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王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是创办得较早且又较为重要的报纸之一。其创办人是英敛之(1866一1926年)。
英敛之其人
英敛之，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1866年生于北京。他幼年家贫，“家世微寒，先代无达者”。据说英敛之的父亲和长兄都是体力劳动者，他自己是依靠自学而博览古今群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22岁时，他开始信奉天主教，懂得一点法文，从此又和法国人有来往，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知道那里“民权充盛，民智开通”。因此，英敛之很希望自己这个破落垂亡的国家，也能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逐渐富强起来。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声震全国。1898年，32岁的英敛之也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对康有为的一些政治主张表示赞佩。
1902年(即《大公报》创办那年)他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题了这样一首诗：“献身甘作万失地，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他的妻子是皇族，姓爱新觉罗，名淑仲，文化程度很高，工于韵律。
英敛之是位有思想的人，敢于发表政治主张。办一份日报，是最理想的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他决心“闯荡”报界。
《大公报》的筹组和创刊
据英敛之日记载，英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
柴天宠是《大公报》的大股东；《大公报》的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郅隆。拿钱入股的还有张连璧、李敬宇、朱志尧等以及法国主教樊国梁，《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也入了一小股。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创刊之时，八国联军已占领天津两年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快一年了。这时候，八国联军组织的“都统衙门”统治着天津。那时的报界，“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这就是说，当时南方的思想比较活跃；天津地近京畿，在清廷直接钳制下，舆论界死气沉沉。此时，《大公报》应运而生，在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创刊了。
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
“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1905年4月13日，适值《大公报》出至1000号，英敛之撰写《千虑一得》一文，再次阐述了办报宗旨：“自从出报到而今，差不多三年的光景，作报的人一番苦心，无非是盼望中国强盛起来，并没有别的意思。故此每天苦苦的对着各等人，说长道短，讲今比古，凡是可以劝善惩恶之事，没有不按公理论断的，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
《大公报》初出一大张，成书版式，用中国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L’lm-pareial”，为“无私”之意。关于“大公报”三字的寓意，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
《大公报》的创办，梁启超有这样的评论：“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报刊政论家张季鸾亦有这样评价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
要求慈禧归政
《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l口，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诌媚之小人”。
就是在这篇《论归政之利》的文章中，英敛之还揭露了慈禧1901年回銮以后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腐败朝政，说：“盱衡时事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凡可以涣吾民心阻吾进步者，一一锄之务尽，咸与维新。亦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英敛之尖锐指出，酿成这种“偷情苟安”的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鉴于戊戌之变，政府压力过深，倘有指斥时政者，则目为奸佞，不难加之以罪。”英敛之明确表示，他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趋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在这篇文章中，英敛之敢于抗大官，骂酷吏，指斥不避权贵，请命不忘小民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情进步人士
1902年4月8日，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后，沙俄不肯履约，不肯撤兵。俄驻华公使雷萨尔提交清廷外务部总理庆亲王奕提出“密约七条”压迫清廷承认，其中有“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贷与他国”等款项。进步人士沈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披露给日本报界，引起了日英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纷纷诘问清室。
慈禧得知“密约七条”被揭露，异常被动，立刻派人彻查消息走漏的原因，有人告发是沈荩所为。1903年7月17日，沈荩被捕。英敛之得知沈荩被捕的消息，于21日在《大公报》“时事要闻”栏中，披露此事。31日慈禧传旨将其“立毙杖下”，用刑极惨。8月2日，《大公报》全文刊录了沈荩“绝命词”四章，其末章云：“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4日又详细报道沈荩杖毙一事，写道：“拿交刑部之沈荩于初八被刑。……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9月16日，又有报道说：“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这一报道，其惨状不忍于睹，引起读者的义愤。
