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控制舆论的一个剪影
[ 2004年第4期 “四人帮”控制舆论的一个剪影 作者：王忠人 ]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二天———10月7日，中央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从“四人帮”手里接管了这块舆论宣传阵地。此后不多天，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因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而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莫艾交出的文件档案材料中，有姚文元同他五次谈话记录和打给他的五十次电话记录。当年莫艾专案组将这两份记录印制成册，作为批判“四人帮”的材料。今天回头看这些材料，可以更清楚、更具体地看出“四人帮”是怎样严密控制舆论宣传这块阵地的。
两份记录材料是可信的。莫艾是一位思想作风很细致的同志，多年的记者生涯，培养了他勤于作记录的习惯。据他讲，同姚文元的五次谈话，除了当场记录外，他回到报社后都作了追记和补记，“在字句上可能有出入，但大意精神是不会离谱的”。五次谈话地点，前三次在钓鱼台，后两次在姚文元住处按院胡同41号。每次谈话大约都是1-2个小时。
五十次电话，除姚文元直接“指示”外，有的是姚文元秘书打的，少数是姚文元嘱托《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向莫艾转达的。
莫艾1973年8月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社，在他主持光明日报社工作的三年中，上面直接领导他的就是姚文元。而这段时间正是“四人帮”作乱最猖獗的岁月。姚文元在控制舆论宣传大肆兜售其反党的极左路线方面表演得十分充分。下面从两个记录材料中摘取几个问题加以概述。
专刊刊头是名人题字的一律砍掉
《光明日报》在1949年创刊后的几年，先后办起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经济学》、《文字改革》、《文物与考古》等学术专刊和《东风》文艺副刊。这些专刊副刊是《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在学界和广大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除《文字改革》专刊在“文革”前已停办，其余专刊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相继停办。1973年莫艾同志主持《光明日报》工作以后，计划逐步恢复这些专刊副刊。根据当时的情况还准备增办《知识青年》、《自然科学》、《卫生》等专页。在向姚文元请示报告后，姚文元批示同意，但是在几个专刊刊头题字上却卡了壳。
比如《文学》刊头题字。“文革”前文学方面专刊称《文学与遗产》，这次恢复拟改称《文学》。由编辑部邀请郭沫若同志书写了刊头。然而，在1975年8月21日姚文元同莫艾谈话中却说了一些贬斥郭老的话：
《文学》刊头题词，是郭沫若写的吗？《文物与考古》、《文字改革》都是他写的？都是他写不好，其它专刊是否也都要他写？为什么不用鲁迅的字？评《水浒》鲁迅是正确的。郭沫若有成就，我们党尊重他，但当年攻击鲁迅的是创造社。我就担心你们那里有些旧人，（同社会上一些旧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已经写了，怎么回复他呢？就说还有几个专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写，将来统一考虑。现在就用普通字吧！
为了一个刊头字问题，用得着把30年代创造社与鲁迅的论战翻腾出来吗？这件事给编辑部造成很大被动，只好向郭老婉言解释，还不能露出姚文元的原话。
在《文学》刊头题字上姚文元抬鲁迅贬郭沫若，那么他真的是尊重鲁迅吗？请看他对采用鲁迅手迹的《哲学》刊头，又是怎样说的：
哲字不好看，下面的口字太敞。鲁迅写的是小楷，放大了就不好看。既然选就选好看一些的，另外换一个。
他这样说了，报社不能违抗，最后《哲学》刊头改用了美术字。
《文字改革》专刊1953年3月创刊，是请周恩来总理写的刊头。还在莫艾尚未调到光明日报社的1973年5月，毛主席根据光明日报社的报告即已批准《文字改革》专刊复刊。它是“文革”中第一个复刊的专刊。刊头仍用周恩来总理的题字。然而1975年9月姚文元同莫艾谈话，却别有用心地问《文字改革》刊头题字是谁写的？总理的手迹，一般人都会看出，难道他认不出？等莫艾向他说明是总理手迹时，他沉着脸默不作声。然后说，等将来各专刊出齐后，可以统筹研究一次。
独霸艺坛，扼杀电影《创业》
《创业》反映了大庆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在1975年文艺舞台作品极少的那个历史背景下，有这么一部影片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可是，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否定和挞伐。
1975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篇赞《创业》的文章，江青读后，很不满意，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今天《人民日报》用极大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对《创业》电影（要）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评论权利我们不能放弃。”
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姚文元，接到江青指示，马上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指示以后不要再登这类文章，要登，需经他同意。接着又让秘书给《光明日报》莫艾打电话：“对《创业》电影的评论、剧照、材料都要送文元同志看，未看以前不要登。”
