲。
江青参予拍摄《南海长城》，一是想打开拍“样板电影”的局面，但主要的是想借军队这座尊神，帮她通过文艺界走进政界。她对我说：“这些年我是攻来攻去攻不动，看来只有依靠解放军。”
我以最快的速度，突击写出了《南海长城》的“分镜头剧本”，并将“导演阐述”送呈给江青审阅。
过了几天，江青办公室的柴秘书打来电话，说江青要和陈播厂长谈事。以往江青的作风总是恣意行事，今天在电话里却突然讲起了组织纪律性，她说：“我直接找你们谈话，组织手续不太合适。是不是请你们向总政说一下，再开会。最好请军委罗瑞卿，总政哪一位主任一起来谈。”
过了几天，江青发话要讨论我写的分镜头剧本了。这回到丰泽园参加讨论的人除了陈亚丁、陈播、冯一夫和我，还有罗瑞卿总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人。这是讨论我的分镜头剧本规格最高的一次了。
江青看着到会的这些头头脑脑，十分高兴。会上只听她一个人说，没有插嘴的余地。分镜头剧本是供摄制组人员拍摄用的，不搞这行的人看不明白，特别是那些“远、中、近、特、推、拉、摇、跟、渐隐、渐显、叠化”一类术语。“导演阐述”也是供摄制组拍摄中作为依据的蓝图。
江青说了一阵，小陈护士来请她去吃药。江青一走，罗总长皱着眉头对我大声说：“严寄洲呀！你这个本子是怎么搞的？看也看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就和罗总长熟识，说话很随便，我说：“罗总长，这分镜头剧本是供拍摄时用的，你当然看不懂，你只要把那些术语跳过，单看内容就行了。”
江青服完药回来了，她翻了翻本子问我：“严寄洲！你为什么在‘导演阐述’中提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他的表演理论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今后再不允许提这个名字。”我的心一沉，斯氏体系是一门科学，哪有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可是嘴上却没敢说出来。谁知江青还要把这“旨意”印发全国各文艺团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也不提了，可是表演不沿用斯氏体系又用什么呢？无奈中只好变着法儿，把一出戏、一部电影的“最高任务”改称“终极目的”，把全剧的“贯穿动作”改称“串连线”，把“交流”改称“触电”，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的滔滔大论讲完，罗总长说了几句，他说：“江青同志很懂艺术，她来领导你们工作应当很幸福嘞。不过江青同志呀，你身体不好，有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交给我们办好了。”罗总长的讲话，江青还不便顶撞，没再说什么。偏偏陈播厂长也跟着罗总长的话表态：“对，对，有些事情江青同志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来办就是了。”江青一听脸一沉，冲着陈播说：“怎么？是你们找我来管的，不要我管，那我就不管算了。”此话一出，弄得大家十分尴尬，会议也就此草草收场。
本来，江青看重的是我这个老八路对她那30年代的历史不知道，便于她指挥和操纵。后来她突然了解到30年代我也在上海，顿生疑虑。一天，她让柴秘书通知八一厂说有事找我去谈，我忙不迭驱车来到丰泽园。见面的时间到了，江青姗姗而来。我问江青：“怎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呀？”江青笑答：“每次大家来，尽听我一个人说，今天想单独和你谈谈，也听听你的意见么。”接着她随便地问：“严寄洲，自从我头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个疑问，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吗？我好像在上海早就见到过你。”我说：“不，我不认识你。”江青说：“你在上海是哪个文艺团体呢？”我说：“我不是搞文艺的，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练习生。”江青又问：“你在上海是哪年入的党？”我说：“在上海我还不是党员，只是在党的外围组织。我是1938年到了延安在‘抗大’入的党。”
