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 2004年第5期 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作者：许水涛 ]
许水涛：我在中学时代就从“七君子事件”中知道章乃器先生的大名，粗知历史之后，又得知他是1957年钦定、后被改正的右派。关于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虽然已有文章披露。但我想，从您的角度谈，既有带着感情色彩的亲人的视角，也有带着理性成分的学者的视角。
章立凡：我怎么看待父亲，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这么一个话题。他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处在传统与现代这种转型阶段，既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又接受现代民主思想的教育；既有传统道德所讲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理念，又有讲宪政、讲民主、讲法制的思想；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我父亲在做人方面是按传统文化的要求做的，对社会理想则更偏重于“科学与民主”，他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许：他这代人处在内忧外患的大变动的时代，只有把他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得透彻一些。
章：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最起码的一个原则。
特立独行
许：关于您的父亲，我在接触有关史料的过程中油然而生崇敬之意。他可以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但坐而论道不是他的风格；他可以成为拥有巨资的民族资本家，但他的抱负和理想并未停留在实业救国的层面上；他可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却因根本不认同这个政权而主动放弃。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特别忙碌特别勤奋的人，可惜他做的不少事情是半途而废的。
章：的确是这样的，但把这种半途而废放在内忧外患的大变动的时代就可以理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治的热忱使他屡屡放弃了个人的许多东西。父亲的生活确实涉及到许多领域，我承认他有成就，但他最终是个失败者，因而有很多人说他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早年成为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1932年6月，他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他出任董事长，靠公平竞争击败了所有的外资，非常成功。他所著《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被译成英、日文，成为研究中国这一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他不满足于此，深感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必须与闻国是。
1933年以后，他参与了救国运动的发起，直到1936年被捕，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之八九是他执笔的，是救国会里的“宣言专家”，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一点没在乎。银行副经理、征信所董事长的职务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放弃的。从银行辞职后，他下定毁家纾难的决心，把全部精力投入救国运动。有的人认为他傻，或认为他应该事先商量一下，但这些过程都没有。
1940年6月，他在大后方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资创建上川实业公司，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任总经理。当时战备物资极端匮乏，民间机动车几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正可替代，因此获利不少。但他更关心战时整个民族工业的存亡和发展，提出了解决恶性膨胀的根本办法，为清除腐败，建议实行国民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资产实行一名制；对战后中国的建设，他主张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大公司小股东制度，倡议开发大西北；他提出“工业立体发展”的重要思想，认为工业组织和技术的平面发展必然造成重复建设，主张建立“运用高度的组织力量和高深的技术”的立体工业经济体系。他创建了中国工业研究所，制定许多经济发展计划，像修筑轻便铁道、清理长江航道、救济困难企业等。
许：如果他一直这样做下去，那肯定会成为经济大亨的，可是他还是放弃了。
章：是的。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有非常理想甚至是超前的一些东西，从信仰进化论、三民主义到信仰社会主义。他一生做过许多新年之梦。在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他认为中国“非革命无以图存”，“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许：这是一个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梦想。
章：但他的梦想也有许多幻想的成分，真正反映了理想主义者的色彩。抗战胜利后，他发表杂文《我想写一篇小说———20年一梦》，借主人公黄子孙1945年的元旦之梦，抒发他的社会理想。在梦中，中国实现了民主政治，“全国的人民个个都拿主人翁的身分，热心国事，因此，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个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中苏之间的亲善，更是举世无出其右。”“英美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帮助中国建设，已经在进行第4个5年计划中。中国现在，重工业的发达虽较苏联稍次，而轻工业的发达却已经超过了苏联。”“国民生活已经比20年以前提高了10倍，依然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他还梦见许多已经被杀害的人们仍然活着，并担任着重要的工作；杀人的刽子手改行作了国营大屠宰场的屠夫，官僚们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另一部分成为医院的看护。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到大型的国营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官员则成了机关、企业中处理日常来信的助理秘书。但这位黄兄一觉醒来，“如像天堂掉到地狱里去一般”。1948年元旦，父亲开始了他的新中国之梦。他在《乾纲重振》一文中写道：“‘世乱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老百姓供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一年后，父亲又写下《新的转捩点》一文，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他热情地预言：“时序更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辉灿烂的新页。”“亚洲各地民族革命，将因中国革命之胜利，而更加蓬勃。整个亚洲大局，将于今年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年之计在于春’，愿从今天起就开始努力。”
许：他是一个理想远大、追求执着的书生，所以，当任何现实的物质利益与他的理想和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
章：他还是选择理想。
许：而且表示得很果断、迅捷，基本没有瞻前顾后和深思熟虑。
章：是的。他的表态从来都是很明确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他会当场表态。这种做法当然会让有些人下不了台，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以外，还跟他曾从事的职业有关。银行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体系，不允许有任何差错，这种职业训练也使他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具有企业家的风格。