江青不满意《创业》，文化部（当时称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人，顺着江青的意图，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创业》定了10条罪名。什么有意给刘少奇、薄一波涂脂抹粉啦；什么许多警句是余秋里的语言啦；什么技术语言太多、结构拖沓啦等等。影片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对文化部批评不服，给邓小平、毛泽东写了信。
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的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
江青等“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批示拚命反抗。8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文化部的几个人，在钓鱼台开会，商讨抵消毛泽东批示的对策。江青在会上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还没有看《创业》电影……主席说‘无大错’，就是说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张春桥也用同样语言附和江青。他们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歪曲和抵制主席的批示。
8月21日，姚文元约莫艾谈话，他学着江青的口吻说：“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无大错并非十全十美。在评论此片时，要注意不要把片子中的缺点、错误也评成好的。你们送来的《创业》那个版，来信说还准备再发两三个版，我看发一个版也可以了。副题赞《创业》，可改为评《创业》。照片三张有一两张也就可以了。群众在看影片，照片不一定太多。”
针对送审文章中，有“不要求全责备”的话，姚文元说：“不要求全责备，是对领导说的，编辑要掌握这个精神，不必写在文章里。”
这里还要说一下，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中有“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的话，这句话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就在毛主席对《创业》批示这个1975年7月份，还有两次谈到要调整党内文艺政策。一次是同邓小平同志谈话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另一次是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也都是针对“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舞台冷冷清清。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而样板戏的成就都写在江青的功劳簿上。江青独霸艺坛，不允许别人有作品出现，出现了就加以围攻。在《创业》影片受压制之前，还有《园丁之歌》、《海霞》两部电影也遭到《创业》一样的厄运。比如湘剧《园丁之歌》，是歌颂小学教师劳动的影片，1974年11月，毛主席在长沙看过，鼓过掌，说是一出好戏。可是“四人帮”横加指责，说什么剧名就不对，教师不能称园丁，园丁只能是共产党。还说什么宣扬了师道尊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等等。
“四人帮”这些言行，毛泽东1975年已有发觉，所以在一个月内三次谈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仇视老革命压制长征宣传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975年10月是长征胜利40周年。9月，中央决定作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光明日报》为此作了宣传计划呈报姚文元，但姚文元迟迟不批。10月10日以后，姚文元又频频指示，半个月时间竟达4次之多。
10月10日，姚文元通过《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打电话给莫艾：
你给文元同志写了个报告，关于《万水千山》的。文元同志有个复示给我们，让转告你们。这次宣传总的精神，是宣传长征本身，《万水千山》这出戏，我们（指《人民日报》）原拟出画刊，现在决定不出了。将来发剧评时，配点照片就行了。
莫问：听说总政还有不少稿件要发表，不是说要开会给各报分配吗？
鲁答：会已经开过了。
莫问：你们准备登几篇？
鲁答：精神是掌握紧一点。文元同志说，你们那个报告不另批了，嘱转告你们，你们心中有数好了。
《万水千山》话剧，是出长征戏。这次准备上演的是修改过的剧本。过去在长征宣传中对二、四方面军宣传较少，新剧本增加了这方面内容，本应好好宣传，却遭姚文元的压制。
1975年10月17日，姚文元秘书又给莫艾来电话：
你们送来的准备19日刊登的那幅油画《走向胜利》，文元同志看过了，他说：记得新华社关于19日的报纸版面已作安排，是斯诺拍摄的主席像和长征诗，可按新华社的照片刊登。送来的油画，作者和创作情况不了解，你们就按新华社的安排办吧！
《光明日报》计划在10月19日这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登油画《走向胜利》，据莫艾揭发姚文元的材料，这张油画的画面，毛主席身旁有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它是撷取长征路上的一个镜头。因为有总司令和总理，姚文元以不了解作者情况为借口予以“枪毙”。
1975年10月23日，长征宣传的第3次电话，这次电话是姚文元直接打来的：
