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引路人——姑母刘静君
[ 2004年第5期 我的引路人——姑母刘静君 作者：刘导生 ]
我的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在姑母刘静君的庇护、熏陶指引下成长的，为我最后走上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打下了基础。
我的姑母原名刘静君（1890—1971年），到抗日根据地后，改名刘仁，建国后又恢复原名，江苏丰县人，为当地一个小有名声的书香人家。我的曾祖父饱学诗书经史，姑母姊妹四人。她的三个姐姐均遵守封建礼教，陆续出嫁。惟独四姑少有壮志，酷爱读书，并以其聪颖、好学，且能出口成章，受到祖父青睐，遂亲自教她读四书五经。这样，更促进她的刻苦努力，以至在祖母夜晚打牌时，也不放弃借着萤萤灯光啃着家里能找到的书。其用心之专注，可见一斑。
曾祖父母、祖父母均去世后，轮到叔祖父成为一家之长。其时，姑母年已过廿，渴望离家入正式学校读书，以求独立人生。及至请求叔祖父恩准时，遭到坚拒。囿于封建礼教，他竟然说：如果是我的女儿，宁可叫她去死，也不能让她出去读书，败坏家风!
这时，恰好我的叔父刘尔孟（字峄亭），准备赴南京报考师范，并想借机帮助姑母冲破家庭封锁，同赴南京报考女子师范。乃设法以走亲戚为名，骗取家长信任得以离家出走。至南京应试后，居然为南京女子师范录取。四年后毕业，受聘于沛县女子学校。原本徐州亦有女子学校请她去任教，但她顾念故里，执意在家乡促进女子进学堂的新风气。数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要科学、要民主的热潮，姑母发表文章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女子剪发，率先喊出妇女解放的呼声。可谓反对旧礼教、封建旧思想的先驱。
由于姑母坚持个人奋斗，拒绝家庭干涉其婚姻，故成婚很晚，年及30才由沛县女子学校同事李亚兰介绍其弟李亚仙。结识后姑母赏其文才，思想先进，本已心许；后经我叔父刘尔孟首肯（聊为家长同意之意），结为伉俪。李亚仙系自学成才，从事报业，笔锋犀利，文采风流。婚后携姑母辗转上海等地而后到北平。姑母仍不忘学习夙愿，遂考入北京大学为旁听生（当时北大不收女生，只收旁听女生）。北大名师甚多，姑母独尊守常先生（李大钊号），常过往求教，师生情谊颇深，受到其革命影响不少。这期间，姑母和男同学王统照等人编辑进步刊物《曙光》杂志，并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李亚仙曾在河南担任过项城县县长，听姑母讲该县是一贫困县，在袁世凯称帝时，该县县长以项城县系袁家乡为口实，呈书上司，申请将三等县改为一等县，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李不顾自己的名誉、地位、待遇为民请命，又将一等县改为三等县。这件事得到姑母的支持与赏识。
姑母以后发现李思想日渐落后，与姑母分歧加深，终因娶妾而分居。姑母携三幼子女，和一感情很好的奶妈择香山而居，以毛遂自荐方式，给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写信求职，以其文学修养卓越，被聘为慈幼院女子师范部国文教员，毅然与旧社会多妻制传统宣战，保持女性人格尊严，实属难能可贵。
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因不满袁世凯辞职，退而办理慈善事业。该院靠向海外华侨和社会各界人士募款维持。专收穷苦孤儿，也收少量自费生。姑母不忍看着我在家乡失学，设法写信叫我到北平读书。于是我随一位叔祖父去平，住在姑母家温习功课，以备考试。
姑母为我找到一位她的学生、地下党员胡玉升（男，后名胡健）负责为我补习功课，并侧重英语、代数，同时启发我对革命的认识，做着进步思想启蒙的工作。胡当时已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每周末回香山时给我补课就在她家就餐，增加了姑母的经济负担。每月几十块钱的收入，本已够紧张，她从来都把我当成亲生骨肉，关怀备至。闲时，总是亲切地说古道今，给我许多无形的教育。
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李大钊同志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抓走，同时被抓的还有廿多位负有重要责任的党员。大钊同志被处以绞刑，其他27位同志都被枪杀。这是1927年4月28日，也正是同年冬我到达北平的。每提起这段悲惨往事，姑母总是泪如雨下。
