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五四时的先见
[ 2004年第5期 张闻天在五四时期的先见 作者：张培森 ]
启蒙思想发端之地———南京“河海”
江苏南京有一所全国闻名的培养水利人才的高等学校———河海大学，如今优美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尊高大的伟人塑像，他就是全校师生员工所景仰的80多年前的老校友———张闻天。“河海”历史悠久，创办于1915年，当时名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近代实业家、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倡导创建起来的我国第一所全国性的培养现代水利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张闻天1917年考入该校，属“正科第三届”学生。这个普通农家弟子为何能进入这样一所高等水利学校？说来还有一点偶然因素。少年张闻天高小毕业后本可以接着读普通中学，由中学再升大学，可是家庭的经济实力毕竟不如那些有钱人家，于是便选择了一个免收学费、宿费的职业学校，这就是当时设在浦东宝山县吴淞炮台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后来由于身体不适应海上作业，读了将近两年后就无法再坚持下去。正在此时从报上看到“河海”招生的消息，于是便征得父母的支持，以相等学历考入了这所家庭经济还承担得起的公立学校。如果不是这次转学，进不了高等学府，这个农家学子的前程也就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河海”虽说是公立学校，但是张謇在创办这所学校时由于北洋政府国库空虚，创办经费相当拮据，学校一直没有自己的校舍，张闻天入学前学校就已经搬了两次家，不得已情况下租赁了南京大仓园（今长江路上）一个姓蒯的两所民宅，一所作校舍，一所作宿舍。学校尽管校舍困难，然而在师资方面却是延请了国内名宿为教授，同时集中很大一部分开办费购置图书和仪器，仅图书一项即从美国采购新书2000余册。创办之初教学没有中文教材，校长许肇南提出完全用外文教材以济急需，得到各位教师的赞同。先后采用英文教材达40余种，“一时使国内工科高等学校采用外文教材成为风气”。显然张闻天高水准外语的培养也是跟当年“河海”这种教学条件有关。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是这所学校的校风，学校以养成学生“高尚之人格”、“勤俭耐劳之习惯”、“切实应用之知识”为办学方针，要求学生人人抱定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决心。师生同唱的校歌的歌词这样写道：
钟灵毓秀石头师，人才蒸蔚起。
河疏湖蓄水利兴，工学昌明时。
横流浩劫永断绝，拯救数兆黎。
大哉河海奋前程，毋负帮人期。
对于在海边长大的张闻天，小时候就从老师那里听说过自己家乡过去一位地方官钦琏兴修海堤为民造福的故事，因此当初报考“河海”也确实是抱着让“横流浩劫永断绝”的决心的，然而后来张闻天毕竟没有学完水利专业，两年之后就离开了学校。那么又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志愿？这就离不开当时大时代的急剧变动和他本人的思想变化。
从“河海”开办到张闻天就读前后这四五年间，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个新的时代巨大变动，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使得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西方科学文明得到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换汤不换药”的民国现状和猖獗一时的尊孔复古思潮，推动着一批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河海”开办的同一年（1915），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标志的《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创办的这个刊物一问世，就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着统治人们思想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而到张闻天入学这一年（1917），《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移至北京，杂志每期发行量从一千多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张本人在其自述中曾说到过这个杂志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于此开始。”
1919年，也就是张闻天进入“河海”的第三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已经在新文化启蒙中觉醒起来的张闻天便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张闻天当年活动的具体表现已无历史记录，只是1980年笔者开始搜集张闻天史料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曾经在接受笔者采访中说到过五四运动中对张的印象。许老是当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会和全国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在与笔者谈话时已经90高龄，头脑却十分清楚。他回忆那时候是在南下到上海组织学生会过程中接触过张闻天的。他说：“张闻天同志和沈泽民同志很要好，五四运动时都是河海工程学校的学生。那时他很年轻，大约是十七八岁，很活跃，所以我的印象很深。”虽然许老已说不出多少张的具体表现，但是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60多年，张居然还留在这位当年全国学运领袖脑海里如此深的印象，可见张当时确实是南京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这位五四领袖还说到另一件与五四运动有关的重要史实，即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为五四时期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会员。他说：“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有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我也参加了，还有黄日葵等一些人。上海有张闻天、沈泽民、商务印书馆的杨贤江等人。张和沈是会员中年龄最小的。”据历史查考，毛泽东入会是他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之后，由学会发起人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于1920年正式入会；而张闻天则是1919年12月由南京分会会员左舜生、黄仲苏二人介绍正式入会。在1920年2月《少年中国》刊载的一条会员入会消息中有这样的记载：“新加会员本会于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三人顺序依次作了如下排列：张闻天（江苏）、芮学曾（山西）、毛泽东（湖南）。从这条历史记载来看，张入会时间还略早于毛。那时他们二人没有可能见面，但是两人的名字却第一次并列到了一起。
