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人物研究
[ 2004年第6期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 作者：龚育之 ]
共产党修史，从联共党史起，似乎就是综合论述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种格式，似乎正史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其实，这种格式固然有它的长处，是现代修史、科学地修史所不可缺少的，但不应该用这一种格式来限制修史。中国历史悠久，修史经验丰富。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本纪和列传，是一个个人物的传记，可以说，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没有众多的，鲜活的，生动的，有文采、有故事、有个性的人物传记，历史不就贫乏了吗？不就苍白了吗？不就只剩下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或几次路线斗争了吗？所以，要大大重视和加强党史人物的研究。
那么，何谓党史人物？这是个说来清楚又不大容易说得很清楚的问题。
古史的纪传体，本纪是帝王的传记，这很清楚。当然，项羽，是列入本纪，还是列入列传？司马迁恐怕很费了心思。《史记》把项羽列入本纪，是司马迁自己定的，还是经过审批的？《项羽本纪》，显现了司马迁修史的胆识和文采。
列传是将相的传记，大官的传记，名人的传记。大与不大，名与不名，这界限就不大好掌握，也不知道要经过什么程序。解放以前，大官名人逝世，报上常说，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也不知掌握的是什么标准。我们共产党不讲这一套了。但我们的大官名人死了，什么人见报，什么人不见报，什么人详细报道，什么人简略报道，好像也有一定的规格。不过，这规格对于修党史，写党史人物传，顶多可供参考。如果就按这个规格来定名单，写党史人物，那就很容易，不需要修史者有什么眼光和史识了。
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我们的大官名人，是来自人民群众，联系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的。
所以我主张，党史人物的范围还是放宽一点为好。乔木讲写党史的三个新的态度（对人民斗争的态度，对党外共同奋斗者的态度，对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态度），《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的十二个分篇（领袖篇，先驱篇，英烈篇，模范篇，军事篇，民运篇，隐蔽战线篇，政治经济建设篇，科教篇，文化篇，统一战线篇，国际友人篇），就展现了宽选的方针。
从现在已经写入党史或写了传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还可以再放宽。
一是往多写经济建设人物方面放宽。
道理很简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过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党史上当然就要多写军事政治人物，建国以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政治人物还很重要，但是，党史上就应该多写经济建设人物了。
现在党史上写经济建设，写了许多数字。数字能够说明问题，但总不能见数不见人吧。
现在党史上写经济建设，写了许多事迹。例如：建国之初鞍钢的恢复和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六十年代的大庆油田，六七十年代的尖端工业，七八十年代的宝钢，九十年代的三峡，新世纪的“神五”。《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鞍钢写得稍多一点，宝钢就少写了几笔，陈锦华同志还就此向我提出意见。以后应该写得更充分，更周到。但是，总还是不能见事不见人吧。
的确，经济建设人物不容易写。据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讲中国近代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钢铁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纺织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航运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四个人物”这么一概括，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就给拎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建设、经济建设，无论从规模上，从水平上，从成就上，都是那四个人所代表的事业所根本不可比拟的，我们难道不应该、不能够从中写出四个、十四个、四十个中国共产党搞现代经济建设的代表人物来吗？
近年来，关于两弹一星元勋的宣传，关于神舟五号人物的宣传，比较引人注意，党史人物研究要从这个起点上前进。
二是往多写科教文人物方面放宽。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人物，前面说了，已经开始引起党史界的注意。当然，还要更加引起注意。在这里特别讲一讲还要注意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物。
今年1月25日，温家宝同志亲自前往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看望了两位老同志，一位是薛暮桥，一位是陈翰笙。薛一百岁，陈那天正是一百零八岁生日（茶寿）。这次看望，我以为意义重大。一是尊老，二是尊社会科学，三是尊马克思主义学者。尊一尊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老学者，应该说，现在正是需要的时候。这两位学者，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是说，都是“载入了党的史册”的人物。陈还是写进了邓小平为宋庆龄所致的悼词中的人物。陈、薛写进《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根据乔木所定的编写方针。编写出来送审的稿子，乔木看了，对把这两位学者写进党史还特别表示赞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本新修订的篇幅更大的著作，按乔木的三个新的态度做了许多工作，可惜没有把这两位人物写进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都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著作，不是说，后来写的著作要亦步亦趋照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而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的优点和长处不要忽略了，不要抛弃掉。希望第一卷以后再修订时，能够补上去。
