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前夕的危险旅途
[ 2004年第5期 渡江战役前夕的危险旅途 作者：张惠卿 ]
1949年2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苏北地区除少数沿江地段外，已全部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像无数支铁流，浩浩荡荡开向江边集结，准备渡江。国民党妄想依靠长江“天堑”作垂死挣扎，封锁了长江的全部口岸，堵死了两岸交通渠道，一些炮艇和巡逻艇日夜在江面上游弋巡视，发现有偷渡的船只就当场击沉，人员亦格杀勿论，只留下一条从镇江到对岸六圩的通道，每天有轮渡来回，许多人称“跑单帮”的小贩、客商络绎不绝地来往其中间，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边往返贩运货物赚钱。
当时地处江北的镇江对岸的六圩、瓜洲地区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这些单帮客从镇江过江后，经过六圩码头国民党检查哨的检查，实际上是每个人都交了“买路钱”，放行以后国民党就不管了。但要进入解放区还得通过一道封锁线，即两不管地段，老百姓称之为“阴阳界”。那里埋了不少地雷，不小心踩上了就得送命。但这些商贩都熟悉路径，七绕八弯，大约走七八里地，就可进入解放了的扬州市郊，有解放军的岗哨在那里。我们当时在上海要去解放区的同志，也往往装作跑单帮的客商，混在他们中间过江进入解放区。
我当时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在3月初曾受命带领六名国民党投奔我党的空军人员从这条渠道进入了苏北解放区。但当我们经过扬州刚到达目的地淮阴附近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时，就听说国民党当局停开了轮渡，把这惟一的通道也封住了。我在完成这次交通任务后，潜回到瓜洲江边，借住在一个农户家里，直等到了月底，才随着滞留在江北岸的大批单帮客一起被遣送过江。我立即回到上海向组织复命，但这条去解放区的通道已无法使用了。
公开过江已不可能，只有偷渡。开始国民党海军有些炮艇还可以“带黄鱼”，即把人藏在炮艇里夹带过江，一人交15块大洋（银元），据说“生意”还相当“红火”。后来被他们的上级知道了，大为震怒，严加禁止，宣布一经发现，就格杀勿论。
于是那些神通广大的单帮客商又开辟了一条从崇明岛中转的通道。崇明岛在上海的东北端，位于长江出海口的正中，那时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但长江北岸包括所有沿江地区都已在解放军控制之下。到崇明岛必须乘船经过吴淞口，那里有个稽查站，每人交两块银元即可放行，已成惯例。船只名义上是去崇明岛，到崇明岛后先靠在岛的南边，到了夜里就悄悄地把船转移到北边，对江就是已解放的南通青龙港地区，江面很窄，等到半夜天黑避开巡逻艇，只要十来分钟就可以偷渡过去，靠岸就是解放区，几乎万无一失。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地下党员叶云同志，他当时在一家和南通、崇明都有交易来往的商行当职员，熟悉一些冒险跑这条航道的船夫。我从苏北回到上海后，组织上又急需送一批学生代表去解放区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他们共六个人，我就是通过叶云的关系从这条通道把他们平安地送进了苏北解放区，然后转去华北解放区，这是4月初的事。
过了两三天，当组织上知道这条通道没有任何变化以后，我的领导人王锡珍同志（他当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化名陈约珥）通知我，说还要送一批台湾同志过江，这几位同志都是党员，有的刚从台湾过来，是十分难得的革命同志，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说，他已经告知杨孟亮和我一起负责此事，由他和他们接头联系；还说，他们现在的住处台湾旅沪同乡会似乎已引起特务注意，另外，他们中有人还要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所以必须尽快把他们送去解放区。他要我马上和叶云联系，找到一条可靠的船只。
杨孟亮和我是多年的老战友，又曾是一起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的老同学，彼此十分熟悉，现在都由王锡珍同志单线领导。老杨在南京路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马尔斯咖啡馆当侍者，这家咖啡馆也就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前不久，他还协助另一位同志胜利完成了炸毁国民党江湾军火库的任务。这次他已按王锡珍同志的指示去台湾同乡会和那里我党联络站的负责人周青同志（当时我们只知道他叫老周，公开身份是台湾同乡会的工作人员。他解放后长期从事对台工作，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接上了头，周告诉杨，要走的共七个人。他们都是参加过台湾1947年“二·二八”起义的同志，因在台湾站不住脚而来到上海隐蔽的，有的人还是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跑出来的。