横空出世的三篇佳作
实际上张闻天突出表现于五四运动的并不是他的组织才能，而是其思想站到了反映时代要求的前沿。张闻天文集组最初获得这一认识来源于1981年发现的一份旧报。张本人在1941年写的自传中说到他五四运动时曾在一份名叫《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开始发表文章，根据这一线索，张闻天文集组的程中原同志当时经过几番努力终于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报纸。这份《日刊》是每期一张四开四版的日报，每周出版6期（星期日休刊），从1919年6月至9月共出了70期。该刊的主编阮真是南京高等师范国文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张闻天是编辑科科员，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本刊自六月二十三日创刊以来，阅时两月有余，出版共七十号（期）。虽于国家社会无直接裨益，然颇为教育界所注目，而我会员得思想之接触，学说之观摩，其必有得益于此者，可断言也。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考各门所发表之文字，‘论著’‘评坛’不无佳作。……”
而令人欣喜的正是从这份报纸中发现了张闻天最早发表的三篇佳作。先说第一篇题为《“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五七”是指五四爱国运动中全国纪念1915年袁世凯出卖主权的五七国耻日而举行的群众示威行动。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19年7月11日，顾名思义是一篇回顾和总结前一阶段五四群众运动高潮，探索下一步行动的评论文章。文章不长，但是首先一个奇特之处是在开头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列数这场运动群众作了如何的“牺牲”，而所得结果却又是如何的“微乎其微”，之后，一连得出六个“无用”：“不声不响无用；空文鼓吹无用；电报战争无用；切实劝告无用；奔走呼号无用；奔都请愿无用。”乍一看，文章这里岂不是整个否定这场群众运动吗？但须知作者这里并不是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上来全面总结这场运动，而是立足于现实，通过总结斗争实践来启示人们深入思考“将来”的问题。那么究竟“将来”又用什么方法才是真正“有用”呢？回答这个问题，文章用“釜底抽薪”这个成语形象比喻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大主张，这就是一句话：将“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来个“一切废除”；“然后建设这健全的民主共和国”。文章郑重指出这是一个“大事业”，而要做成这个大事业，认为必须做到三点：“（一）抱定正鹄；（二）勇往直前；（三）不屈不挠。”
“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实际就是指的北洋军阀政府。不过这两点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权特征的很好概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当时封建军阀统治，从主张改良到根本解决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从斗争中得出的政治共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一共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张闻天写此文章时，五四群众斗争高潮刚过，他就在文章中如此明确地提出这种主张，说明他当时思想是相当前沿的。这里不妨拿同一时期毛泽东撰写的著名《〈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来看一看，当时毛泽东就恰好还是主张“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直至1920年11月他方断然表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再来看张闻天的第二篇文章题为《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该文发表于前一文十天之后（7月22日）。如果说前一文提出了政治目标“健全的民主共和国”，那么这第二篇就是从理念上告诉人们这共和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特别是作为共和国国民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作者这里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向广大“平民”来解述一个共和国国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共和国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何谓启蒙？启蒙就是要使人在精神上从对封建统治的依附性和奴性中获得解放。文章正是拿“共和政治”同封建专制制度作鲜明对照的方式来解说共和国法制的基本原则。例如平等的原则，文章指出：“从前专制国常有种族、门阀、信仰、武力，若财产等阶级，因势力而享特权。”而“共和政治的法律，必须以万民平等为原则。”每个国民“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国民人格同一”。再如自由的原则：“专制时代君主万能，他要使人民驯服，就是人民没有自由。”而“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所以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所以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
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奴役的中国人，从根本上说究竟用什么样的钥匙来开启民智？文章用的正是从新文化运动吸收过来的两大法宝———民主与科学。文章说：“吾们从前在专制势力下的时候，不晓得君主、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晓得君主武力是万能，因为目光所到的只在这一国。到了现在，交通便利，接触面广，晓得君主武力不足恃，晓得有世界的潮流。”因此文章回答“共和国国民应该什样？”时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吾们何论做哪一厢事情，终要自己主张，不要服从他人。”文章同时强调的另一条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凡事“吾们一定要用一个法子证明它”，“吾们不能说‘因为古人这样说’这法子就是科学的。”文章还告诉人们要相信中国未来会“比今日要好几十倍的”，“不能保守，要进取”，“不要怕干冒保守派的讥骂”。
