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家乡看办社
[ 2004年第4期 从我的家乡看办社 作者：孙瑞生 ]
一、农民是这样“自愿”入社的
1954年的上半年，我在河北省唐县中学读初三。在课堂上政治课里讲到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诸如便于推广应用新技术、便于使用农业机械、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我听着课，觉得很在理。同时，脑子里想起了我们村里的一个不足十户的小合作社。因为这个社的社员中，有我一个同学的家庭，所以我对它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这个社的成员，都是当时农村中比较贫困的农户。他们都没有牲口没有车，地里没有水井，当然也就谈不上井上的水车了。他们组成合作社后，耕地播种都是几个人合着拉犁拉耧；浇地，则是向有井有水车的地邻借用，趁着人家不用的时候使用（通常都是午休或夜晚的时间）。水车也是几个人合着拉。因为他们确实是按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社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可说是齐心协力。自1952年建社，经1953年到1954年，社员的生产生活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在课堂上听了那一番道理，才知道原来这几户贫困农民竟是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我对这几户农民，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并且对于父亲迟迟不想入社而感到遗憾。我决心在回家的时候力劝父亲尽早入社。我觉得如果父亲再不入社，我这个中学生很没面子。
于是，一次探家时，我便把从课堂上“趸”来的那些有关农业合作化的知识向父亲兜售。没想到，老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便轻而易举地把“优越性”卖给了我这个中学生，而我磨破了嘴皮子，也没把“趸”来的货卖给父亲。他的理由很简单：我家有牲口有车，地里有水井，井上有水车。而那些社员则是要啥没啥。因此，我家入社，肯定是干吃亏。他这么三言两语，便把我弄得张口结舌，呱呱背熟的那几条“优越性”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以后的几次探家，每一次我都试图再劝父亲。起初，他还驳我两句，到后来就干脆不理我了。我一怨父亲太顽固，二怨自己没本事说服他。
暑假到了。当时初中升学考试，实行地区统考。我和班上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对本地可以报考的那些学校都不满意，就结伴到北京考学。因为我们报考的那个学校考期很晚，所以在北京呆了二十多天才考完回家。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他入社了。我问他是怎么一下子想开的。他说：“哪是什么想开了，是不入不行啊！”
原来在我赴京赶考的这段时间，县里下来了几个干部，那天是晚上，他们召集村民开会。会上他们讲了一番农业合作化的大道理，就让人们报名入社。但只有十几户报名。散会之前干部讲话：“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致富的康庄大道，因此县委派我们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县委要求我们，这次下来，务必把大家引上这条康庄大道。县委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今天入社自愿，以后退社自由。绝不允许我们强迫大家入社。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报名，看来是我们没有讲清楚。我们有耐心，也有信心，一定要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高高兴兴地加入合作社。明天晚上，凡是今天已报名的，可以不来了；而没有报名的，务必还要再来。”
第二天开会，再讲一遍“道理”，又让大家报名。到散会前又有十几户报名。
散会前，干部讲话的内容，与昨天的一样：已报名的，明天可不来了，没报名的，务必再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起初县干部还讲几句，到后来，干脆就什么也不讲，只等着人们报名了。大家你瞪着我，我看着你，熬呀熬呀，熬不住了，报上名，就算解脱了。
父亲终于也熬不住了，只好把心一横，作为最后一拨中的一个，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听了父亲的叙述，并没有因为他终于入了社而高兴，倒是为县里干部们这软中带硬的工作方法而感到迷惘：这样搞起来的合作社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吗？
暑假后我到北京上学。在学校我经常一阵阵想起父亲，想起家乡那些合作社。父亲能做一个好社员吗？合作社能办好吗？
放寒假时，坐在回家的火车上，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盘旋。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那个社根本就没有办起来。一个多月后，县干部走了，社也不声不响地散了。
二、退社风潮是怎样制止的
转眼我已在北京读书一年多了。1955年冬，从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全国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农民都入了社，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时的合作社不是1952、1953年的那种几户、十几户组成的小社，而是几十户、几百户的大社，叫高级社。
