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继续清除封建专制传统
[ 2004年第3期 以史为鉴 继续清除封建专制传统 作者：陆亨俊 ]
在2003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学习会上，学习的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海外舆论对中国领导人集体学习世界历史觉得很有新意，特别是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不但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在世界上落后了，而且在15世纪以后就已经开始落后了。对于这个说法，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这里谈谈我在学习中的一些体会。
一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光辉的过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宋朝（公元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写不尽12世纪初宋都汴京的繁华景象。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在科技方面，中国的拱桥、建筑物用的托架、航海用的指南针、船舰的踏水轮、使用火药、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技术，以及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都在宋出现。自此以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11世纪后期（中国的）华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炼铁工业，每年生产约12.5万吨……这个生产数字比7个世纪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要多得多。”到15世纪初，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当强盛的。1420年时，明朝海军的记录，当时拥有1350艘战舰，其中包括400艘大型战舰和250艘远航舰。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可是在这以后，中国的历史就出现了停滞和曲折。从客观上来说，是两次异族入侵的大破坏。一次是1127年（靖康二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大肆破坏抢掠，富庶繁华的情景都烟消云散。临撤退时还俘虏了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两个皇帝，以及皇妃、皇室成员、大臣和各种工匠一万四千多人，分七批押送北上（徽宗死于黑龙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野蛮施虐于文明的恶行。再加上多年的战争，宋朝的文明只能衰落缩小到东南去”临安”（杭州）了。
第二次是蒙古统治者的入侵。蒙古统治者的野蛮和残暴是人们很难想象的。铁骑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在入侵印度攻陷德里后，屠杀居民近十万人，并掠夺大量战利品；攻陷花剌子模首都乌尔健赤时，全城抢掠后夷为废墟播种燕麦；特别是1258年攻陷巴格达，在城内抢掠七天，居民被杀的达数十万人，当时巴格达是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个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阿拉伯古城遭到彻底破坏，无数的艺术珍品被捣毁，许多华丽建筑被焚烧（这些资料都引自《世界通史》，周一良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统治者攻入金国的中都（今北京）后也大肆烧杀。金国灭亡了北宋以后，就在今天北京西客站边的莲花池附近建城（即金中都）和皇宫（会城门是一个城门）。由于金兵从南方掳了大批工匠，金皇宫完全仿照宋朝汴京的皇宫，十分豪华、庄丽，蒙古统治者一来全部烧光（后来蒙古也在此建都，那就在金中都的西北另建）。在全国范围内受到的大破坏那就无法计算了。
经历了这两次浩劫，中华文明的元气大伤，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其政策就趋于内向和保守。
二
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黑暗时代。一方面是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教会神权之中，另一方面，战祸不断，从1099年到1254年，先后发动了八次”十字军东征”，打了一个半世纪的仗，接着又是英国和法国的”百年战争”（从1337到1453年），简直打得昏天黑地。再加上频繁发生的饥荒和瘟疫、黑热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
可是就在15世纪之初开始，欧洲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都在欧洲发生了。欧洲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又说：”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文艺复兴时代所表现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人们通常称为”人文主义”。其特征是歌颂世俗而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喻。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宗教改革实质上是人性的回归，也是人性从神学的禁锢中的一次解放。
《中国科技史》作者英国的李约瑟说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形成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成套”的事件，四件事情前后发生彼此关联。这确实是”有识者之言”。这样，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走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在《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说：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主义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教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于是，在经济上，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古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在这同时，欧洲在思想领域里也出现了一场伟大的飞跃。17世纪以后，英法等国出现了一批”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继承文艺复兴的传统，为近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英国的约翰·洛克（1632-1704）在《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中论证了私有财产的充分自由和不可侵犯性，认为这是人类天赋的权利，国家的产生和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滥用职权。卢梭（1712-1778）在《民约论》等著作中认为，人生而平等的，为了维护自由平等，人们需要某种大家都遵守的”社会契约”。他还提出”主权在民”的学说，主张立法权属于人民。
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潮空前繁荣，人民为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不但在欧洲各国兴起，而且波及新大陆。1776年美国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在《独立宣言》中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把”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人类的理想目标。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在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同时，《共产党宣言》又郑重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欧洲在大步前进，它把曾经领先世界的北非和亚洲的文明古国都甩在后面。中国从此明显地掉队了。
三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与欧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记录。
著名学者顾准写道：”我国的春秋时代，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计242年，截头去尾那200年正好是公元前7、6世纪”，”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可是在这一时期以后，”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书同文，车同轨”，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体制。总体上来说，对当时的社会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是也有不少副作用。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文化上的专制打下基础。中国历史上从此再也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了。
第二次背道而驰的是在15世纪以后。从英国的《大宪章》、”光荣革命”到各国资产阶级的兴起，都是限制和监督国王和政府的权力的。三权分立、人民选举成为历史潮流。而中国却进一步集权，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什么都要管，什么也都可以管。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谈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时写道：”最大的特色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在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而且”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为了维护其集权体制，单有纪律还不够，还依靠恐怖政治，建立特务组织。在欧洲人面向海洋、发展商业的时候，朱元璋却宣布海禁与抑商。告示全国军民不许泛海，甚至规定商人不许穿绸纱。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朱棣放松一些，第五个皇帝宣宗又回到了保守。到末代皇帝朱由检刚愎自用，大权独揽，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个宰相，众叛亲离，最后只有一个太监陪他吊死在煤山（北京景山）。
