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真相
[ 2004年第2期 “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真相 作者：赵锡骅 ]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着重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四川是民盟的发源地，解放前在民主革命中牺牲的盟员烈士有59位，约占全国盟员烈士的一半。解放前后在民盟地方组织中盟员人数最多，活动也较多，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冲击也最大。
笔者于1945年，经成都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老共产党员李相符教授介绍参加民盟，解放后长期在民盟四川省委会机关作专职干部，1957年任宣传部副部长，在机关反右运动后接着进行的整风运动中（也是反右的补课）被划为“中右”，受降职处分。经历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全过程，和许多当事人以后长期都有联系和交谊。有时一起回顾那段经历，无不感慨万端。而今他们多已作古，我也已年届八旬，深感对那段历史负有责任，我再不写，后人很难弄个清楚确切。
一、民主教授潘大逵
1936年，青年教授潘大逵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被捕下狱后，潘大逵等17位著名爱国知识分子曾追随宋庆龄到苏州自请入狱，营救七君子。1945年11月25日，昆明各大、中学学生在西南联大操场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邀请潘大逵、费孝通等四位著名教授主讲。开会时反动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包围了会场，如临大敌。潘大逵最后讲话时，特务突然截断电源，全场灯光熄灭，扩音器不响，枪弹横飞。但潘仍正气凛然，从容不迫地发表他的反内战演说，激情满怀，声震夜空。群众高呼口号，热烈鼓掌，使这个讲演会成为昆明反内战运动的动员会和誓师会。
1946年，潘大逵教授从昆明回到重庆，应聘去重庆大学，消息传出，同学们在校园内挂出红色横标，大书“欢迎民主教授潘大逵莅校执教”。
1949年9月，潘大逵因避反动派迫害，转移成都，利用原有社会关系，做策反地方将领的工作。重庆比成都早二十几天解放，昆明时期的老战友楚图南教授被北京民盟总部派驻重庆任西南盟务特派员，电邀他速返重庆。他立即将起义将领邓锡侯送他的路费银元留一半给重庆来的两位盟员同志，坐上邓送他的吉普车奔向重庆。车到离重庆还有几十公里的青木关时抛锚，他没有耐心等待修理，便截了一辆货车，跳上驾驶台旁边的踏板，用手攀扶着车门，像“赶黄鱼”的小伙子一样冒险搭车进城，急切如鹊跃的心情可以想见。
到重庆后，他任西南行政区文教部副部长，分管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工作，还兼任其他一些要职。他虚心学习，积极工作。当时对爱国民主人士强调“安排照顾”，一些人士至今回忆及此，犹叹羡是“黄金时代”。
二、赵秘书长被推派赴雅安搞调查研究惹了祸
1954年大区撤销，潘大逵奉调四川省，回到故地省会成都，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等职。
1957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潘大逵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的鼓励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号召党外人士要向党提真意见，不要讲“政协话”（一味肯定的恭维话），就是“骂娘”也可以的，其诚意十分令人感动。中央的政策和号召，解除了大家的顾虑，为国为民献计出力的积极性普遍被调动起来，许多人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潘大逵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回四川传达中央精神，鼓励大家帮助党整风。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党整风，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在中央统战部和地方统战部的推动帮助下，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四川省统战部帮助我省各民主党派协商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工作，首先是选点。当时成都四川大学农学院新迁到雅安市建立四川农学院，师生新到中等偏小的城市，有许多不方便和意见要求，思想比较活跃；此外，民盟在该院有一个盟员较多的支部，在该市又有一个民盟市委会是解放前建立的老组织，盟员人数较多，于是便商定由省民盟去那里搞调查。