长征40周年的宣传，你们可以和《人民日报》商量办。你们上次送来的报告，我没有批，这次的报告也不批了。总之，你们按中央批给总政的那个报告精神办。我记得中央批总政的报告是今年比往年的纪念规模可以略为扩大些。中央只审查了刘伯承的回忆录，是经过中央好多同志共同审查的。你们登的那些我都没有看，我不发表意见。根据中央的精神，主要是宣传长征本身。你们斟酌办吧，我不批了。
听话听音，他这么一说，《光明日报》怎敢多发表纪念文章。原计划评论话剧《万水千山》和《长征组歌》的稿件被大大压缩。姚文元此人，做事颇工心计，送给他的报告，他经常说：“我不看了，保持评论权”，“我不批了，你们自己斟酌办吧！”这样，他就可以不露声色地、不留痕迹地否定他不满意的文章。
抓旗帜歪评《水浒》
1975年，从4月到8月这四五个月，是“四人帮”的日子比较难过的一段时间。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报告上批，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是不懂马列。自以为懂了，实际不懂。
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当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面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连续批评“四人帮”，使“四人帮”很被动。姚文元给莫艾电话也少了，平常一个月二三次电话，4、5两个月一共只来两次电话。
毛泽东晚年，患有眼疾，读书发生困难。1975年5月，中央办公厅从北京大学调了一位中文系教师芦荻，作毛泽东的侍读，毛泽东同芦荻经常谈论古典文学。1975年8月13日，芦荻请教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毛泽东便谈了下面这一段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
芦荻将毛泽东这段话整理出来，第二天，8月14日，姚文元得到这段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以批评《海瑞罢官》起家而平步青云的这个大文痞颇有一点灵性，“这是多么好借题发挥的转机啊！”3个小时后，姚文元就给毛泽东呈上一份报告，说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报告并提议将毛主席的谈话，同他写给主席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撰写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要订出宣传计划。毛泽东看到姚文元信后，立即批示“同意”。
这样，评《水浒》就成了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姚文元抓住毛泽东评《水浒》这面旗子，想为“四人帮”几个月来的被动处境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姚文元得意之余，抓起电话，打给《光明日报》莫艾：
有两件事告诉你们。主席有个重要批示，是给政治局的，我已告诉增发《光明日报》，你们明天就可以收到，你们接到这个报告后，要认真学习，认真讨论。批判关于《水浒传》的，是批判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它和传统的文艺观点相反。
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在评《水浒》问题上，又给莫艾作了四次指示。8月19日电话：
你们送来的规划，我已报送主席。我给主席的报告中说：“送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供参阅，拟同意他们先这样办，遇到问题再商议。”主席批示同意。所以你们可以按照计划做起来。我打电话给你们，是表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8月21日，姚文元召见莫艾说：“现在又抓《水浒》，又抓《创业》，谁先谁后，我想还是把评《水浒》放在前头。”9月4日电话说：“除了《文学》专刊继续对《水浒》评论外，别的评《水浒》文章要专登。”
在姚文元授意下，8月23日，《文学》专刊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的文章，这早于《红旗》、《人民日报》评《水浒》文章5天到8天。
总理逝世不准悼念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9日一上班，新华社给《光明日报》打来电话，转达姚文元的指示：
国内干部、群众悼念总理逝世的报道，请示了文元同志，文元同志的意见是，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若组织反映，仍应请示中央。
1月14日，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文章，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连日来，广大工农兵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的革命斗争……反击这股右倾翻案风”。文章登出后，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谴责。报社内部同志对此也感到困惑，有人问总编辑莫艾，为什么作这样报道？莫艾一语道破：“这是符合上边精神的”。
1976年清明节期间，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通过怀念周总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四人帮”的运动。“四人帮”一伙极为恐惧。这期间姚文元通过《人民日报》鲁瑛对《光明日报》频频作指示。
4月1日鲁瑛电话：
文元同志嘱转告：中央开了会。前门有送花圈，致悼词等活动，举行扫墓仪式，悼念总理。中央决定不搞这个。要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指示。还是要批邓，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中央机关要保证所属职工不参与这些活动，要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传达和布置。