明朝的集权专制可说是集大成了。可是到了清朝更变本加厉。几天之内，”留发不留头”，专横之极。明王朝的子弟有的被封王后派驻外地，如燕王在燕京，宁王在江西等，结果，有的就在外地起兵造反。清朝改了这个制度，子弟封王也只能在北京，连自己的亲属也不敢相信。所以京城里就多了一大批王府，更集中了。更厉害的是”文字狱”。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文字狱不断，不但作者获罪，而且出资者、刻版者、印刷者、销售者以及读者都受罚，或处死、或流放、或发放为奴。有的一案可株连几百人。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性已完全被扭曲。高官也自称”奴才”，朝里朝外都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奴才，到处都是叩头跪拜，”万岁英明”。说实在的，那时有人还以能做奴才为荣，有更多人还做不了奴才呢。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天赋人权”，或”人人生而平等”，那不但是”对牛弹琴”，而且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就地正法。
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正是一片兴盛，人才辈出。可以列举出从哥白尼到牛顿、瓦特；从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到歌德、席勒，普希金、托尔斯泰；还有贝多芬、肖邦、斯特劳斯等等一大串巨匠的名字。中国有谁？我们也有过唐诗、宋词、元曲、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辉煌一时，可是明清以后有什么？只有一部《红楼梦》！甚至原来中国的科技成就也”变了味”。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必不可少的仪器，可是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以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最主要的用途是看风水，盖房修坟。火药在《水浒》里就有轰天雷凌振，用来做土炮（那时是北宋）。但是以后也没有多大长进。明末袁崇焕用大炮打伤努尔哈赤（不久他就死了）的是通过澳门进口的葡萄牙的”红衣大炮”，国产的已经不行了。火药主要用于做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爆竹。造纸和印刷更糟，许多书不让印，印得最多的是看看今天是否是黄道吉日还是不宜出行的”老皇历”。
好了，别说了，太令人泄气了，我们难道没有好的吗？清朝不是还有”康乾盛世”吗？乾隆爷还有”十大武功”呢！《剑桥中国晚清史》说，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三件历史性的大事：一是版图扩大了一倍；二是人口增加了一倍；三是欧洲人的到来。与明朝相比，东北一大片划进来了，那里是满族的老家当然归清廷；蒙古（包括外蒙和内蒙）、新疆、西藏，以及川西、青海一部分也进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还有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和新疆西北的一片（后来都被沙俄强占去了）也属中国。当然，中国版图扩大、多民族融合，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清朝的拓疆有的与康熙有关，有些与乾隆有关。所谓”十大武功”主要是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侵缅甸、侵安南（越南）、侵廓尔克（即尼泊尔，先后两次）；对内所谓平大小金川（凉山彝族起义）两次，定回疆（天山南麓的穆斯林），特别是两次平准噶尔（天山北麓），大开杀戒。据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说，乾隆十九年，清兵发动了”屠洗性的大剿杀”，”准（噶尔）族人口直接间接被杀者40余万，占全数十分之七，其他十分之三尽逃入俄境”。真厉害！这些欺侮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行径今天再不能那么自豪了吧？吕振羽说：”清廷不断对外侵略的结果，一方面，不只直接消耗兵力，且消耗国库，增加人民负担，反而扩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都是”伟大功勋”掩盖下的血淋淋的事实。
事实上，到了乾隆年间，表面上还是”盛世”，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腐朽不堪。1793年，英国派特使来华谈扩大贸易等问题，受到冷遇。使团中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如此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的国家。
四
指出中国从15世纪后已开始落后了，这与原来说的从19世纪鸦片战争后因为列强侵略中国才落后有什么区别吗？有的，有很重要的区别。
现在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中国是怎么被打败的？过去常说是英国的”炮利船坚”，清兵虽然勇敢，但指挥不当。这确是重要原因，但是深入一步想一想：当时清兵80万，英兵8000人，可中国却输得这么惨，最后还割地赔款。前几年有的历史学家就指出，在战争开始前胜败已经很清楚了。因为这是一场先进的、向上的资本主义和落后的、停滞的封建专制主义之间的一场战争；是科学技术和愚昧迷信、是知己知彼和妄自尊大之间的一场战争。双方的差距不单是武器和兵法，差距是一个时代！
近一二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求中国的富强之道。”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提出了”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的口号，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道，德赛两位先生把西洋人从黑暗中救出来，”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可是在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下，这场启蒙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30年代为民主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是长期以来，严重阻扰中国进步的封建专制主义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民主与科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03年3月号的《炎黄春秋》刊登的《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文章尖锐地指出，由于我党”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早在1980年6月，李维汉指出：”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这是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大暴露。”他还说，他曾向邓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并由他来补”。小平同志在当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地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20多年过去了，李维汉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这些话，我们今天读来仍是多么亲切和深刻啊。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小平同志不是一般的提封建主义而是用”封建专制传统”，很值得我们深刻领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有共同处（主要是生产关系），也有不同处。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分散割据的、各自为政的。意大利是1861年统一的；德国是1871年才统一的。迄今也不过1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统一了，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大一统”专制集权可说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欧洲从16世纪中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出现到19世纪现代国家的形成，其中还反反复复，共经历了300多年。而我国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算起，到建国不过30年，到现在也不到一个世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三忠于”那一套也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反映封建专制主义在我国还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的。这种封建专制传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民主与监督，就必然是个人崇拜和腐败的温床。
岁月悠悠，历史昭昭。从15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兴衰荣辱，留给我们许多自豪，也留下太多的反思，更给我们留下痛苦的自我批判。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们将怎样面对这个世界呢？《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我们要顺乎民意，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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