我和叶云联系后，叶云说，他们商行正好有一条船刚从南通来，已卸完货，正要空船回南通去。船老大他熟悉，很可靠，也很老练。现在船就泊在吴淞镇上，随时可以起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请叶云立即找船老大商量，搭七个人去南通，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叶云当天就去和船老大谈妥了，商定船钱25块银元，另外在经过吴淞口稽查站时每人要交的两块银元“买路钱”，共39块。
我向王锡珍同志汇报后，王当机立断，决定第二天就走。但他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妥善安排，保证这七个同志的安全。他说，不冒一点险当然不可能，但只要设想好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的应对办法，也就可以化险为夷。当天晚上，他就通过杨孟亮把39枚银元带给我们。
第二天中午在约定时间，杨孟亮、叶云和我在闸北宝山路去吴淞镇的小火车站上将和这七位同志见面，准备一起搭下午的小火车去吴淞镇，送他们下船。
在车站外的一个饭摊旁边，我们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周青同志。老杨迎上前去，周把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介绍给杨，说这是领队老陈，说完他就离开了。
老陈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服，显得相当干练。看得出曾饱经风霜（后来我们知道，他叫陈炳基，当时只有22岁。他和周青等同志都是台湾“二·二八”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见证人，解放后曾任台盟总部办公室主任、台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我们用紧紧握手表达了相互的情意。
陈炳基带着我们到站台上同另外六位同志见面时，场面是很动人的。谁都不说一句话，他们一个个含着亲切的微笑望着我们，我们也深情地用眼神向他们致意。在当时上海这样一个特务横行、白色恐怖猖獗的黑暗世界，一下子见到那么多“自己人”，特别都是远从台湾来的同志，我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恨不得跨上前去紧紧地拥抱他们。
可是，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忧虑，因为他们的脸型、相貌十分引人注目，有两位蓦一看完全像是日本人，穿的又都是破旧的西装。我还注意到有个同志的皮鞋裂了个大口子，袜子也是破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有位年近五十的老同志（我后来知道他是著名的台湾老中医李乔松）却像个南洋华侨。这哪是什么“跑单帮”的客商，倒活像是一群穷途潦倒，流落在十里洋场的海外侨胞。更糟糕的是，除了陈炳基和另一位年轻同志外，其余五人全都不会讲国语（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话和日语。七张护身符———国民身份证，只有一张是真的，其他六张全是假货。这六张假身份证正是杨孟亮从我们一位在南市区当户籍警察的老同学、地下党员严抚夷同志那里搞到的空白身份证，交给组织上填写好以后，不知由哪位同志精心刻制了一枚假图章盖上，尽管比较逼真，但同真的一对比，却显得略小，一般军警虽不易发现，但经不起专门机关的检查。
这一系列新情况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目前我们又无法向领导请示，何况时间也不容许这样做了。
怎么办？要不要改变整个行动计划？但是如果不走，他们已无退路，再回原地很可能出事，以后要走，也就不可能找到这样一条可靠的船，偷渡路线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仍按原计划走，万一遇到查问，如何应对？必须充分估计到他们的相貌、衣着、语言、身份证等等可能引起的麻烦，甚至危险。
我们三个人加上陈炳基同志在站台的一个角落里紧张地交换意见，商议对策，幸好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陈炳基坚决要求走，不同意改变原定的行动计划，说他们可以见机行事。我们也考虑以不改变计划为好，只要闯过吴淞口稽查站这一关，就不会有问题了。于是研究具体对策：身份证的问题只要不碰到特殊情况，可以混得过去；语言不通，只好不开口，让会讲国语的两个同志出来应付，不过得把原定的互不相识、偶尔同舟关系改为结伴同行；相貌、衣着是个难题，也最关紧要，只有将计就计，承认都是台湾人，声称原都是在海外经商，以后回国在内地折了本钱，流落在上海，别无生计，只有靠贩运糊口，这次是听说崇明的豆饼便宜，在叶云所在的那家商行的介绍下，共同雇了这条船去崇明贩豆饼到上海卖的，想挣点钱好回台湾。叶云把崇明镇上几家油坊的地点、老板姓名等等告诉陈炳基，并要他转告大家牢牢记住，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就一口咬定是去崇明贩豆饼的。
