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 2004年第4期 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作者：甘惜分 ]
看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深感悲痛，至今犹怨气难平。皖南事变时，我也在解放区，天悬地隔，各在一方，只从新闻报道和内部文件上略知梗概，而未得其详。现在把当时形象搬上屏幕，虽有艺术虚构成分，但大体上未失其概略。有的观众批评这部电视剧有失实之处，但不能说它全部失真。恩格斯有言：向自己犯过的错误学习比任何学习都要来得深刻。皖南事变那次错误实在是我们的老师。
我党我军打了许多大胜仗，所以才有后来的全国性胜利。但也打过几次大败仗。败仗最严重的为红军长征中的湘江之战。八万之众，损军五万，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大败，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和那位德国顾问的瞎指挥实难辞其咎。但是这次大败也没有伤了中国工农红军元气，指挥部都过了湘江。到了遵义，清算了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了统帅部，经过艰苦长征，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三万人到达了陕北，保存了革命火种，实在是一次大胜利，是中国革命由败转胜的转折点。还有一次大败仗，是内战时期西路军在祁连山的覆灭，这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难言之痛。但几位领导干部也都经历千难万险回到延安。唯独皖南事变这一次大败仗损失军部九千人马(逃出极少部分)，几位统帅：军长、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都全军覆没，这是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最严重的一次惨败。不是败在民族敌人日寇之手，而是败在所谓“友”军之手，蒋介石凶相毕露，必欲全歼我军而后快，我们的同志钻进蒋方布置好了的战争口袋中，这是我军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中上了一次最大的当。我军为什么犯了这样一次大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今年1月7日是蒋介石围歼新四军事变63周年之日，我们痛定思痛，不妨加以述评，并以悼念先烈。可否总结这样三条：
一，以弱避强，以实击虚。
二，对内统一，对外统战。
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所谓以弱避强，就是根本不应该把新四军军部安置在皖南泾县的云岭。新四军是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留在闽、赣、粤几省边境分散游击作战三年，在抗日战争初期重新聚合起来的十来支游击队数千人。他们在丛林中煎熬了三年，艰苦卓绝，实属不易。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新四军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军部安顿在山明水秀的肥沃之地的泾县云岭，军部从武汉和南昌迁来路过此地时住几天可以，但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就太危险了。皖南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腹心之地，它的十多万人马十多个师都驻扎在皖南一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何况这个“他人”是一群共产党人，蒋介石岂能任其驻扎不走，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千方百计逼走新四军。如果论项英错误，最大错误就是不该赖在云岭不走。一住三年，安家立业，坛坛罐罐，越来越多，后勤部门，越来越大，搬家搬不动，到了1940年底蒋介石下了决心消灭新四军，这时新四军军部想走也来不及了。如果早走，向东向北，都大有回旋余地。日寇侵华，兵力不足，除了占领一些大城市外，广大城乡都顾不上，正给我军以大发展之机会。敌占城市我占乡，山山水水稻米香，何处不能打仗，何处不能发展，为什么要挤在皖南那寸金之地，与“友军”天天搞磨擦。新四军兵少枪少，人困马乏，何苦与强敌为邻。应该避而远之。
据说新四军驻兵皖南，党中央也有责任。但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东南局书记的封疆大吏，完全有向中央建议和机动指挥之权。所以皖南被歼责任主要应在项英，他有不可推卸之责。尤其是1940年底，蒋介石已杀机毕露，新四军快走还来得及，但项英一次次拖泥带水，总不挪动，致受毁灭之灾。项英是否对抗日统一战线另有想法，这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当时党中央设有三个中央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国统区工作均由其指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华中工作均由其指挥，以上两个中央局由于领导得力，均从未出过重大损失。东南局书记项英，祖国东南半壁江山均属之。项英担子很重，他对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性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这大概又和他三年丛林生活，与外界隔绝，又未参加1937年洛川会议，对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精神理解不多可能有关。