我曾经见到过大钊同志临刑前的照片，看到他只穿一件布棉袍。当时教授的薪金不菲，其他教授大多西装革履，冬天起码也穿一件湖绉的丝棉袍子或讲究的皮大衣。可以看出，李大钊为了革命事业，经济上并不宽裕。姑母正是学习和继承了这种美德。我的家乡经她拉扯出来的甥侄男女，不下十数人。
大钊同志牺牲六七年后，夫人赵氏也相继去世。姑母想到他的子女无人照顾，于是把从家乡带来的一位饱受丈夫虐待的堂弟媳，介绍到他家照顾姐弟四人。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考入中法大学后，感到靠业余时间为北大刻腊版所得到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十分艰难，便请姑母安排她的三个弟妹，姑母就和好友刘清扬（与丈夫张申府同为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相商，清扬与通州女师校长李云章相识，就请求她将大钊二女炎华送到通州女师读书，小五、小六由姑母转请熊希龄院长收容入学。熊院长在白色恐怖下能救助掩护烈士遗孤，使之继承革命遗志，也是为革命立了一大功。
当时，由于我年幼无知，只能了解姑母是一位仁爱正义和同情革命的志士仁人，而不知道她当时就已是慈幼院中共支部的一名地下党员，直到建国后才了解她的庐山真面目。
1928年，我接到同学由南京寄来的《中山全书》，读后大开眼界，接受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思想和宏伟的建国方略。这时，姑母介绍我阅读日本进步学者宫崎寅藏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本，新近出版的书名改为《三十三年的梦》），使我认识孙中山确实为中国革命的先驱，为反帝反封建创设一个新中国指出一条道路。可是不久，我看到广东出版的画报上刊载的国民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的照片，才知道新军阀混战又起，军阀割据，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事实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我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所以，1929、1930年，我毅然加入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共青团。
1930年后，姑母任北平市社会局妇女儿童救济院院长，又移居北平，比较多的时间是失业。1929年我考入师大男附中时，仍与姑母同住。
1929年8月1日是国际反帝日，“反帝大同盟”举行游行示威，我参加了游行。当时由师大列队出来，行进至南新华街时砸了国民党区党部。由于汪（精卫）阎（锡山）联合反蒋（介石），禁止集会结社，我们这批青年60人左右全部被捕。姑母听说后心急如焚，多方奔走营救，辗转托人，最后才找到国民党的名人熊观民、邹鲁，介绍到北平市公安局和警备司令楚溪纯，说明我年幼（才17岁）被误捕，请求准予接见和释放。他给市公安局长打了电话，说情优待，并同意接见。
姑母来到公安局接待室探视我，哭泣着问我：“他们说你已承认是共产党人，游行时喊口号跳得最高。”我一听便猜想敌人耍了阴谋。我只承认到师大附中为朋友去要招生简章，在返回的路上被误捕的。这时，我已注意到接待室的另一端有一窗口有警察监视，我即从容地声称，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因从附中返回时，碰上游行队伍，被他们误抓来的。其实，姑母也已识破敌人以优待为名，企图诈出我的真实口供。由于我们的机警应对，敌人的妄想破灭了。
我们被捕的全体同志由公安局转押北平警备区监狱，关了五十多天。由于我年轻，且姑母托了人，因此未曾受刑。加之汪、阎反蒋失败，阎锡山仓皇逃跑，我们也就都被无条件取保释放了。
另一次使姑母虚惊一场的是为李大钊同志送殡。1933年4月23日，由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筹备，公开为李大钊同志送殡，出面是一批北大知名教授，如蒋梦麟、胡适等出任筹委。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一同送的挽联布满宣武门外浙寺全院（由于大钊同志身后并无积蓄，无力举葬，故牺牲后停柩于此达六年之久）。一般都是歌颂领袖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荣牺牲的。送殡时，大队革命青年和大钊同志的亲友在西单举行公祭，然后抬灵继续前进。在接近西四牌楼时，遭到国民党专门反共的宪兵三团机枪扫射，把队伍冲散，这时姑母正和大钊同志的夫人同坐在一辆马车上为前导，因为是亲属才得以顺利通过，直送万安公墓。因我至晚未归，姑母一时焦虑不安，正设法营救，深夜我回来了，她才安下心来。