陈炳基把这些应对办法传达给其他六个同志后，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这样，我们就一起搭上小火车，到达了吴淞车站。
在从吴淞车站到吴淞镇的路上，我们看到国民党军队在镇的周围增设了许多工事，气氛显得很不寻常。在进镇口的大桥上又发现新设了岗哨，搜查进出的行人并验看身份证，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天是蒋介石要去吴淞口视察，故警卫特别森严。想到我们中间有六张假身份证，大家不免有点紧张。这时，因火车刚到，进镇的人很多。我们对桥上的情况作了一番观察，决定要叶云带着他们七人在附近等着，我和老杨当尖兵先去试探一下，根据试探结果，他们再行动。我们两人走到桥上，被搜身后，岗哨对我们的“国民身份证”只溜了一眼就放行了。我和老杨交换了一下眼色，向桥那边发出了“可以进来”的信号。只见他们八个人拉开了距离，叶云在前，陈炳基殿后，夹在一些人中间，一个一个走到了桥上。我望着他们，几乎屏住了气息，心紧张得剧烈跳动着。但是一切顺利，两张真身份证，六张假身份证一起通行无阻。
在镇中心的一家茶馆里，我们找到了船老大。他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可出口。我们担心这几天出境的情况是否有变化，他说还是那样，通过不会有问题。叶云把船钱和“买路钱”都交给他，并一再交待他照顾配合，如受盘问，咬定船去崇明装豆饼后再回上海，这七个人是包他船的豆饼客人。
在河边，我们和陈炳基他们反复考虑还有没有什么漏洞和设想得不周到的地方，最后大家确认一切都妥善了，就送他们七个人下船，船上除船老大外，还有他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当帮手。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西天一抹火红的晚霞正在逐渐暗淡下去，天色开始朦胧起来。船老大把船启动了，准备泊到靠出口处的小湾里过夜，以便第二天凌晨出吴淞口。我们三个人站在岸边，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
归途中，天黑下来了。初春的晚风吹在身上感到阵阵凉意，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心里想，明晚只要也是这样的天色，他们很快就能踏上解放了的土地，这些一向处在白区环境中的亲爱的同志，是多么热切盼望呼吸解放区自由的新鲜空气呀！
但是对于这次行动的担心和顾虑，始终像一块石头那样压在我的胸上。列车忽隆忽隆地向上海市区奔驰着。我的心却依然悬在这条船上。党组织的一再嘱咐，这七个同志热情的神态，对我们无限信任的亲切的笑容，一直在我的脑际萦绕着，我感到肩负的责任无限沉重。显然，杨孟亮和叶云也在想着同样的心事，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谁也没有打扰谁，谁的心弦都是紧绷着的。分手时，我们约好明天晚饭后在我的住处碰面，交换情况。
回来后，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索性起来看书。但书又看不进去……天破晓了，我想象着那条船正在向吴淞口驶去，稽查站，国民党宪警的可憎的嘴脸，盘问，七个同志令人担心的外貌、身份证……
下午5点钟光景，还不到约定时间，叶云突然气急败坏地冲进了我的房间。
“出了什么事？！”我忽啦地站了起来，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就着急地问。
“船老大的儿子刚才跑来找我，说他们的船今天早上出吴淞口时被稽查站扣留了……七个人连他父亲一起都被带到警备司令部去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一点消息……看来问题相当严重！”叶云断断续续说出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像一个晴天霹雳，我几乎惊呆了！警备司令部，汤恩伯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是老虎口呀！为什么把他们带到那里去？这样的事情怎么发生的？难道被发现了什么可疑的行迹，还是六张假身份证出了毛病？仅仅是因为外貌已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会不会……我愈想愈着急，愈想愈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我立即打电话把杨孟亮找来，这个凶讯同样也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糟糕的局面，这个重大事故超出了我们原来最坏的估计。必须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组织，迅速设法营救。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们生命的威胁将越大。可是党组织在哪里？我们和王锡珍约定联系的时间还没有到，根本无法找到他。