1907年7月，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曾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采用株连党祸的办法，大肆搜捕革命党，以致“风声鹤唳，举国骚然”。文章谴责对徐锡麟啖肉剜心，为见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邃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抵制美货与不受胁迫
1894年，美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为期10年的、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1904年这份条约到期，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留“禁止华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消息传到中国，各地迅速形成一个控诉美国排华罪行、反对美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
英敛之和他主持的《大公报》积极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运动，鼓动天津市民抵制美货，拒登美国广告。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英敛之领导的《大公报》，对各地抵制美货的行为，做了广泛的报道，并号召全国制铁业、洋布业、火油业、面粉业等方面的商界巨头联合起来，不用美货、不卖美货、不消费美货，由此形成了—股很强的舆论攻势。
《大公报》于1905年5月23日登载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货通电，5月26日全文转载了上海的有关抵制美货的“传单”，连续刊登了《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6月11日登载《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正在天津的袁世凯，看到《大公报》的英敛之如此起劲的宣传抵制美货，勃然大怒。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8月17日，《大公报》刊登英敛之“启事”，说：“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五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诚以此举关系中国前途者既远且大也。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并指明这个当道“实为我最有权力之长官”，即指袁世凯。接连几天，英敛之撰写多篇抵制美货、反对“袁长官”的诋毁爱国运动劣迹的文章，报纸的零售量骤增。当时，《大公报》设在租界内，事实上袁世凯的禁邮禁读令只能在租界外执行。
面对袁世凯对新闻的扼杀，《大公报》奋起反击，直到11月22日，英敛之还是不肯罢手，继续撰写《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执笔人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英敛之有力地伸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歧视、反对凌辱的决心和正气。英敛之的檄文，袁世凯无计可施。禁邮禁读不行，袁又采取拉拢的办法。袁曾几次以重金收买英敛之，均遭拒绝。一介报人，如此耿直、刚毅，实在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
1908年，英敛之在回顾禁报经历时写道：“犹忆乙巳之秋被禁时期，而售报转赠，其多数置之死地而后生，天下事大抵然欤。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宝石，虽万劫千魔、酷炎毒疬，而不能损害其丝毫者也。当飞沙昼冥，怒涛山立，正不知危险奚似，犹有风静潮平，安致今此之一日。”
朦胧中理解“社会主义”
英敛之在办报之余，博览群书，接触各种思想流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学说。1903年3月31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的专文，指出：“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然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则社会主义是也。”该文对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了以下的介绍：“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成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则欲变少数之国家为多数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同胞情谊之世界而扫荡刈除其侵略的帝国主义。”
英敛之偶尔听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内容，就借题发挥，大谈国家机关是社会公仆的论点，提出“官吏为国家公仆”，是“大家雇来办事的”。他说：“官吏的权位、势力、财产、名誉，都来自国民，没有国民也就无须官吏，所以说官吏应当自居为国家的公仆。”他反对官吏有无限的权力，不讲道理，凭个人喜怒办事；主张“在官场中，第一是不走门子，专凭才干；第二是绝不受请托，铁面无私；第三是不要不合理的钱，但守着俸禄。”
英敛之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是朦胧的，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思想流派，加以议论。
灌输新鲜知识
英敛之和《大公报》不仅有“敢言”之名，那时的《大公报》还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提倡开办工厂，振兴实业，设立学校，传播科学知识等等。所谓“牖民智”，就是使民众脱离愚昧，增长知识。英敛之说：“民智不开，万样事都作不到好处。”为了向民众灌输科学知识，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多篇通俗易懂的文章，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等许多方面。关于地理，他介绍过亚洲、欧洲、中国的地理大势；关于历史，他讲过普法战争，讲过埃及向英、法借债受害的经过，还讲过德国宰相俾斯麦的故事；关于自然科学，他讲过月球，谈到过虹霓、潮汐、地震等形成的原理，介绍过电灯、气球、雷电殛人等新知识。