接下来谈拍摄问题了。其实这开场闲谈，恰恰是她今天谈话的重点，也是她的一块心病。现在一块石头落地了，她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意。江青首先问我片中的男女主角准备选谁来扮演。我回答：“男主角区英才准备用本厂演员剧团的赵汝平，他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师》、《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女主角阿螺一角则借调‘上影’厂的王蓓担任。”江青皱了皱眉头说：“赵汝平气质倒是不错，像个渔民。但要他扮演区英才，缺少英俊挺拔的气质。”我问：“那你说谁最合适？”她想了想说：“你们厂里那个张勇手行不行？我看过他的《英雄虎胆》、《海鹰》、《赤峰号》，都是你拍的片子，他的形象还可以，不过缺乏渔民的气质，让他到渔村去体验生活。”回到厂里，心想怎么跟赵汝平说呢？我总不能抬出江青来当挡箭牌吧。我只好歉意地找赵汝平谈了此事。赵汝平说：“没什么，角色换人常有的事。”这样张勇手便调到了摄制组。我试拍了他的一场戏后，送给江青审看。江青看完样片摇了摇头发话了：“张勇手渔民气质不行，你还是把赵汝平换回来吧。”首长一句话就是“圣旨”，我只得又找张勇手道歉，换了赵汝平。我心想总算主角确定下来了，可以安心筹备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江青又打电话来了，她说：“还是换张勇手吧。”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脑袋几乎要炸了！这样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叫我怎么干呀？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隔了几天，江青又来电话说：“王蓓演阿螺不合适，小家碧玉，没有渔家妇女那种粗犷气质，要换。”我一听又蒙了，怎么办？王蓓是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上影借调来的，眼下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心中不免有些怨气。我当即打电话给柴秘书，要他报告江青，要求面谈。很快得到答复，让我去丰泽园。见了江青，我单刀直入：“我认为王蓓还是合适的，我想不出还能找谁。你如果有合适人选，我可以去调来试戏。”江青看出我的情绪说：“既然这样，那就定王蓓吧。”我叮了一句：“定了？”江青扫了我一眼：“看你这个严寄洲！定了！不过你一定要好好排她的戏。当她政治上觉悟之后，拿起枪进入女民兵队列时，那种飒爽英姿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连忙说：“一定，一定！”
江青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她夜里办公，十点钟起床吃早点，午餐是下午四点。现在已经过了四点钟了，她邀我共进午餐，谁知道席间她又来花花点子了。她说：“影片作曲要换，换瞿希贤，插曲要马玉涛来唱。还有，摄影要换李文化，他拍的《早春二月》拍得美，有意境。”我心中虽不快，但我认为她对艺术在行，比我站得高看得远，虽然干涉太多，出发点还是为了拍好影片么。
那年头，八一厂只有办公室和各级领导家里才能安装电话，我接电话要到隔四户人家的管理科长家去接。江青打电话每次都在三更半夜，苦了我和那个管理科长不得安生。
李文化是北影厂的摄影师。当时他正在拍摄《煤店新工人》，接到厂里命令立即风风火火赶到八一厂我家里，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把江青点名要他来的事儿说了一遍，他欣然接受了任务。然后我领他去丰泽园见江青，江青一见就说：“李文化！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可以。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李文化诚惶诚恐，连连说：“是！是！是！”我很纳闷，一个摄影师根据导演意图，把要拍的内容用摄影机拍下来，哪有什么阶级之分呀？
在试拍阶段，我们使用的是阿克发彩色胶片。这种胶片彩色还原层次差，鲜艳有余，中间色调反映不出来。江青找我说：“每次看样片总觉得色彩不好，不是偏红就是偏黄，你最好把胶片换美国的伊斯曼，拍摄低密度曝光效果特别好。”我说：“每年各厂只能分配到一两部重点片用伊斯曼，我们厂已经没有了。”江青一挥手：“那好吧，胶片问题你别管了。”第二天，罗瑞卿总长突然通知陈播厂长和我到钓鱼台，见了面罗总长说：“昨天晚上，江青同志打电话来，说什么胶片怎么着？你们知道吗？”我连忙说：“江青同志说，现在我们用的胶片不好，要换美国的伊斯曼，厂里没有这种胶片，须用外汇去买。”罗总长说：“你要用多少？”我说：“一万米，一块美金一米，一万美金。”罗总长说：“那好吧，我跟总后说一下，以后这些事你就不用找江青了嘛，找我好了。江青她懂艺术，你要好好听。不过不对的话就不要听嘛。”罗总长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我政治上迟钝，没有领会。
胶片问题解决了，我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半夜三更又来电话了，江青在电话中说：“严寄洲呀！我们拍的是无产阶级的彩色片，演员的皮肤不能像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那样白皙粉嫩。从明天起，你要让演员都去晒太阳，把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让演员去晒太阳，遭到化妆师的强烈反对。他们说太阳把皮肤晒暴了皮就没办法化妆了。至于皮肤的颜色完全可以用底子油彩解决。我觉得化妆师说得在理就不吭声了，可是这天半夜里又来电话了，江青问：“演员晒太阳没有？”我支吾地说：“明天开始晒。”第二天我只得让演员都到院子里转了几个圈搪塞。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我抗拒江青指示的一条大罪状。