5月13日，由省民盟赵一明秘书长任组长的调查工作组，在省统战部党派处杨建成副处长的陪同协助下来到雅安。民盟雅安市委会召集全市盟员请他们讲话。赵秘书长向大家传达了民盟中央四月工作会议精神，鼓励盟员帮助党整风，积极提意见。调查工作组的调查题目：一、盟的基层组织如何在大学、中学进行工作的意见；二、盟的市、县组织如何搞好地方政协工作的意见。会后与雅安市统战部和市政协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到各个学校的民盟支部参加组织活动，拜访有代表性的盟员，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经过两周时间，在回成都之前两天，杨副处长请赵秘书长安排工作组成员、省民盟宣传部干部张声明写一份如何推动地方政协工作的意见的汇报材料。杨看了这份材料后对张声明说“写得很好”，给予肯定。回到成都，省统战部李宗林部长看到这份材料后，高兴地说：“你们这次立了大功劳。”予以表扬。
然而仅仅过了十来天，政治风云突变。在反右斗争中，省民盟田一平副主委在一次揭批赵一明的发言时，竟将这份材料列举出来作为赵一明反党的证据。顷刻之间，变化何其大也。
7月5日，《四川日报》刊载了记者刘某写的专文《赵一明在雅安“试点”干了些什么？》，说赵在雅安“提出了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具体实施的方案”。这篇文章口气很大，出语惊人，但文章的内容十分空洞。
刘文说：“赵一明在专职干部会议上制定章罗联盟反党纲领实施的具体方案”是“不遗余力”的。对具体方案如何，却没有具体指出。当时民盟专职干部共四人，除一位副主委外，只有陈敦泮、朱仰东和张联桢三人，运动中陈、朱划为右派，张划为中右。他们经过小会、大会的揭发批判，即如生活细节或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暴露无遗，如真是在基层贯彻执行赵一明的具体方案，毫无疑问会被群众揭发出来，而刘文对此无任何反映。
刘文说：“盟市委一些专职干部在赵一明走后，也到各基层叫喊‘要发展，要发展’，批评雅中支部发展盟员太胆小，批评小学小组发展盟员太迟缓。”参加联系基层工作的专职干部只有上述三人，陈当时分工联系雅中支部，曾说过雅中支部盟员已经达到饱和，不主张再发展。从雅安民盟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1952年发展43人，1956年至1957年发展23人，一贯都是稳步进行的，盟员的素质也较好，以后也没有查出一个不够条件的。在反右前夕，发展的人数还最少。他们扪心自问，当时不可能叫喊“要发展”之类不符合实际的话语，刘文是否将一些报道凭主观臆断硬搁在他们三个专职干部的头上了？
雅安是个较小的城市，一时竟被渲染为章罗联盟反动纲领的试点。
三、“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的具体实施方案”的真相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两天后又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社论说：“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敏感的赵一明意识到风向大变，便在15日省统战部召开的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座谈会上，以《坚决同一切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修正主义思想划清界限》为题，作了长篇系统的发言，“对章伯钧、罗隆基同志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驳斥”，说潘大逵同志“受了不良影响”，“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上，加倍地强调知识分子的特点，还颂扬了某些知识分子的骨气。”（6月16日《四川日报》）
赵一明还揭发说：“章伯钧同志甚至荒谬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靠走中间道路起家，第三党（农工民主党）靠反共起家。’”（实际章伯钧没有说过这句话）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说，毛见到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后，于16日给彭真、李维汉写信，要他们查询是否已在四川的报上发表，如已发表，要新华社转发。果然《四川日报》16日发表后，《人民日报》18日便作了转载，新华社也予以转发。（见该书256页，1995年出版，书中所载毛泽东给彭、李信件全文，因未注明出处，本文未予转引———作者）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着重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赵一明的揭发，是否更加激起毛泽东点名痛斥这两个党派；抑或毛早已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个揭发为他补充了材料，就不得而知了。这篇社论将反右斗争推向了高潮，史良在民盟中央的会上说，民盟在全国已处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地位了。
当时任四川省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熊扬晚年谈及当年的有关史料时说：“当时中央统战部电话通知省统战部，要批判雅安调查。省统战部李部长接电话后很惊诧，因为雅安调查原是统战部推动帮助民主党派搞的，但也只有照办。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李井泉亲自抓反右斗争工作，要求省统战部熊副部长和省民盟党盟交叉（既是共产党员也是民盟盟员）的田一平副主委每天晚上到他那里去汇报工作。李井泉说，要赵一明交代揭发到雅安搞调查的问题，交代揭发得好，可以不划他的右派。
