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附和
[ 2004年第4期 说附和 作者：陈四益 ]
《起居注》是中国专制主义时代记录君主言行的资料。主管记录的是史官。君主是天子，他的言行当然就是天意。天意难违，百官和百姓本只有拥护和服从的份儿。不过据说，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天子若有违背天意的时候，史官也要如实记录，以保留真相。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可怀疑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话一句耳。谁惧了？天知道。敢于冒死直书如董狐与齐太史之俦，看来也只是少数特例。正如作《史通》的刘知几所说：这世界上，倒是正道不走走邪道的小人居多。为什么？无非因为“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所以多数人“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顺从保吉的多了，什么事情都舞文弄墨附和君主，要保留真相，谈何容易！这也就难怪章学诚要感叹“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了。
明白这一点，对于各种官修的史书，就要多一个心眼儿，免得尽信书而被它瞒过。
不过，官修史书中也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只要会读，可以从中推知一些真相。
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一个康熙，一个乾隆，留下的碑题最多。康熙爱写字，这是真的，在写字上下过一番功夫，这也是真的，起居注里多有记载。有一段记叙很有趣味：有一次，康熙问左右满族大臣道：“我看到朱熹这帮人说，字都被苏（轼）黄（庭坚）胡乱写坏了。你们听到那些汉人大学士对这种批评怎样说？”因为是问汉族大臣的看法，几位满族大臣立即转述了听到的说法———“汉人大学士说，朱熹这拨儿人与苏轼那拨儿人各自为党，所以这样攻讦。不过，苏轼的真迹现在已很难得到了”———但他们自己是不表态的。康熙说道：“苏轼、黄庭坚的文章书法，后人至今还在模仿。可见那种批评是很偏颇的。”接着康熙叹道：“我又好久没有写字了。”一听到皇帝这样明确表态，气氛立即变了。左右大臣竞相跟上。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这话确实偏私，正如皇上所指出的那样。”说：“读书人每天练习写字，应该都会写，可有的人一辈子也写不成样。这就是天分不够。皇上您是天纵之圣，写的字尽善尽美，真是大家的楷模啊！”说：“能像皇上这样善于写字的，古今少有。何不多写些，让万世流传无极。”还有人恭请皇上“时御毫素”，以便“臣等幸得御笔，藏之于家，以为鸿宝，让子孙传之无穷。”
瞧，一场以学术性问题开场的讨论，转瞬之间就成了歌功颂德的竞赛。而且这种附和阿谀的竞赛是在官僚集团最高层毫不遮掩地进行着。
另一段起居注的记载也同样有趣。还是康熙，有一次在北巡途中，同随行大臣谈到了一个叫穆尔赛的官员。他说：“我听说穆尔赛居官不善。你们知道吗？”在这之前看来是没有一个左右大臣向他报告过穆尔赛的问题。但皇上一说，左右的话匣子一下全打开了。有人说：“就像皇上您英明指出的那样，穆尔赛为人昏聩，不能办事。”有人说：“穆尔赛的贪，大家都知道。”还有人言之凿凿：“我往西岳祭祀时，那一带州县官员提到穆尔赛都叫苦连天。穆尔赛的名声实在不好。”有人说：“这样的人，天理也断断不能容他！”从左右的应答来看，他们似乎对穆尔赛的问题早就知情，但谁也不开口。待到皇上一点，便如河之决，人人都成了先知先觉。
一个君王周围如果聚集着这样一批不知办事、只知附和之徒，一定是非常寂寞也非常孤独的。但也一定会养成君王的独断专行和刚愎自用。制度就是这样铸造人的性情：它把所有臣下都铸成唯唯诺诺、只知附和的奴才；也把君王铸成独断专行、无法无天的暴君，因为他已经习惯于听取赞歌和接受无休无止的附和与恭维了。诗曰：
赞歌唱罢骨筋酥，奉主一人众作奴。
秦帝有知当笑慰，传家有道朕非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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