演员定下来了，作曲家瞿希贤、摄影师李文化也都来报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由剧作家赵寰带领大家去广东汕尾渔村体验生活。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乘火车到达广州，广州军区文化部一位领导已经等候在月台上，一见到我便说：“总政文化部电话，亚丁部长命你立即返回北京，有要事商量，这是飞机票。”我只得从火车站直奔飞机场飞回北京，在飞机上我心中直嘀咕，肯定是江青又出什么馊点子了。到厂后，我和陈播找到陈亚丁问个究竟。陈亚丁说：“还是阿螺那个角色问题。”我说：“最后确定用王蓓是江青同志点了头拍了板的嘛。”陈亚丁莫可奈何地说：“既然江青同志要换，你就执行算了。”我说：“换谁？江青要换谁我马上去借调试戏。”陈亚丁摇了摇头：“她没说，你是不是试一试田华？”我问：“是不是江青的意见？”陈亚丁说：“不是，是罗总长提的，这样省得你被动。”我对陈播说：“田华现在棚里拍《秘密图纸》的内景，怎么办？张勇手已去南海渔村，没人跟田华配戏，摄影师李文化也去南海了。”陈播说：“《秘密图纸》可以停拍几天，让王心刚配一下戏，摄影师也临时请《秘密图纸》的摄影师帮个忙，回去我马上通知《秘密图纸》摄制组，你就在他们的内景棚里拍好了。”
拍完了田华和王心刚的一场试戏，等样片一冲洗出来我立即请江青来看。她一连看了两遍，好像已经忘了今天看样片主要是看田华扮演阿螺的戏，开口就说：“你看，王心刚的形象什么角度都好看，区英才就换王心刚吧。”我一听吃了一惊，阿螺的角色还没定下来，怎么又冒出让王心刚把张勇手换下来，我非常气愤，但嘴上却只说：“那阿螺呢？”我在放田华样片同时把王蓓的样片也一块放了，以便有个比较和选择。当时江青反问我：“你看两人谁合适？”我说：“从目前这两个人来说么，王蓓比较合适。”江青想了想，又说：“那好吧，王蓓就王蓓了，你们军队上的事你还得请总长来定。”翌日，罗总长来厂看了样片后问我：“江青同志怎么说的？”我如实汇报说：“江青同志看了两遍样片后问我，两个人谁合适？我说，从目前两个演员来看，还是王蓓合适，她说要你来决定。”罗总长说：“嗨！这个江青同志，她来定就算了么。”我又说：“男主角江青同志确定换王心刚。”罗总长说：“好吧！女主角用王蓓，男主角用王心刚，定了。”角色总算确定了，可是我还得去南海渔村做张勇手的工作，唉！
我又重新调整了分镜头剧本，修改中我总是觉得政治性强了，人情味差了。一号人物区英才概念化，缺少戏，所以我重点加强了剧中第二号人物阿螺的戏，这样影片更具人情味和戏剧冲突。谁知江青看后发火了。她狠狠地冲我说：“你这是搞中间人物呀！区英才是剧中的一号人物，应该突出他的戏，把他写得高大才好。比如他与匪首王中王在悬崖顶上搏斗，王中王纵身跳海逃跑，区英才手中不是拿着匕首吗？他可以把匕首含在嘴里，纵身跳海追击，那画面该多么精彩呀！”我实在按捺不住了，脱口说：“那不行，那么高的悬崖，含刀跳下去，惯性会把他的嘴震豁的。”江青把脸一沉说：“这是艺术真实嘛！”我不便再反驳，心想由你说去，我拍摄时再想点子，你奈我何。为此，“文革”中给我定性是抗拒伟大旗手的“滔天大罪”。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频繁接触，江青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实在令人难以承受。我心想艺术上的探讨应当是平等的，为什么非要全听她的“一言堂”不可呢？不过我对她的特殊身份还是比较尊重的。而且那个时期江青搞样板戏尚是初露峥嵘，还没有后来在“文革”中那样嚣张狂妄。我则误以为和她在艺术上可以探讨甚至争论，殊不知到“文革”中她会对我下毒手。
1965年冬，我率领摄制组全部拍完外景回到北京。正因为我拍摄的这部电影是江青亲自挂帅的所谓我国第一部“样板电影”，我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工作的，自我感觉也良好。返厂后陈播厂长告诉我，江青正在上海开会，要我携带样片到上海请江青审看。我立即飞抵上海，才知道她在上海召开一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的仅是少数几个部队领导人员，有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加上一个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他们住在延安饭店，江青住在锦江饭店，每天看国内被点名批判的影片，以批“黑线”为名，把江青的个人意见、观点灌输给与会者。后来把《座谈会纪要》冠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字样，以示这个“纪要“非同一般。