更幸运的是，为大钊同志立的墓碑事前由专人直送万安公墓，恐遭敌人破坏，乃埋于墓穴内，解放后为大钊移葬时，发现这块墓碑的书写者，正是借住在姑母家我的中学同学赫智莹（即赫洵）。他的夫人何怡平在日寇占领北平后被捕为日寇杀害。他们夫妇和其他一些青年人，经常到姑母家聚集，姑母和她的婆母均热情接待。后来，我在姑母家的储物室里发现有“革命互济会”的印章及油印工具。我推断姑母家正是互济会的秘密机关，后经赫智莹证实，确是如此。姑母家虽生活不富裕，人来人往当然增加她的生活负担，但从没听到姑母有一句怨言。她为革命组织做了掩护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应是一大贡献。
早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前，冯玉样将军即发动了抗击日寇的古北口战役，这对全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北平立即成立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刘清扬担任秘书长。姑母也是积极参加者，做了许多抗日后援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姑母的甥侄男女云集她家，相商向何处去，至北平通车后，大家才各奔东西。
1937年春，我曾代表华北各界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于1936年2月，以代替共青团组织），到河南巡视救亡工作而被捕，须经审查，才能恢复党籍。抗战爆发后，我先到山西找北方局解决组织问题，因当时河南已划归长江局领导，我又转到武汉，代表民先驻武汉办事处，参加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工作。当我找到长江局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现在兵荒马乱，干部调动频繁，无法解决组织问题。正好，这时国民党下令解散武汉“青年救国团”、“义社”和“青协”等三团体。我当时毅然决定离开武汉，到敌后去打游击。经刘清扬介绍，我随国民党69军学兵队，由洛阳渡黄河进入敌人后方，经两个月的行军，到达山东沂蒙山区，找到中共山东省委。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要我筹办《大众日报》，并任社长。1938年春，我派人到敌占区济南采购纸张、油墨，并写信给姑母要她带子女来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结果发生意外，采购员暴露身份而被捕。所幸姑母带着两个表妹等了多日，未接上头，只好返回北平。姑母并未气馁，继续千方百计寻找地下党组织。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1939年夏，她终于找到了时任萧克将军领导下的挺进军宣传部长杨春圃，她被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有了地下党的关系，姑母全力以赴地开展秘密工作，成为没有党籍的地下党员。我的同学赫洵在哈尔滨被日寇逮捕，受尽各种酷刑，仍无口供，感动当时敌寇狱中的防疫员赵公民，借消毒监狱之机，协助两位表现突出的共产党嫌犯（另一人为于树功），共同逃离日本监狱。赫、赵先后到达北平，投奔姑母。当时他们已是日本人的通缉要犯，姑母不顾全家安危，收容他们，并介绍给杨春圃同志审查一个多月。查明真相后，才介绍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以后又通过组织青年读书会等活动，选择有觉悟的优秀青年介绍到解放区。先后不下数十人，后均成为负一定责任的革命干部。不久，姑母（因她已被敌人注意）奉地下党指示，要她全家速速离平，到平西根据地去。姑母以五十岁高龄到抗日根据地去打游击，恐怕也是知识妇女中少见的。由于她的特殊贡献和本身的学识，后成为晋察冀特约参议员。1944年组织上以保存干部的道理说服她，姑母才离开晋察冀到延安去。直到全国解放后，我和姑母才得以相见。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大家能健康的相聚，欣喜之情可以想见。
我的一生，在幼年时期受到姑母母亲般的爱护和帮助；同时，我能有幸读完大学，早年参加革命，并将革命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她是我的引路人和保护人，这是我永志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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