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真话说到底
[ 2004年第5期 吴组缃真话说到底 作者：吴继路 ]
在北京西山蓊郁的丛莽中，一座普通坟茔的墓碑上镌刻着两句铭语：“竟解中华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这是墓主，著名作家，学者，教授吴组缃先生对自己一生情事真诚的高度概括。吴老逝世已十年，“古来圣贤皆寂寞”，光阴流水，世事沧桑，对这位风骨卓然的世纪老人，旧人会记得，新一代可知道？
吴老生于1908年，1994年去世，他的经历前一半在旧中国，后一半在新中国。年轻时负笈清华大学，后以早熟的才气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解剖社会人生刻骨见血，态度严谨，被茅盾大师赞为文学“生力军”，并预言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记得当年求学读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一千八百担》，因为对作品深刻揭露的南方农村宗族统治复杂关系不很了解，加上小说完全用人物对话刻画性格，推进情节的高超手法，使缺乏鉴赏力的我没有读懂。后来读《天下太平》，我的心被震颤了，作家笔下底层农民惨苦境遇与绝望挣扎，尽管事过境迁，也叫人坚信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贫穷是革命和罪孽之母”，从而相信旧中国农民造反是天经地义。
农民果然造了反，中国革命从农村星火燎原，并且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成功，新中国建立。吴组缃先生刚过“不惑”之年，赶上改天换地，兴奋欢跃自不待言。可是，历来以写农村写农民著称文坛的吴先生，此后却专心于教学与研究，没有再搞文学创作。据说他这个决定，也是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回顾前尘，盖棺论定，不能不赞叹这个决定的世事洞明。
为什么呢？组缃先生的创作自始抱定现实主义宗旨，那是既经典又现代，既有传承又极具个性的文学法则，他视为天条，所以一贯反对“主题先行”，更拒绝奉命写作。倘若面对农村题材，他断然不会去写那样的小说，譬如煌煌四大卷的《金光大道》。陈寅恪先生有句翻用古人意韵的诗，曰：“不采萍花即自由”，很可以表达吴先生当时的状态。文学研究专家对这种现象自然可以有很多深刻的阐释，但就普通人来说，便只能有个单纯的认识，那就是这位作家或学者一贯主张和坚持：说真话。
组缃老人后半生的四十多年，是以教师和学者身份在美丽的燕园———北京大学度过的。丰厚的学养，严谨的作风，事事务实的处世原则，使得吴老在学府讲坛成就了另一种流泽与业绩，历届学生都盛赞他的讲课极富魅力，听他的课如同被能工巧匠琢磨陶冶，完全成为一种享受。
我无缘享受这种幸福，只从几番阅读他的作品产生由衷景慕。吴老晚年口碑甚丰，不胫而走，而最为人们钦佩颂扬的，莫过于他鲠直坦诚的性情，任何时候都敢于说真话。“说真话”，这么一桩简单的事，竟会成为人们崇仰的对象么？是的，因为上世纪后半段，正值我们青壮年时期，经历过一段难忘的世道，那里假大空备受褒扬，而敢讲真话的人却横遭整治，上至元帅下及黎民，有的竟付出生命代价。文学大师巴金老人把他的“随感录”题为《真话集》，正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示。
在我多次听过吴组缃老人数十年间敢讲真话的典故逸事以后，便潜生一个心愿，何时能有机会拜晤老人家，“见贤思齐”，亲聆教诲？但素昧平生，凡人如我，怎好贸然登门叩访呢？
而机缘终于有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为了编《作家童年散文百篇》，给组缃老人写信，请他推荐篇目。很快得到老人答复，信中说：“我没有专写童年回忆的散文。只有一篇散文《柴》，写到童年一段故事。此篇甚长，后段可独立，或可滥竽充数。”
《柴》写小时候他家雇来劈柴的一个贫苦农民，个子瘦高，小孩子叫他“鹭鸶哥”。他孤苦破落，身世悲惨，一边狠狠劈柴，一边向身边小孩子倾诉自己的倒霉遭遇。结结巴巴的故事却惊心动魄，这成了作者阅历人生的重要启蒙课。作品刚发表即由日本作家增田涉译成日文，被赞为有“鲜明的写实主义作风”，收入佐藤春夫编的《世界短篇述作全集》。
想通过这篇文章叫新一代读者了解于他们已很生疏的老作家，这个愿望的实现原本渺茫。但是我趁机会重读一遍组缃先生的全部文学作品，对这位学者型作家独异的文韵文体多一点感受，却是很有收获。“风格即人”为洋格言，“读其文，想见其为人”是古贤语，我在延宕了很长时间，克服了重重心理障碍之后，终于在1992年4月末的一天，来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九公寓，拜晤吴先生。
事前我预设的一个聆教题目，就是关于说真话。我一位朋友，同事，早先做过吴老学生，他告诉我：吴先生的为人，使他倒霉的地方，也是他顶受人钦敬的地方，就在于一贯耿直，刚正，敢说真话。在这一点上他极严格，不将就不敷衍不矫饰。朋友知道我有顾虑，又鼓励我说：先生的性情外刚内柔，对凡人百姓，老人家从不摆架子，你用不着胆怯。