我们心如火焚，焦急万分，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地加紧了他们的白色恐怖，上海的特务机关正在变本加厉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七个同志的行迹只要稍一暴露，一切就将无法挽救！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悔恨交加，深责自己为什么在发现他们的外貌如此引人注目之后，不坚决改变行动计划。党信任我，把这样责任重大的任务交托给我，可是我非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把这些同志送进了虎口。如果他们牺牲了，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我一生中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时刻，杨、叶的心情和我一样，每过一分钟，我们心头的重压和苦痛就增加一分。只要有可能，我们宁愿牺牲自己，也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但是，我们找不到营救他们的办法，想通过叶云的商行设法保释他们，但叶云是个小职员，作不了主，估计他商行的老板也不会同意，弄不好反而坏事，这一步行不通。另外，我们还需要从船老大的儿子那里了解他们所以被扣留的具体细节。因为叶云当时十分着急，没有顾得上问清详细情况，就赶来告诉了我。所以只能等到天亮再分头行动。
已经到了半夜，老杨焦虑得实在忍受不住了，提出要到台湾同乡会去看一下动静，也许能了解到什么线索。从那里还能设法找到周青同志，通过他再找到党组织。我不同意他去，因为深更半夜闯到那里去太危险了，说不定特务正在那里守着。但他坚持要去，我和叶云都无法说服他，他把自身的安危已置之度外了。我最后只好同意他去，要他小心谨慎，见机行事，看看就回来。
一个多钟头以后，老杨一无所得地回来了。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地熬到了破晓时分，谁也没有睡意。一夜间，三个人都像生了一场大病，两颊明显地消瘦了，脸色都很难看。老杨决定再去一次台湾同乡会，我没有阻止他，也不抱任何希望。我不知他能不能找到周青同志，我无法想像当周得知这个噩耗后将有什么反应！我陷入了自责，精神几乎快崩溃了！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天已经大亮，杨孟亮还没有回来。我和叶云正担心他是否会出事，他忽然跑步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喜讯：他们全部脱险了！
原来杨孟亮刚才在那边找到了周青，周告诉他这七位同志昨天下午就已经脱险回到了市区。在周的指引下，老杨随即又到另一个地方和陈炳基见了面，知道了他们这场惊险的经历。
本来这条船像往常一样，经过稽查站时，船老大给他们每人交了两块银元的“买路钱”，已经准备放行了。有个稽查人员忽然发现他们相貌奇特，产生了怀疑。首先盘问了李乔松这位老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要到哪里去？李听不懂，也答不上来，陈炳基只好代他回答；又问了另一个同志，又答不上来，又是陈来代答。一连问了四个人，都是这样，把这个家伙惹火了，喝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这船是到‘匪区’去的，你们知道吗？”陈炳基装作吃惊地说：“这怎么可能？！我们都是台湾的生意人，是去崇明贩豆饼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匪区’，不信你可问船老大”。那人说：“什么豆饼不豆饼，你们都是共产党，统统跟我走，到司令部去！”
船老大过来替他们解释，挨了一记耳光，说他通“匪”。于是把船扣了，把他们七个人连同船老大一起押到港口司令部，关在一间拘留室里。船老大的儿子是后来从船上溜出来，辗转找到了叶云报的信，把“港口司令部”说成了“警备司令部”。
来审问他们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值班军官，样子很凶，连吓带骗，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他们都很沉着，一再声称，他们是“落难的侨商”，这次就是去崇明贩豆饼，打算挣点钱好回台湾，根本不知道其他什么事。陈炳基按照我们预先商定的答话讲得有根有据，加上他们这些人的这副外表和神态，这位军官要把他们和共产党挂上钩确实不太容易，船老大也配合得很好，使他问不出什么头绪，最后把他们的几张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好久，不再吱声，拿着走到后面去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不出来，把他们撇在那里干着急。
