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 2004年第3期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作者：季 音 ]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
一
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
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又抓出了包括副总编辑黄操良（已自杀）、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等一批右派分子。我这个驻上海的记者，也名列其中。
1958年深秋，我凄怆地离开北京，和青年作家蓝翎等一起被送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思想。车站上凄凄清清，我的弟弟谷斯涌赶来为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柏各庄农场是在一大片盐碱荒滩上新开辟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国营农场，我和蓝翎等几个同行人，被分配到农场的三分场，农场工人都是附近各县的青年农民。先后来到三分场的右派共有28人，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都很淳朴，对我们这些老右毫不歧视，甚至还多少有些同情，在劳动中对我们十分照顾，使我很快消除了走入一个新环境的陌生感。
我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从小没有干过农活，虽说在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也种过菜，担过水，劳动量毕竟是轻微的。而农场则大不一样，那里主要种水稻，又是在盐碱地上大面积的种植，劳动量很大、很累。干了一天活，傍晚回宿舍，人就如同瘫了一样，倒在铺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农场干部看我们实在不行，就把一些体弱的人调去干轻活，比如稻子割完后让我们在后边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这在农村是妇女儿童干的活，看起来轻松，实则不然，整天弯着腰干活，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似的痛，只能一拐一拐地勉强走回农场。我不但干活不熟练，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干活动作缓慢，这也让我吃了苦头。一次，队上的干部把我们带到一片新割的稻田里拾稻穗，他说今天拾稻穗要开展一个竞赛，一人一大块，看谁拾得又快又好。在农场劳动期间，谁不想力争在竞赛中获优胜？这可是关系改造前途的。于是，人们都争着往前赶。有一个同伴拾得最快，简直像小跑似的往前冲，把大伙远远甩在后边，拾的稻穗堆起一大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追，腰酸痛得好像要断了似的，也不敢伸一下。可是这样依然赶不上，眼看距离越拉越大，被远远地甩到了后边。同伴中多数人已经把自己那块地的稻穗拾完了，站在地头擦汗休息，我还呼哧呼哧地在那里拾个不停，足足比他们晚了好几分钟才算拾完，走到地头，人都不能动弹了。队长走来逐块检查验收。我原以为冠军肯定属于那个拾得最快、手脚麻利的同伴。不料队长指出，那个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干净，地里丢下了不少稻穗，光图快不顾质量，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拾的这块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干净，没发现丢弃的稻穗，因此免于批评。这使我如释重负。
我们这些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来到农场以后，一些重头农活实在拿不起来，比如挖排水渠、割稻、插秧等等，怎么也赶不上那些年轻力壮的农工。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农场的菜园劳动。在局外人看起来，在菜园里侍弄那些白菜、西红柿之类，是最轻松不过的了。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在菜园里劳动，一要懂技术，心灵手巧；二要有长时间蹲在地上不伸腰的功夫。这两者我都不及格。尤其是那”蹲功”不过硬，把我弄得狼狈不堪。我在地里干活，蹲上半个小时，腰就痛得支持不住，只好站起来喘口气，伸伸腰。如此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自己看看也实在不像样。带我们劳动的菜把式是个好人，他看着我这副模样，只是叹了口气，并不批评我。和我一起劳动的右派同伴里，有几个都是自小在农村长大，干过农活，既有久蹲不起的功夫，干活又麻利，我只能自愧不如。
二
说实在的，从事体力劳动固然累乏，但是倒头睡上一大觉，第二天体力也就恢复了。像我这种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在劳动中体会人生，改造自己的思想，多少还是有些自觉性的。在农场里最折磨人的，是没完没了的所谓思想改造。
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说：”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条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底写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容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经常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干脆把右派集中起来住在一起。
分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体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各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报》等单位。还有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而获罪的电影评论家钟惦，著名作家与记者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的几个负责人杨犁、唐因、唐达成等。看来，《文艺报》的头头几乎一锅端了。我在和他们接触中，感到这些人都是令人敬爱的好同志。钟惦贫寒出身，小时曾以拾垃圾为生，后来发奋自学成材，抗战初期就去了延安，曾任鲁艺教员。他写得一手好字，农场的大标语都让他写。唐达成温文尔雅，为人随和，谈起文学来滔滔不绝，仿佛忘掉了身在农场。其他如《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艺报》党支部书记杨犁等，都才气横溢，各有特长，皆深深吸引了我。
我到三分场，第一个认识的右派是《中苏友好报》的总编辑廖经天，他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好报》任总编辑，他们单位共送来三个右派，据说罪名都是反苏。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反苏”这顶吓人的大帽子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罹难，其实他们只是说了一些完全符合实情的对”老大哥”的看法，这些话现在看来，只不过触及”老大哥”种种弊端的一点点皮毛，而在当时却成了弥天大罪。廖经天因为与我相识，背地里问我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我简要地告诉了他，他听了长叹一声：”真是不可思议！”廖经天是个入党很早的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一直在晋察冀等敌后根据地做新闻工作，矮矮的个子，团团的脸，一副忠厚相，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对这样一个老同志，就因为这么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就开除党籍，送到这盐碱荒滩上劳动改造，这不同样是”不可思议”么？