果然，我在以室代厅稍显幽暗的书房看见吴先生时候，84岁的老人正在病后调养。本来魁梧的身材，坐在沙发里便难以彰显，但见他高额宽颊，疏眉朗目，面貌清癯遮不住文人武相。他戴一顶绒线织的便帽，似乎小孩子才戴的那种，眼光宁静却烁烁有神。我自报家门，向老人家问候。在我们编的书里，作家按生年前后排序，他的《柴》排在第三十九，中间靠前。老人翻开书，指着冰心的题词说：“她大我八岁，身体还很好。”
谈话入轨，事不宜迟，我暗转到预设的话题，想印证传闻很广的有关老人家讲真话的逸事。出乎意料，老人说真话不留面子，吐肺腑惟见坦诚，他这个脾气当时便亮了相。提起解放后全力投入教学不再创作的事，我没有细掂量，贸然说了一句：“您是不是不愿意搞‘遵命文学’？”
老人听了，眼睛直直望住我，语气显然带着不满，正色道：
“你是说鲁迅讲过的那个‘遵命文学’吗？你去好好查查书，鲁迅有明白的解释。”
或者看出我面红耳热，老人面色和缓下来，说，我们那一批搞文学的人，无论做人为文，受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你是教写作课的，必定知道鲁迅做文章的秘诀，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一片真话坦言，在我如醍醐灌顶，那次访问归来，连忙查鲁迅文集。“遵命文学”的话在《〈自选集〉自序》里，当提到《呐喊》的创作经过后，作者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组缃先生早年就说过，自己做人为文的宗旨，都是鲁迅“启发扶助起来的”。当时“革命先驱者”改造社会的主张，与他们的文学追求完全一致，如此的“遵命”自无须避讳。但是如果让文学成为一种东西的奴仆，唯唯遵奉圣旨，服从政策，这无疑就变成了“命令文学”，跟先前讲的“遵命文学”所指全不是一回事。我很钦服吴老几句真话的教诲，想到他的断然选择，他一生前半后半的不同奉献，带一定典型性，值得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好好审视。
我提到早年一件说真话的典故，老人沉吟说：“那不是一件平常事么，还有人记着？”
解放初期，作家协会召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刚问世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这部紧跟形势的作品自然很被看重，主持会议的人也预先有个意向，希望与会者充分肯定。发言者热情鼓励，中肯分析，这都在情理之中。组缃先生也讲了话，因为他在作家协会任职，又是著名小说家，他的发言自然很引人注意。吴先生在对作品的合时宜与作家真诚投入生活的态度作了赞许之后，更多更细地剖析了小说的不足与缺点，特别是主要人物形象刻画上的粗糙乃至败笔。他说的一片真话，深含着对同行的关爱，也流露对新创作的期许。不料这样的真话，由于跟主调不和谐，竟遭到一些人非议，七牵八扯，说了不少离题的话。随喜尚同大概是人的普遍心理吧。逆耳良言往往被误解，鲁迅早年批评过的那种小家子气，小圈子气，风流不绝，文坛与名人也未能免疫。
访谈不到20分钟，话题剪接老人的经历却达二三十年。吴老回忆说，当年那次座谈会是沙汀主持的，沙汀跟他是老朋友，面对那种气氛也无可奈何。“前几年他又调到北京工作，我们见过面。”提起写《三千里江山》的杨朔，老人慨叹说，他是个很认真很诚实的作家，听说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迫害死了。
在中国，讲真话倒大霉的一页皇皇历史是反右派运动。吴老历来直言不讳，“炮筒子”，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鸣放”时候谁晓得那是“阳谋”？整风，给党提意见，提到知识分子政策，一阵子受批挨整，过后又“落实政策”，一贯心里有话就直说的吴先生，顺口打了个比方，说：“这倒像大人对小孩儿，打一顿屁股，给一块糖吃。”
“不过那么一句口头大白话，俗话，想不到成了名言，多少年老有人提它。”老人口吻平静，其中的感慨是蛮沉重的。
我给老人茶杯添上热水，说：“因为多少年间说真话太不容易吧。您为说真话不也付出代价了么？”
知无不言的那些意见，加上他写文章批评“政治挤瘪了业务”，他的种种言论处处不合时宜，反右运动里老人不断挨批判，后来，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也终于被取消。
真是禀性难移，他说实话真话的做人宗旨可谓“屡教不改”。十年之后他的遭际更凿凿证明了这一层。
我从听闻得来对老人的印象是，他很肃谨，不苟言笑，忽然听到他幽默诙谐的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吴老静静地说：
“那以后倒不打屁股了———，”看见我诧异的表情，他仍静静地说：“改成往上打，打脑袋了。”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整治打击知识分子的既定方针，到文化大革命算登峰造极。北京大学这块新文化运动发祥地，谁也料不到半个世纪以后，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对文化，对文明的疯狂践踏。寒凝大地，恐怖四伏，举国上下举红书，喊万岁，造声势，说假话。大批正直人士为保全性命而严缄其口是自然合情理的事。鲠直坦诚的吴先生怎么样呢？真话还是憋不住的。这回的真话不是俗语而是一句成语：“毛骨悚然”。