他们用台语彼此交换了意见，从目前情况看，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什么问题，但可能对身份证产生了怀疑，这也十分危险，万一深究下去，把他们交给特务机关就糟了。他们作好了最坏的准备，相互约定，在任何情况下，宁愿牺牲自己，也决不说出真相，只要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暴露，就有逃脱的希望。
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位军官老爷大概因为没有睡醒，跑到里面睡大觉去了，根本不是去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他出来以后，态度反而缓和了一些，把身份证掷还给他们，口气严厉地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说什么“这条船肯定是到‘匪区’去的，不过念你们是初犯，上了别人的当，这次饶了你们，都给我滚回去！”那位会讲国语的年轻同志大胆问了一句：“我们还能去崇明吗？”因为他心想，如果侥幸能让他们“滚回”船上，岂不依旧可以过江。不想那家伙恶狠狠地吼了起来：“你们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不准再搭船。下次再碰到就对你们不客气了！”陈炳基赶紧示意大家开溜。结果是每人两元的“买路钱”白丢了不算，交给船老大的25枚银元也被“充公”，落进了这些家伙的腰包。船老大在他们七人被释放后不久也被放了出来。
他们就这样脱险回到了市区，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没有再回到台湾同乡会，而由陈炳基告知了周青同志，周在向组织汇报后，立即给他们另行安排了住处。真是一场虚惊，把我们快急疯了。
实际上，国民党的这个稽查站是明明知道这些船只的去向的，无非是跑单帮在两边贩货的商人。一人两块银元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们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这条路线至今从未出过事。而这一次这七个同志实在太不寻常，我们担心的事才终于发生了。但是他们都很冷静沉着，应付得体，也幸好我们事先作了准备，当时国民党已日暮途穷，人心涣散，一些人无非想捞几个钱，看到这批“穷华侨”没有多少油水，也就不感兴趣，放走了事，使他们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
隔了一天，在约定时间我见到了王锡珍同志，他说情况都已经知道了。他没有责备我，反而安慰我，要我放心，说他们现在都很安全，组织上暂时先把他们分散隐蔽起来，再设法送他们走。又笑着说：“好险呀！国民党老爷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把他们当成七个‘洋装瘪三’了。”
我说，主要是他们的相貌、语言和内地人不一样，台湾人的特征太明显，很令人瞩目，要混过去相当困难。王锡珍同志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分析，要再送他们去解放区已不可能，如去浙东游击区，也要过几道关卡，难度较大，而据我了解，我们设在那里的交通站已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有的交通员也牺牲了。这条路线已成险途，决不能让他们再去冒险。只有去浦东游击区比较安全，因为去那里可以避开国民党的哨卡，只要过黄浦江时不去搭公家的轮渡，在十六铺外滩附近有许多私人的小舢板（小划子），可以雇他们载你过江，一次三五个人，等于偷渡，但无人阻拦，不受注意。过江后在约定地点就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接应带路。杨孟亮前不久就曾通过这条路线送过人，相当稳妥。但七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容易暴露，最好分批行动。
几天后，陈炳基和另一位叫林青山的同志（解放后曾任台盟福建省主任委员）两人作为第一批，在杨孟亮同志的安排下，被安全地送进了浦东南汇大团镇附近的我游击队驻地，成了两名游击战士。其他五位同志因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渡江战役即将开始，组织上考虑他们在上海就地隐蔽还比较安全，就没有再送出去。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了。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反革命统治的彻底覆灭。一个多月后，上海解放，这七位台湾同志又会合在一起，很快都投身到了为争取全国胜利的革命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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