文章这里将民主与科学精神运用于现代国家共和政体的政治解说，体现出一种完全崭新的现代国家观。这不仅在当时有着启蒙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也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笔者感到这里说得最为深刻的要算关于共和国体中“国家”与“国民”个人的关系。过去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总是把“人权”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似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就压根儿不存在人权问题，当然也就更不会想到人民的政权还会存在国家本身做出侵害人权的事情，可是现实告诉人们的是，建国以来这种滥用国家权力做出伤害人权的事情难道还算少吗？过去我们一直是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只有国家发展了个人才有前途，可是究竟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强国，张闻天这里说出了一条更为值得我们深思的真理：“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并进一步发挥说：“于法律范围内，人人自由，各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各具独立自治的能力。分子发达，国家亦发达了。”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篇论文，这就是同年8月19日至21日连载于《日刊》的《社会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上个世纪80年代被发现时最为引起广泛注目的一篇。人们当时感到新鲜的是五四运动高潮刚刚过去，包括一些先进分子在内，都还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时候，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然已在这篇文章中公开尝试用“马克司（Marx，Karl）唯物的历史观”考察社会问题。而且在《共产党宣言》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的情况下，文章最后向读者完整地列出了《宣言》的十条纲领。著名五四运动研究专家、人民大学资深教授彭明读了这篇文章后连声称赞说，在五四青年中能那样早地写出这样文章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于是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就将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作为一篇新发现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向观众展出。
其实这篇历史文献的珍贵价值并不只是在文字上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而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以及中国革命问题所作的接近科学、接近实际的解说。首先是他在文章中用了相当一段篇幅解说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今日看来尽管这种解说是如何地幼稚和不准确，然而它毕竟是破天荒地用马克思物质生产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论点解说人类历史；再者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先进分子还只是开始一般地议论社会主义，而张闻天此文却已经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设想，认为中国当前革命不是同俄国一样，而是“大约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封建官僚统治阶级，所不同的是“起革命的是工农”，最终达到大家“干涉政治”。办法即是“实行普遍选举”，“公开讨论”。“等到这一次的革命和振兴教育等成功了，后来再讲第二步。”文章也正是在介绍第二步社会主义的内容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们知道，将党的奋斗纲领明确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步的是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张的文章这时就已提出了同中共二大基本相一致的萌芽思想，应该说这种认识也是相当超前的。
除了以上三篇文章以外，张闻天发表在《日刊》上的还有许多言简意赅的“杂评”和“随感录”，不过集中突出体现他当时思想的却是这三篇论文。总结过去，窥测未来；弘扬人权，开发民智；唯物史观，绘制蓝图，一个未来富有崭新思想的现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年轻才华已经是略见端倪。而他之所以能够当时展现出这些先进思想，自然是和他所成长的那个巨变的时代有关，然而也同时确实表现出了这位年轻学子对新时代特有的感悟力。统观这三篇佳作可以说他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抓住了对其后来一生都有深刻影响的三件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一是建设健全共和的政治理想；二是新文化精髓的民主科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唯物史观。这时候的张闻天当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以启蒙为己任的民主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他这时人生思想的起跑线上也确实不只是有了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已经开始注入了时代最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文章里呼吁人们在寻找改变现状途径中“牺牲也不要怕”，这自然也就首先包含了他个人献身这番“大事业”的决心。因此，已经有了如此宏伟思想情怀和决心的他，随后不久改变原来兴修水利的志愿，脱离“河海”另作他谋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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