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王森然身边的日子
[ 2004年第6期 在父亲王森然身边的日子 作者：王润琴 ]
童时的记忆
在我小的时候，很少见到父亲，他整年不在家，当时是在直隶保定教书，后来嫁给田汉的安娥、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张苏的夫人齐树容都是他那时的学生。武昌起义爆发，他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并不让他的大妹妹裹小脚，还送她到定州城里去读书，大姑多次偷着跑回家，常常把脚再裹上，当时女人不裹脚是让人耻笑的，而且会嫁不出去。那是父亲在当时对封建社会的最早冲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专门接见了父亲。
父亲很喜欢我，记得六岁那年，就让我跟着两个姑姑上了定州城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的幼儿园。五四运动后的很长时间父亲辗转在北方各地教书，那时他和邓中夏、何孟雄一起投入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和革命工作，因而遭到北洋军阀头目曹锟的通缉，被迫避往北京大学，受到李大钊的掩护，并结识杜斌丞，与李子洲、魏野畴先后往陕北榆林，刘志丹是他在榆林中学所教的学生，刘澜涛谈到父亲说：“尤其令我追念的是，王森然同志也是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启蒙作用的师表，其实他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陕北的范围。”父亲后来到山东一师任教，教国文专修科国语教学法课程，山东第一师范也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李广田、邓广铭、臧克家都是当时的进步学生。父亲在该校任教期间，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支持学生“五卅罢课”，大大壮大并发展了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因为革命浪潮猛烈冲击着军阀统治，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祸根”，因此又遭到张宗昌的通缉，便由蔡和森介绍，与蒋听松到绥远，仍为军阀蒋鸿煜捉拿，最后被迫来到北京。
父亲任教于文化大学和四存中学的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听课，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就开始于这个时期。我家就在离北大不远的骑河楼公寓居住，后又搬到附近胡同里一个叫做慧兴寺的尼姑庵内，是个很安静的院子。那时我在张雪门主持的孔德学校上小学，一直受到奶奶的照顾，还是很少能见到父亲，早晨我起床他走了；晚上我上床，他还没到家；他白天忙着上课，夜里不停地写文章。回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里，我家来往的人很多，至今印象仍很深的有胡也频、蒋冰之（丁玲）、于赓虞、焦菊隐、许超远、沈从文等等，他们经常在深夜里，谈论国家大事和文学艺术，常常争论不休。那个时期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差不多每天吃完晚饭，父亲都还没有回来，胡也频叔叔和蒋姑姑就带我到骑河楼东口的北河沿散步，等着父亲，蒋姑姑特别喜欢我，总是紧紧地搂着我，一路上他们谈论着我听不太懂的事情。这样的温情每想起如今仍历历在目，永远难忘。尽管在以后几十年的时光中，包括父亲的晚年，都只忆及胡也频，很少提起丁玲。
把生命放在极限上的父亲
1926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接办了天津《大公报》，父亲在北京师范教课期间，受聘为《大公报·艺术周刊》的主编，父亲在为创刊号撰《本刊缘起与宗旨》中写道：“本刊最要紧的宗旨，是从根本上去整理，切切实实地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把高尚的、优美的提倡起来，使一般人确实知道真善美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把卑劣的、丑恶的消弭下去，不使他们遗毒社会，堕落人心，引导公众的眼光到高尚的道路上去。”在同一个时期，父亲还创办了《摸索》杂志，不久又为《世界日报》主办《骆驼》文艺副刊。通过这些文学和艺术的园地，他不仅仅宣传革命文艺思想，也发现培养了不少爱国青年和文学艺术人才，如最早开创以毛笔写生描写劳动人民生活为内容而擅长画农民和驴的赵望云。当时，赵随舅父学徒，生活很苦，父亲让他在我家居住，边指导他用国画写意方法描写农村穷苦人民的现实生活，边给他阅读进步书刊，并在《大公报·艺术周刊》上陆续介绍他的作品，还特意给他写了《群众画家赵望云》等具有品评和指导意义的文章，这样，再加上他自己的刻苦努力而慢慢有了成就和名气。此时我家在北师附近端王府夹道居住，后又一度搬到护国寺对面的宝禅寺，直到1930至1931年间才买了前车胡同北下洼子的房子而安定下来。