1903年1月13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指出“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作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这发展起来就是“实业救国论”。
英敛之在关于移风易俗方面的许多主张，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到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他在《大公报》上主编的“附件”栏，从第一期就发表了《戒缠足说》，以后十余年如一日，一直宣传缠足的危害，称“中国有两件坏处，大坏处是缠足，小坏处是(男人)蓄辫”；又说：“应改掉三种毛病：缠足、早婚、吸食鸦片”；批评重男轻女思想，反对铺张浪费大办丧事等。
为清廷送终
1911年4月29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妖孽》的文章，对清廷覆亡前夕官场腐败进行无情的揭露。文章说：“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聚三五衰朽于一堂，旅而进焉，旅而退焉。聆彼口头禅，未尝不私忧窃叹云：大局之阽危，救国之不容稍缓，然而呈之于事实者，无一不颠倒错乱为图危图亡之谋，以言内政，则一面言预备立宪，一面仍拥护专制也；一面言严禁苛敛，一面仍搜刮民财也；一面言发扬民气，一面仍增益官权也。以言外交，则一面言自保主权，一面又曲徇要求也；一面虑外资充斥，一面又恣借洋债也；一面言慎重领土，一面又断送山河也。对于内，则为滑稽之政府；对于外，则为柔媚之政府。其变态之灵便，虽狐蛊不能喻其神。外此，则惟是揽权，罔上营私。声色宴游为平章军国重事，子女玉帛乃进退人才之权衡。……仕宦之场，一妖孽荟萃之区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尝有丝毫图治之心。其所以孳孳，漏尽钟鸣而不肯暂止者，无非为保利禄长子孙计耳。自破格用人之说起，而官吏之流品杂；自卖差鬻缺之风盛，而官吏之心理变。以奴颜婢膝为手段，以白璧黄金为代价。在上之权贵，更依托之以为招徕之术，且美其名曰运动。遂令热中者流，载宝而朝，辇辇而市，胥皇皇焉以为进身之媒。人才之长保以此也，卓异之荐荐以此也。有若金店，有若妓寮，有若饭庄，有若寺观，有若骨董鬼，有若婢媪仆妾，举万有不齐之人类，悉变为官吏投资之场。甚至公署堂皇，大庭广众。昌言评骘曰：某也，运动某大老而得之；某也，运动某贵人而得之。对于运动而已得者，则群羡其能；对于运动而无效者，则竞笑其拙。万其人一其心，百其途一其准。斜封墨敕，大开幸进之门：红粉朱提，尽是显扬之具。纷纷扰扰，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及其既得，乃不得不谋利市三倍之赢。于是害民贼出其中，卖国奴出其中。互相倾轧，互相朋比之事，无一不出其中。鬼耶、蜮耶、罗刹耶、灵狐耶，吾又何从而定之!此妖孽中蕃衍最盛之一种也。”英敛之从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立场出发，对清末黑暗吏治，揭发得真可谓淋漓尽致，鞭辟入里。
揭露和抨击外国传教士的劣迹
英敛之是天主教徒，他积极倡导“天主教革新运动”。1912年，他曾上书罗马教廷，指控洋教士不学无术，“专欲愚民”。那时，北京是法国传教区，教权、教务都由法国“神长”控制。英敛之对于他们排斥中国学问、欺压中国教徒的霸道作风，非常气愤。所以，他“极力运动天主教脱离法国羁绊”，提出今后传教应“不限定一国，不限定一会”，并主张“能养成中国籍传教士，俾得自传”。他在上书中说：“以北京而论，我教不独无大学、无中学，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来学。学成之后，只可依法国人谋生。……一国之广场，以往例今，端恃本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譬如一家之内，贵能自食其力，万不能恃外债生存！”为了提高广大中国教民的爱国意识，英敛之发愤撰写了《劝学罪言》，大声疾呼不作洋人的“附属品”，不作“永世奴隶”。
退隐山林
英敛之经营的《大公报》实际上只有十年时间(1902一1912年)。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华民国成立了。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时的英敛之身体有病，“英君渐老，社务中衰”，加之他的仇敌袁世凯掌权，心灰意懒，不愿再抛头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这一“告白”，一连登了20天，报务委托樊子、唐梦幻等代为主持。从此，他携夫人来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潜心于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
英敛之在香山创办静宜女子学校，又设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兼传授天主教教理。1916年9月，英敛之将《大公报》出兑给旧股东、皖系财阀王郅隆。1917年11月，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善后事宜，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收养灾民的儿女，诚邀英敛之任局长。1920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为香出慈幼院。英每年冬季募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民。1925年初，英敛之创办“公教大学”，后改称辅仁大学，英任首任校长。因英所居香山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论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敛之因主持《大公报》而驰名，隐退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当时有“南马(相伯)北英”之说。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病逝。应该承认，英敛之在中国近代史、新闻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历史学家、教育学家陈垣在评论英敛之时说过：“敛之以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发愤著书，提倡爱国，受到外籍教士种种恐吓、威胁，而无一点惧心，真可谓‘豪杰之士’了!”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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