我的家乡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这个“奇迹”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我已不需问人了。如果说，1954年，那些县干部们嘴上还说说自愿原则，到1955年，他们已决心不再受什么自愿原则的拖累，干脆“合作没商量”了。
1956年春节，我照例回家度寒假。
大约是从1955年底（阴历），村里就陆陆续续有人找到县驻村干部程某，要求退社。到春节前，要退社的人越来越多，合作社大有天塌地陷之势。
正月的一天，程某召集全村“社员”开会。会上他愤然陈词：“这些日子以来，人们一个个要求退社，这完全是因为有坏分子（当时还不时兴‘阶级敌人’这个字眼）捣乱。这个坏分子就是孙老先。”他说的孙老先是个中农。“对这样的坏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必须严厉打击。现在我宣布，把坏分子孙老先捆起来，押赴公安局法办。”他当即命令两个民兵，把60多岁的孙老先捆了起来，拉到众人面前低头站着。程某继续讲：“孙老先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人们退社。所以遭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我知道，还有那么几个人，跟孙老先是一路货色。今天，我暂且放你们一马，看你们今后的表现再说。”
散会后，孙老先被押送到了公安局。
全村那些闹着要退社的人们，一下子便都偃旗息鼓了。
过了一个多月，退社风潮平息了，孙老先也被糊里糊涂地放出来了。
自此，我家乡的农民，也和全国绝大多数农民一样，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康庄大道”上，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每一次我听到、看到这句名言，脑子里就会想起孙老先老人那被绑送的一幕。
三、收购谷草的故事
1956年上半年，我因病休学在家。大约是四月的一天，我在屋里看书，隐约听见一阵争吵声从邻居王家传来。很快地，声音由低到高。我放下书本，出门去看。原来，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和王大妈争夺一把谷草，嘴里还大声吵嚷着。那年我十九岁，正是血气方刚之际，又自以为是在北京读书的学生，眼见大妈受欺侮，岂能坐视不顾？便三步两步赶过去。我愤怒地命令那陌生男人：“住手！你是哪儿来的？要干什么？”此时，原本站在门外看热闹的十几个男女老少都已随我来到现场。那陌生男人听我的口气，本能地松开了手中争夺的那把谷草，转过脸来，喷着吐沫星子冲我说：“嗬，你问我是哪儿来的？干什么？好，我就告诉你。我是大社的副社长，是奉社长之命来收购谷草的，遇上了这个顽固女人，她愣是不肯卖。我倒要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竟敢挡我的横车？！”我高傲地说：“你别管我是干什么的，路不平有人修，事不平有人管！像你这样跟土匪似的欺负老百姓，谁都可以管！你说你是收购谷草，那就是买。既是买，为什么还要夺？！”这时王大妈告诉我说：“什么买？他们根本就不给钱。说是记上账，其实以后也不会给钱！”那位副社长火冒三丈：“好，你说我是夺，那好，这谷草我还是不收了，误了事就冲你说了。走，你跟我到大社办公室去！”
“去就去，我还正要找个地方告你这个土匪作风呢！”
五分钟后，我跟他到了大社办公室。原来从1955年冬，一夜之间实现了全国农业合作化之后，合作社的规模一大再大，先是一村几个社，后来全并成一村一个社，再后来又合成了六个村一个大社。这时的大社社长，已相当于此前的乡长了。
一进办公室，那位副社长就冲着一张方桌后面的一个年轻人喊：“王秘书，这谷草没法儿收了，又有坏人挡横车！你看怎么办吧。”说着他便气呼呼地坐在了一条板凳上。这位王秘书不问青红皂白，“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说，你是怎样破坏郭副社长的工作的？”这时我已坐在他对面的一条板凳上。见他拍桌子，我也重重地拍了一下：“你还别这样诈诈唬唬的，你以为谁会怕你不成？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告诉你，我是大社秘书。我现在要你老老实实交代，你是怎样破坏副社长工作的？”
“噢，听你两次说刚才那人是个什么副社长。我问你，在这里是不是随便长个脑袋就可以当副社长？！”我冷笑一声。
“王秘书，你消消气，我来跟他谈吧。”这时有人跟他说话。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本村的马国庆。我随即喊了一声“国庆叔”。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喊着我的乳名：“走，咱们到那个屋去谈吧。”我跟他到对面的一间屋。他指了指方桌前的一条板凳，让我坐下。他走到桌子后面坐下：“怎么回事？你不是在北京上学吗？怎么惹着大老郭了？”他问。
我把事情的原委述说了一遍，最后又加了两句：“听说他还是个副社长，可看他的表现，简直就是个土匪。他哪是做工作，明明是在破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声誉嘛！我敢说，如果刚才那一幕，让毛主席遇上，绝对会就地撤他的职。”
“你在北京读书，哪里知道这农村的情况。工作难做呀！说实话，你要是斯斯文文的，许多工作还真做不下去。”
他又接着说：“哎，我跟你说，你这几年不在家，农村的好多情况你不知道，以后再遇上这种事，可别再瞎掺和了。说真的，今天你是遇上我了，要不然，他们揍你一顿，你也没处说理去。”
“国庆叔，我还没问，你在这儿是什么官儿呀？”
“我是社长，要不然，他们才不肯把你交给我呢。你呀，回家去吧。”
我走到半路上，老远就看见父亲惶恐地从对面走来。一看见我，便生气地说：“你不好好看你的书，给我惹什么祸？他们没有怎么着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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