我住进延安饭店，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去给江青审看，江青一连看了两遍样片，紧绷着脸半天没吭声。我心里直打鼓，知道要出问题了。果然，江青开腔了：“这个演阿螺的王蓓根本不合适，没有女民兵那种气质。她是上海30年代的人，要撤换，班子要调整。我让你拍成‘大江东去’那种气概，你却拍成‘小桥流水’。我建议把主创人员都调来，大家一块儿谈谈。”我一听懵了，怎么又蹦出个30年代人物来？噢！我恍然大悟，从开始江青就反对用王蓓演阿螺，那是她自个儿贼人心虚。30年代王蓓在上海，一定知道她的底细，所以反对用王。其实王蓓早年在上海拍《乌鸦与麻雀》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此外，江青指责我把她要求拍成“大江东去”，拍成了“小桥流水”，此话我从未听她说过呀！以往，只要是她的每次谈话，都要整理成文打印上报和存档的，她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从拍摄的外景样片看，李文化拍得很有气势，把南海渔村拍得非常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扯不上什么“小桥流水”。再说，李文化是她亲自点名从北影借调来的。另外，她提出要主创人员来上海，所谓主创人员除了摄影师，全都是剧中扮演正面人物的演员（当然王蓓不在其中），而扮演反面人物的主要演员全没份儿。我心想，在影片中不论扮演好人还是坏人，全都是演员么，为什么演反面人物的演员都没有资格参加呢？我向陈亚丁部长提出这个疑问，回答是：“江青同志怎么指示，你就执行好了。”
人马到齐，江青在锦江饭店召集开会。她说：“样片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和大家商量商量。这部电影，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这出戏。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电影’。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扮演阿螺的王蓓不行，小家碧玉，要换。还有那个扮演女特务‘大光灯’的演员，太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你们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去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四同’。外景重拍，怎么样？有信心就拍，没有信心就算了，责任由我来负。”
我听了她这套武断言论颇不以为然，不用王蓓是她的阴暗心理作怪就不去说了，可是说“大光灯”太漂亮更没道理了。剧中“大光灯”使用的是美人计，美人计如果人不美是个丑八怪，那怎么行呢？可江青的话是“金口玉言”，没法扭转。我问：“那这个阿螺换谁来扮演合适呢？”江青想了想说：“祝希娟演《红色娘子军》的琼花不错。还有我最近看了一出歌剧，那女主角也不错，都可以借来试戏么。”圣旨一下，我不敢怠慢，马上派人去商借。一了解情况，祝希娟怀孕四个多月，根本不可能参加拍摄；而那个歌剧演员，由于作风问题，剧院已经准备处理，不可能再借来试戏。江青的建议落空了，怎么办？此时的江青，心中也没个谱。无奈之际，她突然发现我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这是我从部队文工团借调来扮演片中另一个不太重要角色的，由于她扮演的是“正面人物”，所以有幸前来参加这次接见。江青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那女演员说：“她怎么样？你要培养培养青年演员么。”旁边那位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走到我面前说：“你们这些当导演的，满脑子只有白杨、秦怡。”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谁，便说：“我从来没有请白杨、秦怡拍过戏。”此时，江青也不知道哪来一股子邪劲，三脚两步走到我面前，冲着我双腿一并，装模作样地说：“我代表全国的青年演员求求你们啦！培养培养她们吧！我向你鞠躬。”说着她表演似地对我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又说：“我向你作揖。”说时双手合十向我连连唱喏。我忙说：“我一定试，一定试。”当时我窝在沙发里竟然没有欠身站起来，确实有些不太恭敬，弄得在座的刘志坚副主任、李曼村部长、陈亚丁副部长和演员们目瞪口呆。
闹剧散场了，我小声问陈亚丁，刚才那个说白杨、秦怡的是什么人？陈亚丁告诉我：“他是上海市委文教副书记张春桥。”
后来，江青可能发现对我过于苛刻，于是当着演员们的面和我套近乎。她说：“严寄洲呀！拍完《南海长城》你准备下一部拍什么呀？”我说：“还没考虑。”江青说：“有一部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不错，还有《欧阳海》里的童年部分也很好么。另外，《三大战役》也应该拍呀。”我脱口而出说：“我年纪大了，准备以后不拍军事题材的影片了。”江青一听话音不对，立刻眉头一皱，两眼一瞪恶狠狠地说：“怎么？你对我有意见呀？有意见我可以不管么。”我连忙解释：“不是的，我实在是觉得年龄大了，拍军事影片有点儿力不从心了。”这件事到了“文革”又列入了我的罪状。