姚文元说“中央开了会”，实际是“四人帮”一伙人的会议。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姚文元住处查抄若干本“札记”，在4月1日“札记”中有这样记载：“昨晚开六人紧急会议”，根据札记的记载，这次会议内容是研究各地出现广大群众纪念周总理的形势及将要采取的对策。此处姚文元把它说成中央会议。
4月4日鲁瑛电话：
文元同志嘱告：天安门英雄纪念碑事件，是反革命性质。也有些人受蒙蔽，怀念总理，其中有反革命。注意两点：1）抓紧批邓；2）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要继续讨论英雄纪念碑事件的性质。弄清这个问题。听到谣言要追要查……
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姚文元是始作俑者。在姚文元“札记”的4月5日记载中有这样一句话：“今晨开会，我提出此事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行动。”姚文元自己作了表白。
姚文元上述几次电话指示，既决定《光明日报》当时宣传的立场、口径，也决定了《光明日报》机关内部政治工作内容。报社层层开会，禁止到天安门，并追查谁去过天安门。
粉碎“四人帮”后，莫艾被审查，他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道：
三年来同他（指姚文元）五次谈话的接触和一些文件、电话、审稿方面的往还，也确实感到一些问题，突出的印象是他不大正派……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同志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不那么尊重，对老一代的人有点蔑视。
控制公开宣传的背后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大致看出姚文元是如何控制舆论宣传这块阵地的。然而姚文元懂得，若使舆论宣传完全听从他的指挥，还必须强化从思想上组织上的控制，把报社机关工作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灌输他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姚文元同莫艾第一次谈话，寒暄以后，马上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以前，《光明日报》出了问题，我们是不管的，中央一些同志也看到《光明日报》许多问题，都没有管，今后要慢慢地严格要求。
现在党在领导《光明日报》，你们要有党的领导的观念。
“党在领导《光明日报》”这句话，姚文元重复了好几次。过去《光明日报》没有人管，现在他们“四人帮”要管了。
向中央报告只能送他一个人。在姚文元控制《光明日报》以前，报社的请示报告，许多是直接上报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姚文元同莫艾谈话以后，规定所有的简报、《内部情况》、《文史经哲动态》等刊物只能送他一个人，再由他决定发给谁，就连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也必须先送他审，经他修改后才能上报。这样三年中《光明日报》上报给他的文件刊物就多达165种。完全实行封闭管理。
“文革”中公开出版的刊物少，《光明日报》的《内部情况》和《文史经哲动态》能反映一些知识分子思想动态和学术方面问题，很受外界欢迎，当时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社科院等一些单位，来函希望赠送给他们一份，或作交换刊物。莫艾打报告请示姚文元，姚文元以各种借口表示拒绝。
《光明日报》同志反映，姚文元的领导是个大漏斗，《光明日报》的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他，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大自给毛主席的报告，小到收发室安排什么人，他都过问。为什么过问收发室人员安排呢？因为报社里时常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要把住这个出口。
一次电话连用九次“以阶级斗争”为纲
《光明日报》在“文革”以前，外面有个不好的名声，叫阶级成分复杂、阶级斗争复杂。这个名声怎么来的呢？罪魁祸首是康生。
创办初期的《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主办的一张报纸，编辑记者有少数人是民主党派成员。“文革”前，有一任总编辑，民主作风很坏，不少干部写信向上级反映他的问题。恰巧这位总编辑同康生的关系很好，康生为了保护这个总编辑，给《光明日报》的上级有关部门写信，诬称《光明日报》人员成分复杂，告状的人不怀好意，须作阶级分析。用这种办法压制广大干部提意见。“文革”中，1967年2月，关锋、戚本禹两个人一同跑到《光明日报》讲话，也大讲《光明日报》阶级成分复杂，某某人是国民党三青团，以威吓群众组织。
姚文元继承康生的衣钵，也动不动就祭起阶级斗争复杂这面旗帜。他在同莫艾谈话中，几次说阶级敌人是不会放过《光明日报》的，某某是阶级敌人，某某是坏人。对某些同志的问题，无限上纲。
1976年8月，《光明日报》出现了一次错误，把一篇报道地震的消息同一篇关于地震的社论标题互换了位置。这本是一次责任事故。可是，姚文元在一个长篇电话中，竟用了九次“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词，企图把这个事故定为有人故意搞破坏。遵照他的旨意，报社对有关编辑进行严格审查，又查出身，又查社会关系。甚至同公安部门挂钩，想用专政手段解决问题。这件事后因“四人帮”被粉碎而停止，不然还不知道会闹到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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