江北形势就大不相同。正在新四军军部在东进、北上反复犹豫难于决断之际，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进入苏南宁、沪、杭地区，与日军战斗，也与蒋军磨擦，独立自主开辟战区，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新四军威震江南。1939年逐步派军渡长江向苏北发展，1940年大举过江，与来犯的蒋军顽固派韩德勤部一战，以自己的不断壮大的实力对付虚弱的韩德勤，将其击溃，巩固了苏北根据地。新四军一、二支队的举动向新四军军部作了启示。但军部仍以后勤部队太大太多踏步不前，日益陷入蒋军包围之中，虽然这时中央已多次电催叶项应迅速撤出皖南，但项英总是拖拖拉拉动不了。
这就是皖南的以弱避强而不避和江北部队的以实击虚而得胜的经验。
与此有关，新四军还有一个内部统一和对外统战的问题。
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北伐名将，又是南昌八一起义领导人之一，但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不公正批评，退出共产党到欧洲去考察了几年，抗日战争前即已回到澳门，1937年回国请缨抗战，蒋介石由于叶挺系非中共党员，企图拉拢他，把新四军变为国民党军，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这时他虽无中共党籍，他到延安，受到盛大欢迎，与毛泽东长谈数次，党中央支持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作为东南局书记和军政委身份的项英，中央一再叮咛他搞好与叶挺的关系，但实际上项英对叶挺产生一些难于言说的矛盾。外表上相互尊重，实际上叶挺并无军事决定权。叶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经验，未受到重视。二人之间是是非非，恐怕项英要负主要责任。
1939年5月，党中央委托周恩来前往皖南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并了解新四军情况。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合法身份穿行于蒋军驻地之间，他这次皖浙之行，捎带探望故家，实为政治活动。他在新四军干部会上指出，新四军发展方向有三原则：一，哪里空虚，我们就向哪里开展游击战。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去，创造新的根据地。三，哪里只有日军伪军，我们就到哪里去。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周恩来指出。新四军地处中国东南，任务重大，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群众，愈能创造根据地。在与项英单独谈话时，周恩来指出叶是自己的同志，是中央同意他暂时留在党外对党的事业有利，他的非党身份有利于他在蒋军中的统战工作，要尊重他的军事指挥权。
但周恩来的面示，项英并未落实。
项英除了不应该长期驻扎皖南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之地全是国民党辖区，新四军已不可能插手进去建立第二政权，这更说明了挤在皖南的错误的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指出新四军要到日军伪军的地方去，意思就是抢占地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不同蒋方磨擦，这个意思不知为什么不被项英理解其深意，新四军在云岭—住三年，所有地方官员都是国民党委派，所有粮饷费用，都要依靠第三战区顾祝同发给，自己不能自力更生。蒋介石下令卡住新四军的脖子，不发粮，不发饷，不发枪炮，不发弹药，不发医药，制你于死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只有武装而无政权，武装力量就无法生存。华北和中原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在那里随着我军的进驻，早就建立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抗日根据地，有了自己的立脚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一切走群众路线，人民支持我们，我们站住了脚，什么反动力量我们都不怕了。
而新四军在皖南所占之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成根据地。一切生存费用全靠国民党发给以及一点华侨捐物。大家都佩服项英生活作风很好，艰苦朴素，风餐露宿，但他不能使新四军免于败亡。由此可见懂得战略是治军的首要问题。
同国民党讲抗日统一战线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抗日这一点上讲统一，推动它抗日，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但绝不能什么都统一。统一战线的前提就是独立自主的方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凡有日伪之处，我们都可以去打仗，去建立抗日根据地。千万不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让蒋方把我们统一了过去。各打各的仗，各算各的账。经过了大革命失败和十年内战之后，我们还不了解蒋介石是个什么货色么？别看他在西安事变之后见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笑容可掬，内心里却绞尽脑汁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这就是蒋介石的统一战线算盘，我们不要当傻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要不断壮大自己，最后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西北和华北，我军虽也与蒋军为邻，但我军有抗日根据地，我军有政权和群众支持，故我军能发展和壮大。皖南新四军就吃了这个亏。身负东南一方重任的项英同志对这个问题似乎领悟不深，不然他就不会呆在云岭三年之久，看不到自己脚下快要火山爆发。
这就是上面所说教训之二，对内统一，对外统战，内部统一思想，才能对蒋介石讲统一战线。