动乱伊始，吴先生和一大批学者教授专家，被揪出来批斗。红卫兵造反派把大石板压在他们脊背上，限定时间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皮鞭棍棒砸过来，劈啪声痛呼声刺耳震心。如后来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记述的，不堪非人凌辱，他同样有过自杀的念头。这些老文化人硬撑着活下来，是他们倒要看看这天大的闹剧究竟如何收场。
闹剧的高潮该算林彪爆炸，“批林批孔”开幕，滑天下大稽地把先前的罪过扣在副统帅头上。“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一大群人开学习会，组缃老人发言，回顾当年“横扫一切”的情景，说到一辈子难忘的感觉，这才有“毛骨悚然”的话。其实，这不是经历那种场面的所有人都产生且铭记的真实感觉吗？只不过先生说真话的性格“不可救药”，他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儿，自顾自说出了实情。
“为这句四个字的大实话，听说您又挨批判啦？”
“当然，说是仇恨文化大革命。”老人的语气和表情依然坦荡平静。
他还说过文化大革命“造成文化和文明的不毛之地”，当然更属于地道的“反动言论”。一通通批判如狂风恶雨，闪电霹雷，吴老却像一株大树，叶子掉了，枝杈断了，扎在泥土里的根株则一丝不动摇。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了，他在课堂讲文艺理论，说到塑造人物，仍然搬出讲了多年的一条“准则”，引用一句古典名言，叫“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礼记》上的话）。反右倾回潮，他又成了靶子，军宣队负责人声色俱厉上纲，说：“林彪，我们也要知其善吗？也要爱他吗？”
先生木然听着点名批判，一声不吭。那位发言同志大概没想，若是林彪一无是处，坐根儿就是坏蛋，恶魔，那么，把他钦定为“接班人”该当何罪？
不能影响老人家休息，我该告辞了。我想听的话，几段有关“说真话”的口碑式传闻，得到了主人公的证实，又亲聆老人教诲，我感到很高兴。蒙慨准，我给老前辈照了一张相，也拍了个合影。叫我痛感意外的，我对老人第一次访拜也成了最后一次。两年后，86岁的吴组缃老人溘然长逝。对后面近二十年，他称为“欣逢盛世”，抱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信念，他想做不少事情，包括后半生中断的文学创作。高阁壮志，夙愿未偿，自然令人叹惋。但老人终身不移的精神操守，尤其他那种铮铮骨气，他那种刚直不阿、永远敢说真话的气派，形成一股被众人心仪的人格魅力，“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无疑更具有永久价值。
果然，名贤流泽不会随人而逝。组缃老人已不在，而有关他的一个新典，也属于吐肺腑说真话的，使我很感兴趣，忍不住说项。上世纪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他应邀赴美国访问。在大学演讲，一位听众发问，提出个敏感尖锐的历史性问题。拨乱反正，国策转轨，原来坚决反对的东西，如今要极力推行了。问者不无挑战意味：你们那些当政者到底在干什么呢？
这样的巨大课题，横岭侧峰，答案纷纭，莫衷一是。组缃先生一辈子心口如一，怎样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又不说空话呢？饱谙世事，人情练达，他的一席真话，又是大俗话兼大实话，在讲堂里激起一片笑声：
小时侯，老祖母叫给她搔痒，我就去执行。她老人家一会儿说：上边一点儿。一会儿又说：下边一点儿。先说靠左，再命令我靠右。后来才嚷：对喽对喽，那是正好抓到了痒处。你看，连搔痒这么简单的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下子就抓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搞一种新制度，能不摸索吗？
吴组缃先生这样的世纪老人，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追求，包括他那种“真话说到底”的品格，都同中国上一个百年的历史紧密联系着。若想探索先生的心灵历程，他为自己和他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夫人沈菽园撰写的墓志铭：
竟解中华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
或者能够成为最具说服力的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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