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赫洵同志
[ 2004年第3期 忆赫洵同志 作者：刘导生 ]
赫洵原名赫智莹（1912-1983），生于吉林省，是我在北平师大附中的同学，建国后曾任吉林省科委主任。他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不为人所知，但在1983年为李大钊同志移墓时，报上见过他的大名。因为他在1932年参加中共并担任”革命互济会”的秘书，1933年为李大钊同志送葬时写过大钊同志的墓碑。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为大钊同志移葬并举行隆重的移葬仪式，邓小平同志为大钊同志题写了长篇纪念碑文，并将赫洵所题写的墓碑出土展出，设立李大钊同志烈士纪念堂。这时经检查发现赫洵患有白血病，回吉林后不久即逝世。
1931年赫洵考取师大附中高中文科二年级插班生，我们正好同班，彼此一见如故。至此，开始了我们同志式的来往。他参加党所领导的赤色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经常为被捕和遇难的同志及其家属做营救和救济工作，我以共青团的身份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虽然两个组织不允许发生横向关系，但由于经常相处，尤其是他有时和他的妻子何怡萍在我姑母刘静君家借住，我们同住在一起，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深入了解。
1933年春，革命互济会被国民党破坏，其领导人被捕。这时，赫洵向我提出，能否到外地找个地方避避风。于是我托山东曲阜师范的教员陶次汝同志在曲阜找了空房三间，他住了大约一个月左右才回北平。后来，赫洵需要筹措生活费而先回了东北，他的妻子在北平待产。
1933年夏北平的学校放暑假，此时何怡萍已生一男孩，赫洵要我送何回哈尔滨夫妇团聚。当时因北平世界语联盟的负责人Saliko（世界语名字）被捕叛变，我是北大世界语联盟的负责人，随时有被捕的危险，要及早躲避。正好借送何怡萍回哈尔滨的机会，我们扮做姐弟关系同行，以免引起日寇注意。这时东北三省已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两年，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的皇帝，此时正逢日本天皇的弟弟”执府御”巡视满洲，警戒十分严密。一路上被搜身多次，我亲身受到日本警察凶狠对待，真正体验了亡国奴的滋味。总算平安的到达哈尔滨和赫洵相见。
返平后，我和赫洵仍经常保持联系。为了避免敌人信检，大多用新文字书写。新文字即汉语拼音，30年代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为了对在远东工作的华工进行文化教育，消灭文盲，又不至忘掉民族传统，为他们创造的拼音文字。
1935年”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之后不久，我几次写信劝赫快来北平。他错误地认为满洲更需要革命，要求我替他找党的关系。
我当时正好担任北平民先队部秘书长，每周都和黄敬同志见面，他当时代表中共市委领导”民先”，我写材料报告赫的情况请他报告北方局，以便转告中共满洲省委找他接关系，但没有办成。1938年4月12日赫即遭日本宪兵逮捕，这时他正在哈尔滨东亚学院教书。
赫的被捕经过，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和青年电车工人李永昌常来往。赫认为此人反对日寇侵略中国，有爱国思想，将李作为他的工作对象。在李被调往外地时，赫还给他路费、大衣之类，并送站告别。后李永昌暴露被捕，并将赫供出。1938年4月12日赫正在家中吃午饭，突然有人自称来查电表，闯进室内检查，赫被宪兵捕去。先关押在南岗一个暗无寸光的地下室里，审讯人员均为日本人，刑讯逼供，用电刑最为痛苦，不能忍受时满地打滚，身上破皮多处。第二次再用电刑审讯时，先揭破处干痂，更是疼痛难忍，以致晕死过去，不得已只好承认在北平时参加过共产党，有抗日行动。之后，赫被转送道里法院，第四天强行判决监禁15年。
转送法院后，允许家属探视，何怡萍拖着三个孩子进入监牢，不知花了多少贿赂才允许几分钟接见。这时何告诉丈夫唯一一件事，就是赫被捕是由于李永昌叛变，出卖了赫洵。当然，这个情节也早为赫所料。
判刑后不久，即将赫转送到吉林监狱服刑。何怡萍闻讯后，为了营救赫洵，将家搬到吉林，为便于探视，不时送点吃的和日常用品。
赫洵在狱中，虽然被判了15年徒刑，想来想去，把牢底坐穿的勇气是可贵的；但早日出狱多为革命做些工作，更是他渴望的。因而他千方百计地争取后者—越狱。首先，他认识了狱中的杂役于树功。于曾是北平的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朱瑞（解放战争时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的炮兵司令）同学。由于于常提着消毒水到狱中检查卫生，赫和他混的很熟，通过他又和狱中青年医生赵公民（原名赵绍先，建国后曾任吉林省卫生厅副厅长）认识，发现赵有抗日救国思想，逐渐取得互相信任，成为知交。