当今讨论李苦禅的艺术定位时，美术理论家李松认为，“李苦禅当时处于一种文化艺术圈内：蔡元培、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还有王森然、潘天寿、赵望云——他们是在直接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苦禅先生就属于这个圈中的一位艺术家。”就在那个时期，李苦禅因常来我家，很快与赵成了朋友。那时父亲曾在《艺术周刊》主办他俩的专页画刊，介绍宣传他俩的绘画艺术，后来父亲又专写了《画家李苦禅》等系列评论。因此，李的成就也不可排除父亲心血的浇灌。
1928年7月7日的《大公报·艺术周刊》，有父亲以我的名字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
新文化运动之后，谁都承认吧！在枯脊的中国荒原里，播上完好的种子，而渐能结起繁茂的枝叶的，当然是绘画与文学了。我们应当一齐呐喊，高唱绘画革命以援助他们不？到过去年中西画展览场的，李君苦禅名字之外，还记得一位赵望云吗？他并不灰心，依然勇往直前地走，同李苦禅、侯子步连结起来，从事于新的中国画的创作。所谓新的中国画，即是把中西艺术的真精神融合一起，新中国画才将出枝叶，要想它开灿烂之花、园美之实，则全在望云与苦禅几位新艺术家之刻苦努力。好在他们都在壮盛之年，都有同样改革国画的抱负，只要不畏威武的气焰，奋勇直前，什么能作他们的梗阻？绘画革命！新的中国画连连出现！我们有厚望于望云与苦禅！
1927年的夏天，蔡元培在与父亲的通信中，建议父亲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样，1928年父亲以《明堂制度考》为论文，考取了京师大学国文研究馆史学组研究生。1929年，京师大学恢复北京大学校名时，蔡元培曾再被任命为校长，虽然他此后并未北上到任。
就在那个较长的日子里，父亲已经担任着河北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蒙藏学院多所高等学校的教授，经常忙于各种关于文学革命和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讲座，由于他当时的社会影响，又应邀相继为京华美专、王悦之创办的美术学院讲授艺术概论等理论课程，继而创办了华北大学艺术专修科，并任主任。
那个时期我的家更热闹了，除了赵、李两位常住客，至今能记起的还有王悦之、王雪涛、王青芳、胡佩衡、邱石冥、侯子步、萧松人等常来常往，这些人来了，不是铺纸泼墨即兴创作，就是临时抓个话题，变成了时事论坛。我一生不忘的是，这些叔叔伯伯们来了之后，不是个个聚精会神的作画而鸦雀无声，像没有一个人似的；就是交相高谈阔论，一片喊声、笑声，像要冲破屋顶一般。特别是苦禅叔那次用奶奶絮被子的棉花即兴泼墨，在窗户纸上先画了几个大荷叶，然后用毛笔画上荷花和一只小鸟，真是惟妙惟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此外，无法忘怀的是，父亲除很早把奶奶和我接了出来，又陆续把我的四个姑姑送到大学读书，再后又将早去世的两个叔父的四个孩子和我的妹妹也接来上学，这是多大的负担啊！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人教书、写文章来养活，真是太辛苦、太不容易了！华北大学艺术系的创办，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父亲接受了大批的东北流亡学生，把父亲称为“恩师”的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张启仁，当时就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穷学生，他自己回忆往事的时候说，他不但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而且更是父亲出钱把他送到延安抗大去的。后来在文革前办学非常困难的一段很长的极左日子里，张启仁从鲁迅美术学院调来中央美院主持工作，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决策，给予了很多对正义的支持。
回忆起一个世纪中非常有限的可利用时光里，父亲都把生命放在极限上，父亲的一生是多么辛苦的一生，又是多么让人敬佩的一生！分别了已经二十年的父亲，让我深刻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宝贵。今天，父亲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繁荣富强了，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安慰和幸福的，更会忘却那些痛苦和折磨的；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永久的怀念，更有他对祖国、对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与奉献。