许：他在“七君子事件”中的表现以及1948年底的抉择，正是这种明快风格的体现。
章：的确如此。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他的确面临着重大的选择。第一次被捕后保释，法院第二次发了传票，就面临投案不投案的问题。当时宋庆龄阻止他：你去了会有生命危险，后来看也的确如此。他可以不投案，第一是因为人在租界，第二是有很多条件包括宋庆龄的帮助而选择流亡或躲避。但他二话不说，穿上衣服就去投案了。
而1947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父亲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时期，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的宣言，绝大部分是他执笔起草的，再度成为“宣言专家”。与此同时，他把投资和经营的重点放在了香港。他认为香港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都很好，就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即总督府附近做房地产，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已经做到他自己所讲的“资本主义经营达到最高峰”。如果他继续做下去，那可能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可是由于图利生涯同他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底，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是选择理想？还是两头都占着？他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没有任何犹豫。惟一做的就是先辞职，以保护股东、员工的利益。北上后就再也没有关心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房地产由王宽诚接手了。
许：看来，您父亲硬是在困难重重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政治理想上，终身不渝。但这是一条变数很大、布满荆棘的求索之路，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凶险。他为什么要这样？
章：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除了早年的儒家教育以及“五四”科学民主的影响之外，他的社会责任感的第三个来源，就是发展中国经济、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这种理想。任何搞经济的人都不希望社会分裂、打内战，希望有一个廉洁的政府，这是他最为关注的。
许：但他作为中间力量的代表不断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所遇到的困惑、矛盾却是很突出的。
章：是的。抗战期间，他提出“少号召，多建议”，认为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主张不分党派，一致团结抗战，其用意本是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以大局为重，减少摩擦，避免统一战线内部的内耗，但国共两党都不认同这一点。党派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何者为先？从各党的角度讲肯定有各自的看法。
国民党的很多要员与他有关系，当时国民党不是不想用他，他在安徽搞战时财政搞得很好，树了一个好的范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他，提出让他留在“中央”管理经济，但被他当场谢绝了。蒋又动员陈诚、孔祥熙、陈立夫等大员轮番挽留，都未奏效。国民党政权到后期，财政非常困难，金融快要垮了，陈诚建议蒋介石重用他，让他当财政部长，以整顿不景气的经济。老蒋说：我是想用章乃器，但章乃器不为我所用。老蒋在这点上看得是很清楚的。
许：是不是他觉得在国民党政权做事，与他的个性、与他保持独立的人格有冲突。他是不是意识到在那里干的结局不会好？
章：国民党用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像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王云五等人，在国民党那种排斥知识精英和自上而下不透明的政治体制里，个人才华的发挥是很成问题的。王云五如果做一名学者，应该是很成功的，但他不幸干了一任经济部长，发行金圆券，把名声给搞坏了。这实际上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好会毁人啊！
许：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20世纪上半叶，许多热心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提出过主张，具体到您父亲，他的思路是什么？
章：他在4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说当前中国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要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他跟共产党能走到一起来，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三者是中国发展的大患，共产党要除掉这些，他当然要支持。
你知道，父亲是民建的创建者之一。创建这个团体实际上就是为实现他的梦想，这与抗战期间各党派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工商界人士发展民族工业的要求有关。父亲为民建起草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各种文件，希望通过平民的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是“不右倾，不左袒”。一是提出“经济民主”的主张，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二是在推进政治民主上也提出了主张，如提出军队国家化、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等等。
为人谋忠
许：1948年底，在面临除旧布新的伟大时刻，他作出北上的选择，他后来跟您谈过这时的心情吗？
章：他对我谈得不多。不过，从他当时留下的文字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他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他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这说明他是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父亲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新政协会议，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会上第一个公开提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自己的阶级，认为资产阶级一边要积极生产、积累财富，同时要随时准备消灭自己的阶级，他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大同”理想。
许：有人看了他的《七十自述》后说：“章乃器愚忠。”您是怎么看的？
章：我父亲讲，他一辈子都是为人谋忠的。他早年就有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要有中心政治势力，我们要对它多下方剂来促进，有人据此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从这两点来讲，他是认同主流社会或者是政治上的主流势力，愿意跟他们合作，一起为国家服务。这个中间有个选择，就是你这个主导政治力量是不是进步的，是不是能为老百姓做事的，是不是对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利益有作用？是，我就跟你合作，国民党也不是完全不合作。他原来是主张中间路线的，对跟共产党合作，未必是每件事都赞同共产党的，例如在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问题上就是如此。但既然回来，就一定要精诚合作，交给的事情一定要做得最好。1952年8月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后，他保持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本色，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那真是殚精竭虑啊！毛主席、周总理都表扬过他的工作。这是他为人谋忠的一面。