赵公民晋升为监狱中医官，又是新婚，家属也住在吉林，何怡萍常和她来往（不时送些礼品），成为朋友。何看时机成熟，就和赫策划逃跑计划，在狱中必须经过赵的决策和计谋；逃出监牢后如何隐蔽及筹款逃回北平，这一步步筹划细致工作，都需要何的精心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这就要看赵公民如何和赫共同扮演这一幕险剧了。
赫洵在狱中为脱逃做准备，首先注意改正因带脚镣而一步一歪的走路姿势，免得出狱后被敌人发现；同时抓紧对赵公民医生的教育工作，两个人的抗日爱国思想溶为一体之后，便共同策划如何逃出监狱。
1939年秋的一天，赵公民伪称赫洵患肺结核，需要到医院拍片子，做最后确认，骗取监狱长批准。当时，让赫换上普通服装由赵陪同前往，因为赵公民有家属在吉林，狱长也比较放心。哪知他们一走出监狱，即按何姐早已准备的方案，由何姐准备好化妆服装、证件、路费及火车票，乘大车先到家乡的高粱地里藏起来，经过一番策划，再分头先后奔向北平。由于他们知道我姑母（名刘静君，曾在香山慈幼院任女子师范部国文教员）家的住址，旧地重游，自然带着惊喜而又恐惧的心情和故人相遇。
姑母不顾全家人的生命危险，坚持掩护赫洵等被日伪通缉的革命同志。这时，派到北平做地下党工作的杨春圃也在姑母家掩护，他听说由东北逃出这两个人，保持高度警惕拒绝见面，要我姑母找赫写出详细报告后再作研究。赵公民是医生，由姑母介绍到大粪场一个老乡那里暂时隐蔽。不久，因为他是由反革命阵营中投向革命，很快被介绍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为我八路军服务；对赫经过严格审查，除阅读他的报告外，还进行多次谈话，才转送至平西根据地，参加工作。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何怡萍的简单经历，何怡萍，吉林人，生于何年不详（大概长赫洵一二岁），据说她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的顾问，在东北算是望族。何曾与赫洵的哥哥定婚。赫的哥哥患有重病，农村有一种迷信的风俗，男方病重，要及早成婚，才能免除病灾，这叫做”冲喜”，便把何怡萍娶过了门。结果，”冲喜”不但没能救了丈夫，反而促使丈夫早死，何成了寡妇。在这种悲惨的结局下，何坚决离家读书，婆婆不同意，也无能为力。何乃随赫洵同时到京读书，考入北平第一女中，同时参加”革命互济会”，人精明能干。赫称她为何姐，我们和他们相识的同志，也跟着叫她为何姐，”何姐”之名也就成为通称。后来，赫与何二人相爱，结为夫妻。现在看来，这是爱情的自然结合，合理合法。但在当时，以封建的伦理道德看，这是有违人伦的。所以，他们很久不告诉家人，特别是赫的母亲，她大概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后来何姐为了营救赫洵，把婆婆和三个孩子接到吉林安家。这是带有戏剧性的一幕。
赫洵脱逃到北平转到根据地后，何姐带着婆婆及三个孩子于1940年也到达北平。
当时我姑母已带着孩子转入根据地，何姐找到”革命互济会”的老同志王刚（又名王家勋）。王是开业的医生，东北人，热心助人，我们常有来往。王后来也转入平西根据地，曾任聂荣臻同志的保健医生，2003年以97岁高龄逝世。当时何姐由王刚介绍到某医院任护工，月收入20元。凭这点收入养活五口之家，实在困难。何当时兼任党的地下交通，组织并无补贴，幸亏王刚个人尚能不时小有补助，才得以维持最低生活。何姐不幸于1942年7月被日本宪兵捕去，虽酷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最后以死抗争，以丝袜系在窗上自缢身死，完成了她一生的英雄事业。赫洵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听到这一噩耗，定会痛苦万分，也一定会为有这样英勇不屈的革命伴侣而自豪。
1943年1月，由王刚同志帮助将赫的老太太及三个孩子送回长春。
回忆起赫洵和何姐，使我感到无比沉痛！他们都是我的亲密战友和同志，何姐的壮烈牺牲，更使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青年时代的机智勇敢，热情好客的形象，时时浮在我的眼前。同时我联想到我在师大附中高三时的同学郝培壮，我们同在一个团支部。他于1930年的”八一”游行被捕出狱后即被调往东北，在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不久即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抓去枪杀。七十三年前的这些往事，如今还历历在目。今天我国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由千万人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那些为祖国独立自由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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