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赵一明写出长篇系统的交代检查后，又进一步交代揭发潘大逵说：“四川盟内确有一个‘无形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是：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舒军、李康、冯克熙、韩文畦、张松涛、刘南、李源澄、杨复全、戴星如、张声明等。这个组织的核心又是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舒军、李康、冯克熙等六人。”“潘大逵这个点的作用是：把上面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带下来，把这个组织的情况、关系反映上去，这样盟中央有人说话、支持，下面有潘大逵提出后大家动手干。”（7月29日《四川日报》）
所谓“无形组织”成员名单上的人，先后全部划了右派。
熊扬副部长向李井泉汇报请示时说：“赵一明已经交代、揭发了，是否就不划右派了？”未料李井泉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不划？”
赵一明得悉仍要划右派后，独自骑着他的新自行车离家到一家小饭馆喝了些酒，然后红着泪眼，向百花潭的南河中走去……群众发现后将他救了起来，派出所打电话通知省民盟将他接回机关宿舍，又从派出所借调了一位干部来住在宿舍内能望见赵家的房间，经常关心着他的安全。赵的夫人本是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受他牵连，也被划为右派。《四川日报》的标题是“夫唱妇随”。
四、潘教授没有料到竟做了“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头目
6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潘大逵是全国人大代表，曾经许诺要带未到过北京的昆明时代同过甘苦的夫人同去北京，此时没有在意在成都初步受到的一些揭发和指责，仍旧带了她同去。潘没有料想到，这次全国人大小组会一开始就反右，更没有料到，他所在的四川代表小组点名批判的，第二个就是他。
第一个被批判的是章乃器，他的态度特别强硬，对批判仅报以“造谣”、“诬蔑”、“卑鄙”，不屑于回答。朱德总司令是四川人，也编在四川组，休息时问他受得了么？章回答说：“没有什么。”潘大逵自愧不如，轮到批判他时，就不知所措。一些莫须有的事情，越辩越辩不清，只好逆来顺受。虽耿耿于怀，仍然讲了些不实之辞。为了自己过关，还把一些错误乃至莫须有的事情，都推在清华时代的学长、昆明民主运动中的战友罗隆基身上。人大代表中的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周新民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邓初民对潘很关心，鼓励他作一次深刻的检讨发言，使一些问题让人了解，从而得到澄清。潘将发言稿先请周新民看了，大会发言后不少代表鼓掌以示认可。周新民和邓初民也认为讲得比较深刻，说回四川后再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了。二位的话对他有所安慰，但他在会场过道上老远望见罗隆基时，便急忙转身躲避，盖愧对老友，良心不安也。直到晚年，还留下文字自责道：“这次假检讨”，“实在可鄙、可悲而又是在无可奈何之中造出的罪恶。”
但他没有预料到，回到四川以后，风雨更加狂暴，对他的揭发批判愈演愈烈。他既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四川省人大代表，回川以后，便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在小组会上接受批判。省人大闭幕以后，省民盟整风领导小组接着又组织集中学习，成立几个“帮助组”帮助右派分子，第一组主要就是帮助潘大逵的。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川的右派群丑》一文，揭露批判了以潘大逵为首的“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群丑的言行。9月1日《人民日报》用大号黑体字通报：“章罗联盟四川分店———以潘大逵为首的右派阵营，在人民群众上下夹攻、内外会攻之下，已全线瓦解。”所谓“章罗联盟四川分店”便如是产生，潘大逵也便被加上了这个分店头目的头衔，并据此被进一步追查批判。
潘大逵在接受追查批判中，感到就像他在北京揭发批判罗隆基一样，一些被批判中的右派，也把一些莫须有的、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的问题，强加在他的身上，而且性质更加严重，说得也更加具体。所谓“无形组织”，即是无中生有，所谓其中成员，有的并无联系接触，有的根本不认识。潘虽然也作了一些违心的假检讨，但他还不是那种干脆把问题包下来，对自己臭骂一通以争取“表现积极”而求得宽大处理的那种人。他已经是头面人物，不能将问题往下面的人身上推，甚至强加给下属。他的交代检讨离揭发、批判的要求还很远，认为他避重就轻，躲躲闪闪，企图蒙混过关。一位帮助组召集人是从大学调来的政治课讲师盟员，指责潘大逵是“滚大案”的。省民盟整风领导小组专门开会帮助潘大逵，有一位负责人告诫潘说：“你的问题，论罪行是该‘敲沙罐’的了。”