许：“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47年，今天的人们对它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评价，我在大致接触有关的史料后，发现其中许多言论被历史证明是真知灼见，具有超前性。我想，即以您父亲来说，大致应该如此。他获罪的主要观点都有哪些？今天如何认识这些观点？
章：他在“反右”中被批判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今天回顾起来是看得比较远的。他自己的理想也是希望消灭人剥削的人的制度，他后来发表许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时期地位的论述，想给决策者这样一种提示，就是靠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办法改造不了思想。他觉得搞社会主义，不要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的积极性，他们不会造反的，会跟共产党走的。这部分人的学识和管理能力有用，要鼓励他们发挥积极性。我父亲与其他“右派”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他从1950年开始就受批判，一直到1957年。他在“反右”中被批判的主要观点不是发生在“反右”期间，是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的很多批判的延续，这是“右派”中比较特殊的情况。
父亲曾说民建应该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这话的来历是这样的：1955年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访，民建负责接待，父亲是主要的接待人。当时民建就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给英国人看的，父亲介绍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么参政的。毛主席在会见工党代表团时讲，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比你们英国的工人还要进步。当时是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比较好的时期。父亲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是积极的，并不是要抬高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而是说资产阶级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想他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才提出这个概念的。但人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认为公私合营完成后，资产阶级在向我们索要更多的权利，认为他在美化资产阶级。毛泽东先是同意后来又不同意父亲的观点。
许：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已经基本解决了。
章：是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但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争论，毛主席也提出如何界定两面性的问题。在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怎么界定？原来的两面性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形势下产生的。“八大”提出阶级斗争结束了的论断，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如何表述两面性？父亲就认为两面性的内容已经改变，原来的两面性从阶级属性上看大体上消除了，今后就是如何提高思想认识的问题。我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应该有不同的历史界定。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又回到起点：私营企业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现在承认私营企业家是一个“新的阶层”，并修订宪法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是向1954年宪法的表述回归。回过头来看历史，当时吵得面红耳赤、沸沸扬扬的很多话题，现在来看都是极平常的事情。应该承认任何事物都有积极面和消极面，私营企业家也不例外。但是靠制造阶级斗争那一套，肯定是不利于国计民生的。
父亲还撰写了关于“墙”与“沟”的文章，他反对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认为这容易造成群众对党员的误解和党员对自身的误解：群众认为党员特殊，党员也会自认为特殊，其实大家都是人，共产党员所以特殊可能是历史责任更重大一些、品质应该更高尚一些，其他没有可特殊的。他当时说：党员有1200万人，如果1%的党员犯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损失将是多么大！这又是经济学家的思维。现在也仍然存在这种问题。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提出革命领袖在革命阶段说的话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在建设时期，不然就是教条主义了。比如说毛主席讲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但现在做工作就是要像绣花一样地认真细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对敌斗争的手段，取得政权后，改造这些人，还得要有人道主义。到他检讨的时候，还说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本人也犯了一个错误：政协大会曾通过一项决议成立毛泽东大学，后来因毛主席本人不同意而未实行，但自己当时也是举了手的。我很纳闷，哪个“右派”做检查，还说这种事？他居然就说了，这样说实际上还是在提示，他对个人崇拜很有看法。
父亲还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从后来的历史看，他这句话应验了。他还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当年的许多私人企业通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继续经营，公方代表掌握大权后不如私营老板管得好，为什么？一个是老板花的是自己的钱，他要在意；其次是企业家有企业心，讲求效率。此外他说过“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说是剥削，认为是赚取利润到赚取定息的延续；一派说不是剥削，认为已交出生产资料，拿的是固定的收入，同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定息类似于今天的投资基金，今天已没有人认为投资基金是剥削。我父亲认为上述两个说法都不算全面，他提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些观点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
许：您父亲刚直自信，个性极强，不大容易为原则问题迁就，也不善于转圜，这在为人处事上自然是高洁的、令人敬佩的。但在政治生活上却难免受到种种掣肘，遭到有意无意的误解和陷害，这种情况在反右期间表现得似乎更明显一些。
章：是这样的，这也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真实原因。面对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批判和越来越吓人的帽子，面对无中生有的捏造和断章取义的曲解，他却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并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如此强项不屈，批判会没法再开，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1958年1月，他写出了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1月2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他，通知他准备撤销他粮食部长的职务。他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直到被撤职，他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定案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他“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父亲后来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直节虚怀”