在农场待的日子长了，渐渐听说了同伴间不少底细，有些事听了，真让人不可思议。在我们的同伴中有个最年轻的妇女，她姓姜，年仅20岁左右，是个现役军人家属，丈夫所在部队驻在外地，她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长期分居两地。大约1956年，报上曾刊出过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织女隔着一道天河，两人遥遥相望，不能聚首。漫画道出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苦恼。这位女难友看了漫画，深有同感，她对周围人称赞漫画画得好，再联系自己，不免发了些牢骚。反右派运动一来，经人揭发，认为是反党言行。于是，她被划为右派，送到柏各庄农场来改造。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右派必定一个个都是罪恶深重之辈。其实，情况完全不是报上所宣传的那样。在我们分场的右派，据我所知，他们获罪的根据，几乎都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听了只能让人叹息。
三
我们分场的28个右派，被编成一个大组，设一个大组长，下边又分成几个小组。农场干部规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的制度，在会上我们翻来覆去地翻腾自己的”罪行”，挖掘思想根源，务必做到对罪行”心服口服”，大彻大悟，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现在想来，这就像是在演戏。谁都明白，对硬扣在头上的帽子，要做到口服心服，是办不到的，可是谁敢当面顶撞？于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状，转弯抹角地进行自我批评。也有少数几个表现积极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仿佛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姓”右”。我听了大不以为然，这分明是说的假话。但继而一想，觉得这些人也情有可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说几句假话也是被逼出来的。
被改造的右派，在内部被划分为口服心服、口服心不服和心口皆不服三类。我是属于口服心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子，都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去，我在这里硬顶行吗？不行。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何尝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转弯抹角地写上一大篇，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就是绕开了 “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还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恐怕还是没有做到心服口服。”我回答说，我在思想改造上确实还要继续努力。
农场干部指出，对右派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这是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严重斗争，对一切反改造言行必须展开无情批判。于是，在我们的思想检查会议上，斗争越来越激烈了。一些人把反右派斗争中自己吃尽了苦头的那一套极左、粗暴的做法，又搬到我们中间。批判的重点经常是三个人：陈企霞、钟惦、萧乾。陈企霞是一个资历很老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初期就到了延安。他坚持原则，对”罪行”是心不服口也不服，常常与批判者当面顶撞，反驳对方，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坚守阵地到底了。有一回，有人揭发他曾背后发牢骚说：”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这种公然反改造的言行，岂能容忍！少数积极分子奋起痛斥，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在旁默不作声，我是其中之一。我从心眼里佩服这位年长者的硬骨头精神，自愧不能做到像他那样。
萧乾也是经常挨批斗的一个。其实他并没有像陈企露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惟恐出错。在劳动方面他显得吃力，一则年岁大，身体又胖；二则不谙农活，干活时看起来笨手笨脚，为此不断受到批评。一次，我们下地割稻子，这是个累活，要不停地弯腰，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干脆跪在地上干活。收工回来后，他受到尖锐的批判，说他是”丑化劳动人民形象”。批评者说，你看周围哪一个工人像你那样干活的？俗话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在这里，起码是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都荡然无存。
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劳动的一件事：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的健康，有一次，她在信里附来一小包灰锰氧，要萧乾吃生菜前用它消消毒，免得生病。萧乾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一起劳动的积极分子发现，报告了农场干部。那干部批评萧乾，说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并为此专门开了个批斗会。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者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也哑口无言了。”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却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农场负责管理右派的是个转业军人，他原来是新四军6纵队的排级干部，我原是新四军4纵队的，我们有时倒还谈得来。当然他要站稳立场，不能和我套近乎。也许由于他知道我的根底，虽然对罪行口服心不服，在劳动中还比较老实肯干，就任命我为一个小组的副组长，萧乾就编在我这个组里。那时，农场把几个体力较弱的人分配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老乡偷割，队上为此就在园里搭了一间草房，派一个人夜间在那里住，看守菜园子。这份差使就落在了萧乾头上。萧乾年已五旬，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他为此紧张得整夜不敢睡觉。他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觉得他说的是实情，就自己作主，把他换下来，另派一个年轻些的人去。这件事传到队上，领导上老大不高兴。他们说：萧乾是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干活叫苦，你不但不批判他，反而护着他，是何道理？类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起，不久，我这个副组长就被撤了职。