心底的伊甸园
我家在北京居住了近四十年的房子，是父亲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世界妇女运动大系》和《印度革命与甘地》几本书的稿费和蔡元培先生的资助购买的，坐落在西四北平安里北下洼子二号。
院门是两扇棕红大门，走进门洞右手一间为门房，隔着门洞连接着与之一体的两间西房，门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琴室”，那是我小时居住过的，连同南面厨房，构成一个小长方院子，我们称之为前院，前院一片竹林，走进竹林半遮的月亮门，北屋正房的山墙下，有父亲种植的无数悬垂着的圆圆的栝楼，每天与家人微笑着，迎接着来往的客人；绕进去是个大四合院，北房五间、西房两间、东房两间，院子的东南角有南房小三间，穿过南房又有个小后院，在小后院中看这南房反而成了北房，正门和窗子都是向南的，小院中有满墙攀援的山药豆，东西对称有两个小杂物间，出小院便是东屋背后、院落最深处的冗长夹道，经过这条夹道又可通回大四合院。
院内最主要的五间北房是父亲的书房，围着墙满满的都是书架，中间还有横着的好几行，书架的格局是和图书馆一样的摆法。当时进步书刊、中外名著很多，我很小就读了冰心的《繁星》、爱罗先珂和安徒生的童话、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易卜生的《娜拉》、都德的《最后一课》、高尔基的《母亲》和泰戈尔的诗。东屋则存满了从创刊号就开始的《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月刊》和《大公报》的逐月合订本等等。这些书刊，一直影响着我的成长，我是多么热爱这个充满精神食粮的大粮仓。
日本鬼子来了，我家不得不把进步书刊统统埋在家中各处地下，表面上只剩下古线装书和古画。虽然躲避过日本侵华的灾难，却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不但将满屋的古画古书全部抄走，还有一些极有价值的照片也荡然无存了。
我家所存仅齐白石送给父亲的带款作品90余帧，白石老人题父亲作品75帧，赵望云、李苦禅、王雪涛等人他们自己所没有的千余幅佳作——多是他们在我家十几年中即兴之作，父亲几十年收藏的唐宋以来的艺术珍品，直至扬州八怪、八大山人和吴昌硕、陈师曾的珍贵卷轴、册页，更有宋版《南华经》、明版《群芳谱》、古本《三坟》，数以万计的文物和图书，都是国宝啊，对考古界非常重要的三叶贝化石、龟板甲骨断片也全都抄走了！当时，仅被捣毁的父亲的几百块名贵石章的残块和被砸碎的数百张百代公司唱片的断片，撒落在三条胡同里，成为不堪回首的一片狼藉。那时父亲心中的痛楚和失落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屋内堆满的书籍、资料和工艺、美术品，均因地制宜地布置得充满诗情画意，他亲手栽培的花草也盆盆透露着主人热爱生命的博大胸怀，屋内的一切，均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美、一种崇高的情趣、一种炽热的追求，这一切，深深印在我心里，让我终生牢记，难以忘怀。
文革遭难后的父亲曾诗记“老眼昏花懒读书，闲来摹画板桥竹；我也有家深竹里，未识明公记得不？”指的就是我幼时居住过的“琴室”门前的那片竹林。如今我虽然已经87岁，但每想起父亲那迷人的书房和他亲手种植的伴我成长的庭院林木，依然是我一生中最甜美的心底的伊甸园。
一张明信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当时在北平国立艺专读书的我还差一年毕业，艺专为续办下去，一次次通知同学去报到，我坚决不去，随时准备离开北平去参加抗日工作。当时和一个小时候很要好的朋友赵晓镜经常偷偷联系，准备好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小箱子，等待时机和她一同出去。父亲此时在天津女师教书，每次回家给我留有作业，读的书要有读书笔记，每天要书写魏碑《龙门二十品》一篇。此时我家的进步书刊大部埋在院里，怕日本鬼子搜查。我非常喜欢我的读书笔记，因为父亲在每一页上都留有用红毛笔写下的批语和挂满行间的红圈圈，几十年来，我一直留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焚毁，我是多么的惋惜和怅然啊！
如今我尚记忆的批语有：
今日能做的事决不要推至明日。
自己能做的事，决不要麻烦别人。
要气度高雅，但是不能骄傲自负。
要坚定，但是不能固执己见。
要坚决果断，但不能顽固不化。
山因风雨而朗润，梅因霜雪而傲然，荷因淤泥而高洁，人因遗憾而多彩。
你能赠送给别人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一个良好的榜样。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