许：有人认为您父亲在历史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
章：我曾经说过：“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都与此挂得上。他要不这么为人处事，肯定会一帆风顺，活得很滋润，“文革”中间都不会受冲击。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肯定会在周恩来的保护名单之内。但他要坚持独立思考的个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许：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的时候，他是如何面对和调整的？
章：他的民主宪政理想与共产党1949年后实施的人民民主专政肯定是有距离的。从《共同纲领》这个角度看又是有共识的，1954年又进一步变成一部宪法。父亲非常重视宪法，认为既然大家有了共识，就要遵守，就是要按宪法办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调整。他的所有言论，实际上都是在宪法这个范围之内，认为任何个人、政党的活动都应该是遵守宪法的，所以他提的观点都没有超越宪法的范围，是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他讲的很多意见，现在来看，无非是改良主义的，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希望能够得到纠正。有人找他谈话，他说：你现在让我检查，我只能进行反批评。坚持独立思考，这是他做人的长处和特点，也是其悲剧所在。最后处理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态度。
许：1957年后的章先生孤处于政治权力之外，只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身份，遭受冷落之后闲下来了，这对一位政治抱负远大、事功心理强烈、大半辈子忙碌的政治家来讲，当然是很痛苦的。他是不是很难适应？
章：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还希望5—10年之后再为国家工作10年。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同时，父亲依然在有限的场合参政议政，在政协的会议上搬出许多数字来质疑“大跃进”。他是经济学家，讲话是有根据的，是经得住推敲的，这也是会让人不高兴的事。
许：这个特点在七千人大会后又以批评“三年自然灾害”的方式表现过。
章：的确是这种情况。“七千人大会”之前父亲就开始了对 “大跃进”的批评，后来他又在座谈会上多次批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问题。他还就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出申诉，当朋友劝止他时，他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为此，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3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纯粹因言论而被除名，在当时政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父亲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1949年以来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不幸。
许：他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这样的处分好像对你父亲的个人思想触动不大。
章：他这人承受力还是比较强的。理想主义者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想眼前这些乱事，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反右”时他说自己是“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日常生活中，他对时政也有批评，我那时提醒他小心说话，他很反感。说自己的话可以到大街上去讲。他还做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现在，你们爱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吧。
许：您这样说，使我想到“无知者无畏”这个流行的词，其实，真正有大知的人是更加无畏的。
章：我还想说的是：父亲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5月去世的，他为什么能活下来？1966年8月，年届七旬的父亲受到残酷迫害，被抄家、批斗。当时红卫兵在吉祥戏院有一个“打人集会”，押送来的“牛鬼蛇神”往往有去无回，当场毙命。他在那里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仍靠气功的功力硬顶着。后来有一个民警到戏院向红卫兵要人，说是这个人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当他被送到医院求治时，竟遭拒绝。他挣扎着坐起来，在长椅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他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死？他跟我讲，他求生的念头非常强烈，说我现在不能死，我死了很多事情就说不清了，我必须要说清楚了才能死。他虽然有很多失败，但要有始有终，对历史要有交待！他能活下来，当然与他个人的意志有关。除此之外，就是他练气功，靠气功来调理和治疗被打伤的身体，多年坚持锻炼使他比别人强壮。他与其他知识分子在性格上也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山民的后代，他从小生长在山区，有草根性的一面，与贵族化的、一直过着优裕生活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生存能力很强。
许：您父亲为什么在“文革”初期那样一种环境下花很大精力冒险撰写回忆录？对他来说，写这样的回忆是很痛苦的。
章：他撰写回忆录是有一种机缘的，就是人家找他要外调材料，这样就有了一个合法写作的由头。那时社会上到处“抓叛徒”，外调人员满天飞，兴师动众地调查个人历史。父亲党内外朋友很多，各种外调应接不暇，他便乘机写起了回忆录。由于外调内容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就分为几个历史主题写，复写多份。此时国家动乱，自己年已迟暮，到了不能不写回忆录的时候了。他说：“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太多，自己不写谁写？”我是他回忆录的第一读者，定稿之后总有一份交我保存，其余则分送至亲好友，意在传世。父亲写回忆录坚持两条原则：忠于历史和保护好人。
许：由此说来，他是把这件事当成晚年的头等大事来做的。
章：他要对历史有个交待。
许：我看到您的客厅里挂了“直节虚怀”这四个字，是您父亲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章：“七君子事件”时，有位画家是李公朴的亲戚，画了一幅竹子，到狱中请七君子题字，父亲便书写了这四个字。后来我从那幅画的照片上单独截取下来，“直节虚怀”是指竹节是直的，竹腹是虚空的，就是指要保持做人的正直的气节和虚怀若谷的心态。我现在是拿它当座右铭，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
许：最后一个问题，面对父亲不断追求梦想却坎坷多难的人生，您有什么话想说？
章：我说的还是一句老话，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允许人讲真话的社会。从父亲那一代人的经历来看，社会所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是从说假话开始的，归结到一点，民主呢，就是人民要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变成执政者的行动，变成国家意志或国家行为，而不是反过来，把执政者的某一种意志施予众人，大家都要按这个模式来说话，搞毛主席批评过的“舆论一律”。这样，父亲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坎坷才能成为历史的坐标。
许：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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