萧乾是个老实忠厚的人，他压根儿不会投机钻营、看人下菜碟那一套。也许是被整怕了，有时候他甚至表现出过分的软弱与不必要的自卑。有少数积极分子也就”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在欺侮别人中显示自己进步得快，改造得好。由此使萧乾又凭空多吃了不少苦头。手头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住的房子是一间大通铺，老萧的铺位在挨墙的尽头，他夜间常要起来小便，室内的灯早灭了，他在黑暗中挨着床摸出门去。有一次，他上厕所回来，黑暗中摸错了床位，摸到一个积极分子的脑袋，这位难友猛地坐起来，破口大骂，吓得萧乾连连赔不是。从此，萧乾为了避免再闯祸，就控制自己尽量少喝水。夜间是不再起来小便了，但由于喝水过少，日久天长，他便得了肾病，这个病痛在晚年一直折磨着他。我有时劝老萧，不要凡事过于软弱，该争的还得争，他听了只是苦笑。
1978年，萧乾在送我的一本书上，写了这样的话：”感谢你在柏各庄给我的温暖，在北极世界里的温暖，特别难忘，特别可贵。”其实，我在农场里，只是对这位长者表示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同情，谈不上什么温暖。况且，我那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岂能有助于他？我只是觉得，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作为一个正常人，总不能丢弃了应有的一点人性，别人要把你打倒，你怎么能自己打倒自己？
四
时间过得很快，到农场劳动改造已经一年多了。1959年9月，从北京传来消息，为庆祝国庆10周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议。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这一天，即9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示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指示》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
听到了上述两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与特赦战犯并列，作为庆祝国庆10周年实施宽大政策的一项内容，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柏各庄农场很快落实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庆节后不久，在总场的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给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全农场摘帽子的共10人，基本上符合中央规定的10%的比例。在宣读摘帽子名单的时候，下边都加上了”同志”二字，证明他们已经回到人民队伍，由此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
摘帽没有我的份儿，这是我事先早就估计到的。我对罪行口服心不服，这正是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子的类型之一。如何才能口服心服，真正改造好呢？我茫然。我被指责为”口服心不服”，又对在一起改造的右派中的重点人物批斗不积极，必然会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不到家，没有彻底”脱胎换骨”。
1960年夏，农场又摘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次摘帽子没有开大会，只由各分场分别宣布，摘帽的人比上回略多些。当然，人数还是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比例。
摘帽子仍然没我的份儿，这还是预料中事。
我原以为将无限期地在农场改造下去，但出乎意料，1961年6月，报社忽然发来通知，把我调回北京。在柏各庄农场改造了两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兴，又不免惆怅，因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头上，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儿团聚，毕竟让人兴奋。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唐山火车站，车站上空荡荡的，什么食品都买不到，连开水也喝不上，幸亏我从农场带来几个馒头，只好啃着干馒头聊以充饥。
周围一片萧瑟的景象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正处在严重的困难中。
不久，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陆续回到报社，经过人事部门负责人逐个谈话，大部分都调到外地重新分配工作。我幸运地被留了下来，分配到编辑部的工商部。要知道，当时我还戴着右派帽子，一个被指斥为”埋得很深的定时炸弹”的人，又让他回到编辑部，这件事当然非同一般。我不知道当时报社领导是怎么作出这个大胆决定的。
调到编辑部不久，报社机关党委就宣布给我摘帽子。部里一位好心的老同志认为我的问题属于错案，应当平反。她找到了报社机关党委。党委书记也同意她的看法，转告我要耐心等待。我遵嘱耐心等待着好消息的降临。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杳无音信。
平反的事始终没有下文，传来的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消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痛斥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指的是他认为许多人把三年困难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一团漆黑”；单干风指的是农村不少地方试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等办法，以恢复农业生产；翻案风指的是当时不少地区和部门提出要为过去整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毛泽东在会上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这柄达摩克利斯剑，又高悬在人们头顶上了。
我在报上读了这则报道，不免大失所望。平反冤假错案已被斥为”翻案风”，自己平反问题肯定已无指望。我提醒自己，不要再存什么幻想，还是安下心来，努力工作，小心谨慎，以免招来新的麻烦。
不料，一等竟等了17年。直到1978年，在胡耀邦总书记的主持下，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平反冤假错案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在当年获得了改正。我被划为右派时是35岁，改正时是55岁，正好20年。
虽然好事来得晚了点，但我还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历史最公正。”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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