三是政治人物也要放宽。
犯过错误、有过争议的人物写不写？重要的、影响大的还是要写。已经出版的党史人物传中，就有陈独秀。陈算不算“党史人物”，是有过争议的，他后来被开除出党了嘛。但开除出党，不等于从历史上把他抹去，他如果在历史上有地位，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把陈独秀列入党史人物，这带了一个好头。其实，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就说过，将来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党史人物传执行了毛的这个指示。
由此就联想到胡耀邦。不是要把胡耀邦同陈独秀相提并论。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就胡来说胡，胡耀邦从1980年2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1981年6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还有，为英烈写传，要不要也为被错杀的、冤死的中共党员写传呢？精选本军事篇中有先例，为许继慎、段德昌、曾中生立了传，这几位都是在十年内战中被党内错误路线错杀而冤死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杀而冤死的写不写呢？《中国共产党简史》里写到了张志新被错杀，这有胆识有气魄，我很赞成。立传也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同志。
除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这些党史人物外，比较不容易的是怎样写普通人物。我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读〈金凤自述〉》，一篇是《读〈冀朝铸自述〉》，一篇是《读〈张泽石自述〉》，这三位自述者都是我的同学，都有相当特殊的经历，也许都不好算是应该写入党史的人物。对此，我专门写过一段话：“把这篇《读〈金凤自述〉》列为党史札记中的一篇，是不是主张把金凤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
最后讲一个问题，我主张写党史人物眼界要宽，但也不能宽得没有边。提这个问题，不是虚拟的，而是经历了一件事情得出的结论。什么事情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李申同志，给我送来一封信和一摞材料，反映一位打着“周易应用”的招牌算命看相的先生，居然胡吹自己被作为重要人物写进了党史！据这位“预测学家”邵伟华自称，因为他的“突出贡献”，于2001年10月被写进一部党史（风采卷），“这不仅是党中央对我国传统文化《周易》、四柱等信息科学的继承和发扬的关怀与重视，更是对这个行业的代表人物邵伟华先生及他的研究成果的最终肯定。”
我不相信有这等荒唐事，以为不过是邵和吹邵的人的信口开河。交给党史学会的同志去查，先是告诉我查无此书。要求再查，查来了结果：此书确有，而且是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多卷本，但只有中央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卷，都属正规，没有什么《风采卷》，也查不到关于邵伟华的记载。我以为就可以用“查无此书，实属信口胡吹”十个字回答李申了。但又一想，还是再向此书主编问问吧。一问，结果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此书确有一本卷外卷《风采卷》，是答谢这套大型出版物的赞助单位和个人的，不公开发行，只分送赞助者。邵伟华得讯，出一万八千元赞助，还拿出他与党的领导人的合影，编者不察，让他钻了进来。
2002年10月，邵伟华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胜利了！》，说什么这一天是“中央党史编委会”把邵伟华“载入党史一周年”，并建议把这一天定为“《周易》节”！须知，“中央党史编委会”这样的机构是根本没有的！合影照片是很容易伪造和合成的，清末戊戌政变之后，什么人要陷害别人，就到照相馆里把那人的照片同康有为的照片合成在一起，就可以把它当作那人是“康党”的“证据”！何况就是真的合影，本身也不能说明什么。邵伟华是什么人？据他自我介绍：“说白了，就是研究算卦，算命的”。他的事迹，据他自我介绍，就是能算出人的死亡之灾和牢狱之灾，并能为之化解。他的先进性，就是亲自给达官贵人算命，收费很高，贫民百姓来算命，他就介绍给他的徒弟，每次只收六百元！他的著作《周易预测学讲义》、《周易预测例题解》、《四柱预测学》等，经审定被定性为“名为宣传科学，实为卜卦算命，宣扬迷信，社会影响很坏”，并且宣扬到这样荒谬的程度，说什么毛泽东主席领导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依据于周易预测，依据于八卦布阵！因为这个缘故，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出版署曾几次查禁此书和此类书籍。我手头还有一份新闻出版署1995年新出图1300号文件，就是为处理此书对下属新闻出版局的批复。现在邵伟华宣布“我们胜利了”，是对新闻出版署的胜利吗？还是对什么的胜利？
据那部多卷本的党史书的主编告诉我，他并没有看过这本卷外书，这本卷外书也不公开发行，他已叫经手此事的人告诫邵伟华，不得再以这本书作为宣扬自己的资本！
我是收到李申的揭发信才去请人调查的。除了把查来的结果告诉李申之外，我还能同他说什么呢？只好说：“党史人物编纂，谁交钱谁就能列名，此风若渐，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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