在上海这段时间里，我实在感到头脑发胀，无所适从，根本没法进行艺术创作。江青看出了我的情绪，单独召见我谈话，我连忙赶到锦江饭店，等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举着温度表测定屋内温度合适了之后，江青姗姗而来，身后跟着柴秘书和小陈护士。落坐之后先是谈了一通她对影片的设想，接着进入正题。她问我：“严寄洲呀！你今年多大了？”我答：“四十九岁。”江青说：“噢，我比你大三岁。”又问：“身体状况怎么样？”我答：“没什么毛病，只是经常有些偏头痛。”江青回头说：“柴秘书，你联系一下，上海哪家医院好，让严寄洲去看看病。”我连忙说：“不用，现在工作正忙，以后再看吧。谢谢江青同志。”江青又问：“你一个月薪金多少？”我答：“一百七十块。”江青说：“啊，我比你多三十块。够用吗？”我答：“够，我爱人是剪辑师，她也有薪金，足够了。”江青又问：“你家还有什么人？”我答：“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上海还有一个老母亲，住在我妹妹家，由我抚养。”这次谈话，我还很受感动。其实她是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好为她的“样板电影”卖力。
不久，根据江青指示，我和摄制组主创人员再去渔村体验生活。就在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奉命返回北京参加运动。开始我还以为只是开几天会，讨论讨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谁知道一场大灾难临头了。
“文化大革命”实乃“大革文化命”。八一电影制片厂作为一个文化单位首当其冲，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各色各样的战斗队组织起来，厂内生产全部停顿。
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见文艺界的“左派”讲话，她在长篇大论中突然冒出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不听话。”这一句话不要紧，八一厂的“左派”们如获至宝，立即专门组织批斗我这个被江青公开点了名的“黑线人物”。大会上把要演员晒太阳阳奉阴违不执行；宣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面向江青撂挑子；气得江青向我鞠躬作揖等等，全都端出来上纲上线，“控诉”我的“反革命罪行”。我被强迫坐“喷气式”，又弯腰又摁脑袋，整得喘不过气来。突然我不知道哪来一股劲儿，摔开拽住我的打手，大声喊道：“我能不能说话？”造反派头头以为批斗起作用了，说：“好，你就交待你的黑良心吧。”我说：“王八蛋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江青同志只说了我一句话，凭什么要批斗我？”
沸腾的斗争会一下子好像被泼了一瓢凉水。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地慌忙宣布：“今天严寄洲的态度很坏，滚回去！”
造反派可没有就此罢休，他们继续上报我的所谓“黑材料”，说我把江青30年代的风流事儿到处散布。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在上海时经常见小报的“花边新闻”，可是我从来没说过，因为我认为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过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造反派的讲话中，突然插上一句：“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他很坏，他在拍《南海长城》时，在我病中折磨了我整整三个月，我指示一次，他反对一次。”这下可定性了！完了！我一百张嘴也没法说清楚了。
我从1966年7月被揪出后直到1972年6月，批斗、关押、辱骂、毒打、劳改，受尽了折磨达六年之久。1972年6月，我刚回到八一厂，谁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1973年1月，江青突然窜到八一厂来，她在全厂大会上讲话中又捎上了我，说：“你们那个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呀？要专他的政。”女皇一声令下，半夜三更一批如虎似狼的喽又把我抓了起来，关押在本厂桃园内的一间小工具房内，一直到1974年12月底才放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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