所谓“滚案”，是指旧社会有的惯匪、惯盗，犯案被拘后搪塞抵赖，拒不认罪。被释放再度犯案被捕，仍旧搪塞抵赖，如是再三，称为“滚案”。潘大逵并非惯匪、惯盗，怎不深感受辱。
所谓“敲沙罐”，是指用枪弹击碎头颅。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有些人戏称枪决反革命罪犯是将他们“敲沙罐”。这样的戏噱令潘大逵反感，且涉及“沙罐”，也不能不令他担忧危及生命。也许这个情况汇报到李政委那里去了，李在一次批判右派的会上对潘说：“不要怕，你的职务多嘛，党的政策要包下来，还要给你保留几个职位。”潘大逵这才吃了定心丸，感到李政委对他手下留情，有所照顾，相信可以免 “敲沙罐”了。但对于“滚案”、“敲沙罐”的告诫，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晚年还向我谈到过不止一次。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文化精神。事后多年，他对反右中曾经受到的批判和处分都不计较了，只有这两次有伤人格尊严的“告诫”难以忘怀，是可以理解的了。
划为右派的赵秘书长等机关干部，每天照常上班，但已不做机关工作，主要是监督劳动，包揽机关的卫生、种菜及其他杂事。潘大逵是省级上层人士，原来除了到机关主持会议，平时也不上班，有工作可以在家里做，干部有事汇报请示也到他家里去，被划为右派后没有参加机关的劳动。待到1958年，“大跃进”热火朝天，有时还要加夜班，称为“夜战”，右派的劳动有所加强，潘大逵也被通知参加劳动了。任务是送肥，将城里阴沟的污泥掏出，用架架车运到西门外的农村去支农。安排解放前作经理时掩护过民盟同志的杨善辅拉中杠，解放前是中学老教务主任的杨达纲和潘大逵拉“飞蛾”。拉中杠的是主力，两边拉飞蛾的是助力。潘大逵虽然从清华到留学美国时起，打球、游泳、跳舞甚至骑马都在行，但却从未参加过生产劳动。现在突然要这位年满56岁的名教授参加既脏且累的送肥劳动，对他的家属和社会都有所震动。潘自信身体好，对劳动也有认识，但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坚决要去代父拉车。拉出城后，杨善辅坚持要小潘回去，说明拉飞蛾不费劲，他们会照顾他父亲。小潘比较放心了，这才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地含泪离去。送掉肥料回城时，杨善辅要潘坐上车去，潘也就顾不得脏了，随便垫一点什么，坐在送肥架架车的平板上，让二杨拉回来了。这也是他晚年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过的故事，大概是难忘二杨的真切关怀罢。
十年浩劫中，大右派潘大逵的工资多数被扣，每月只按一家四口每人生活费15元的标准，外加书报费5元，共发65元，长达八年之久。妻子陈瑞璜量入为出，从不超出告借，其勤俭刻苦可想而知。待到苦尽甘来的日子在望时，她已心力交瘁，与世长辞。潘大逵伤心悲痛至极，晕倒在地。
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历朝历代，多少年来，为了祖国和黎民百姓，他们外抗强敌，投笔从戎，内呈丹心，铮言直谏，不做假事，不说假话。然而不幸的1957年，他们的精神支柱被扭曲了，甚至被压碎了。40年代的著名民主教授潘大逵，面对反动军警特务的横飞枪弹，仍大义凛然，而今却作了一些违背良心的假检讨。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祖国的不幸。
五、尾声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以后，真正的春风舒缓而持久地吹起。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6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宣告对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经复查后有22人得到改正，潘大逵是其中之一。文件指出，“章罗同盟”（后称“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提的“军师”、“谋士”、“代理人”、“骨干”、“分店”等组织性的帽子应予取消，当年所谓“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组织性帽子，赵一明“提出了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具体实施的方案”问题，也就一风吹了。赵一明和夫人以及雅安陈敦泮、朱仰东的右派问题，张联桢的中右问题，1980年已经改正。
潘大逵不但恢复了过去的全部职务，还增加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新职和不少名誉头衔。他反思以往，面向未来，积极建言献策，据实铮言直谏，党内外对他都很尊重，亲切地尊称他“潘老”。他在省级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率先请退。1988年，民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同意他不再担任民盟省委会主委职务的决议时，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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