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
[ 2004年第2期 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 作者：冯建辉 ]
冯建辉教授是我刊的老作者，他为本刊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凝聚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也表达了对本刊的厚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仍抱病为本刊写了这篇绝笔之作。他逝世后，他的女儿寄来了他的《告别书》。现将这篇绝笔及其《告别书》予以刊发，以表达本刊同仁对冯教授的缅怀之情。
告别书
人生自古谁无死,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不要大家向我告别,我向大家告别,此信即做告别书。
我虽壮年身患重病,多次“死去活来”。但命运待我不薄，又给了我十几年时间，能在“垂死挣扎”中继续做研究工作。因此，想到要告别这个世界，心情坦然而平静。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于一个转折的时代，童年亲历过旧社会的黑暗，又沐浴了解放的曙光。此后的几十年，感受了历史的辉煌，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和转形带来的生机。从人生角度充分体验了世间的美好与智慧，也领略了世间的丑恶与愚昧。所有这些，促使我搞起历史研究。由于研究占据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无暇顾及“世俗风尚”，以至有时显得“不合时宜”或“书生气”，并且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到头来却值得庆幸———我没有浪费人生。在此告别之际，谨以我的两本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和《一个年代的反思———走出个人崇拜》，献给未来。它是我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也是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的自画像：①青少年有时左得可爱、可憎、可怜，进入中年始明白，大事多动脑，深恶随波逐流；②人际关系，心中无“术”，似非木讷，实不肖为，乃书生气；③学术上常引司马、雪芹自勉，却少先辈之心境，未脱胎俗；④性格豁达与执拗兼有，碰了南墙不回头，反视南墙如粪土，阿Q精神。
别了，人生。向许许多多生命一样，我从“无”中走来，在历史的大潮中游渡了几十年，然后消失在日益远去的历史峰谷之中，这就是生命的乐章。我自豪，能够成为生命乐章中的一个符号。
冯建辉
2003年11月25日
一、革命诗人海涅“杞人忧天”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马克思的朋友、“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德国杰出诗人海涅，在《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一方面热情的高呼：“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讲了一大段通常被称为对革命“误解”的话，深深的震颤了我的心。他说：
我承认未来时代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真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要毁坏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植马铃薯；……百合花，它将被人从社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手里拿起纺锤来；而夜莺，那些无用的歌人，将被驱逐，还有，唉！我的歌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唉！我预见了这一切，……。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使诗人海涅的忧虑变为现实。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除几本经典之外，成堆的古今中外优秀书籍如“纸船明烛照天烧”；碑林、庙宇等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革命的铁锤”砸个稀巴烂；大批文化人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劳改所里饱尝皮肉之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花园里的百合花、月桂树也未能幸免，它们揣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冤魂，被斩草除根，花园变为向日葵园和老玉米地。那个年代，知识成为无用而反动的代名词，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臭老九”。相传著名学者梁漱溟曾作《吟“臭老九”》诗一首：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述不算少，几乎都是从政治层面上阐述，极少有从知识、文化层次上论及。这里，我想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一度如此狂热的“反文化”，搞起蒙昧主义呢？仅仅从某一项方针、政策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很难做出完全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权体制下对人性认识的扭曲，是重要的原因。
二、政治家的知识观滞后
党的一些领袖历史上并不否认，甚至非常强调知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制定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等，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但从全局看来，始终未能统领大家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氛围，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却始终流淌着，以至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从领导角度讲，我个人以为其重要的认识原因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和现代的知识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突出的表现为：
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如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 “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等等。经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它是知识的基础。但它偏于感性和个别性，而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是经验的升华，使知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此更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理性知识，即系统的科学知识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以至有的学者认为：“知识的生产率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党的历史上，我们一些领袖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知识观明显的滞后了。
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以至斯大林在苏共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不幸的是，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一些领袖的倡导，使我国整个社会曾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党的历史上，我们一些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我认为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文化战略失误
我以为，我们党一度的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防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防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如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派）斗争。尔后又有“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定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政治斗争，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希望建造“空中楼阁”，它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我们又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的提高和改变。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
文化战略中有三个影响很大的口号，值得重新探讨和认识：
其一，关于灭资兴无。“灭资兴无”的“资产阶级思想”内含是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内含又是什么？从历年来搞的文化思想批判看，“无产阶级思想”内涵是指集体主义的（排斥个性、个体），单一化的（排斥多样性），纯而又纯的（消灭各种矛盾），理想主义的（排斥现实利益），禁欲主义的（排斥物质利益）的要求和理念。凡不符合这一理念的思想、行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
其二，关于“不破不立”。早在1954年周扬代表官方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动员文化批判的报告中，就曾讲到：“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建设的运动”。60年代，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即“5.16通知”，进一步明确提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这些提法表明，“不破不立”说，把新与旧、唯物与唯心以及不同学术学派之间的关系，统统视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显然是片面的；“破就是立”，根本说不通。破坏是破坏，建设是建设，两者虽有联系，但破坏决不等于建设。几十年来的历史说明，要张扬马克思主义，仅仅批判唯心论是不够的，必须认真地下功夫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问题，并从中得出有说服力的新的结论才行。也就是说，光有“破”是不行的，必须有“立”，“立”是根本；“立”什么？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立“绝对地位”，“绝对权威”，思想学术领域的权威、地位，靠主观的、人为的去“立”，是立不起来的，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和多数人的共识。
其三，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直是革命与批判的主要对象，不管是批胡适、俞平伯，还是批胡风，他们的主要罪名都是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其实，唯心主义只是人们的一种认识路线。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唯心主义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比较，它突出了人在认识世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个很大的进步。从一般的认识论角度讲，唯心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失误。把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紧紧捆在一起，是把认识问题简单化、政治化、阶级化了。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仿佛封建阶级没有唯心主义，无产阶级根本不会犯唯心主义错误。即使从学术角度讲，唯心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凡认真读过几本不同学术流派著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唯心主义著作”，十分深刻而有价值。相反，不少“唯物主义著作”，并不一定本本有真知灼见。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正是对“聪明的唯心主义”著作的肯定。具体到一个学者、一本书，情况又十分复杂。有的总体上是唯心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能从实际出发，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有的总体上是唯物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现象难道罕见吗？
四、高度集权体制与知识分子问题
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度的高度集权体制，曾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指挥，思想上做“驯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在当时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那时便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那时便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又常（下转26页）（上接57页）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意见分歧，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那时便往往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错误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几乎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惨痛悲剧。
这里，我想讲一讲“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为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我认为，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思想上保持一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路线。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干部与群众，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
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状况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逐渐达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当允许其在行动上不违反决议的条件下，保留意见，通过实践去解决。我想，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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