教训之三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皖南事变，我们惨败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新四军全军覆没，只能说军部覆没(也逃出了少部分人员)。新四军的一部分早已渡过长江，在苏北皖北广拓领土，披荆斩棘。后来新四军大部也渡江北上，新四军还在，新四军这块牌子还在，不但在，而且大肆扩张，成为后来的华东野战军。这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战略领导和陈毅、粟裕、刘少奇以及其他许多领导同志。他们在1939年形势危急之际，一、二支队首先以突然行动，东进苏南，活跃于沪杭之间，然后，渡江作战。以盐城为中心，抗敌扫顽。开疆拓土，声威大震。如果新四军军部早有战略眼光，甩开皖南，不与国民党去挤那尺寸之土，改而向东向北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哪有后来的痛哭之日。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边不亮西边亮，只要领导者意志坚强而又灵活机动，总是有办法的。新四军军部完了，一个新的新四军军部却在苏北建立起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叶挺、项英革职查办。但中共中央在延安宣布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重建新四军，军部之下扩大为七个师，从此这个新的新四军就再不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挥了，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无法无天，南征北战。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共产党这一步棋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这是他在军事上的大败。
蒋介石还有政治上的失败。1940年11月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先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来一个皓电，以上压下的口气，命令新四军和八路军一律移至黄河以北。朱、彭、叶、项回了一个“佳”电，(出自毛泽东手笔)委婉地表达撤军之难，希望新四军只撤到江北。这封“佳”电全是文言，文章很长，文词典雅，以下级对上级的口气既有让步又有不得已的苦衷，入情入理，一切正义之士读了无不动容。当时像我这样的党员干部远在西北，反复读了这封“佳”电，很受教育，认为是篇奇文，一定会在国统区广大中间人士中引起广泛同情。但这封佳电丝毫打动不了那一帮反动派之心，何白二人又来一个“齐”电，仍坚持前令。这一电已是1940年12月8日。蒋介石武力解决之决心已下，调动七个师兵力，准备好了围歼新四军军部。1941年元旦刚过，就大战爆发，围歼奉令北撤的抗日部队于皖南茂林。
写到这里。本想论及事变骤起，军部指挥失当。不分散有序地冲出去，却与强敌死拼，继而自发逃生，伤亡惨重。但由于作者不在现场，现在也众说不一，这里只得略而不谈。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封锁报纸发表事实真相，反而宣布新四军叛变。中共方面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发表谈话，以命令口气要对方严惩罪魁祸首，释放叶挺和被俘人员，释放所有政治犯，审判亲日派首领……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不顾国民党禁令发表自己的大字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发出最沉痛的悼念和最强烈的抗议!此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在军事上似乎占了一点便宜(其实它在苏北大败)，在政治上却打了一场败仗，大失人心。蒋介石亲口答应以后再不会有剿共军事了。这一事件其实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两党关系已由敌大我小，敌上我下，敌强我弱，敌占优势我居劣势的关系，一变而为双方平等谈判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虽然蒋方在军事上仍居于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已处于平等地位了。这同抗日初期已大不相同。那时蒋介石居高临下的架子实在叫人难以忍受。经过几年的磨擦和反磨擦，打击和反击，使蒋介石不能不认识中共是个实难对付的对手，不得不平起平坐了，从此以后，才开始了以后几年不断的谈判。所以皖南事变，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其失也哀痛，其得也壮伟。再往后我们越发强大，抗战胜利时我军已达百万之众，蒋介石被迫举行重庆谈判，中共已占上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到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时，不过三年，蒋方全面崩溃，新中国建立起来。回顾1941年皖南事变蒋介石的趾高气扬，可怜是南柯—梦。
从皖南，看统战。抗日统一战线是伟大战略，坚决执行则战无不胜，拒不执行而左倒右倒，是死路一条。这就是令人难忘的历史教训。
叶挺被蒋介石扣押，监禁五年。1946年经中共方面再三交涉释放出狱，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4月8日乘飞机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刚获人身自由即遭人生覆灭，命运之惨痛有如此者，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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