“胜人者有力也，自强者，强也，知足者，富也。”
我能记得和影响我成长的语句也仅这一点了。“逝者如斯夫”，时间是无情的，它冲走了多少人间美好的东西啊！
有一次，父亲临去天津，将一个仅有的存折给了我，支持我离开北平，任我去找自己选择的出路，存折共70元，这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是父亲的多少心血呀！
不久，我又接到在艺专与我最要好的同学张瑞芳的信，她也离开北平了。
接到瑞芳的信，我的热血沸腾了，恨不能和她一起同行。因此，更坚定了我走的信念和决心，心想或去南迁湖南沅陵的艺专，或想办法参加抗日工作，总之，一定要离开北平。
1938年我与赵晓镜和她的一个亲戚一同离开北平，到天津乘船去上海，又辗转艰难地到了武汉，此时，武汉已告吃紧，便在湖北的老河口参加了战地服务团。
离开天津前，到天津女师去向父亲告别，亲情难舍……嘱咐路上一定要小心，临行交给我一张明信片，我含着泪匆匆地去上船了。
明信片上密密麻麻写着：
芹，
你初次出门，要处处小心。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上的高松，那就去当棵山谷里的小树吧，但一定要当棵溪边最好的小树。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那就当一丛小灌木，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小灌木，那就当一片小草地。
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就当一颗小星吧！决定你的不是你尺寸的大小，而在立志做一个最好的你！
奶奶想你！我记挂你！
这张明信片一直陪伴我走过茫茫的人生，但就这点足以成为我灵魂深处的无尽的资源，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夺去了！
眼中的话语
让我永远难忘、常常心酸和内疚的一件往事，“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家先后被“抄”八次，北房5间满满的书画荡然无存，后来父亲在诗中自述“四壁萧然，满目皆空”，不久大四合院的住房被强行占用，父亲被赶到隔院那家一间十几平米的破屋居住，接踵而来的是在美术学院的关押，解除关押之后，便是在居住地强制劳动，任何人均不准和他来往，每月只给七元钱的生活费，生计陷于绝境。当时父亲的住处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每当我从和平里家中坐13路公共汽车到北京四中上班的厂桥车站时，经常看见父亲拄着拐杖，穿着一身旧蓝制服站在车站的路口深情地望着我。因地处我任教的四中和父亲的居住点多有相识之人，不敢招呼更不敢说话。多次，我故意走过去又走过来，让彼此多看上几眼，他有时也装不相识地走过去；我虽有时特意擦肩而过，将一张10元钞票塞到他手里，但仍不敢说一句话，连一声“爹”也不敢叫。历史的河流啊！长流不息，流的是我深沉的思念和无尽的哀伤！
我永远难忘这无数次刹那间的深深的亲情……
也永远难忘父亲当时的身影和他眼中的话语……永远难忘……永远难忘………
我父亲出生于《马关条约》签订的1895年8月18日，逝世于1984年的清明日，今年清明节是父亲逝世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的5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父亲的逝世纪念会上，习仲勋说：“王森然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在新文化传播、教育学、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语言文字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史学教育、艺术教育、美术理论研究和国画创作诸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业绩，不仅表现在文字上、言论上，更重要的是传播在青年中的进步影响和革命意识。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遭到了惨重的迫害，但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由衷之情没有丝毫的改变。”王任重说：“王森然教授是我国最早接受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地投身‘五四’、‘五卅’等我国现代史上的历次重大革命运动，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森然教授的逝世是这位巨人生命的终结，但他的名字将千古流传。”
父亲临终，将他贫苦一生的全部积蓄捐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除给他奔波付出过而至今仍贫困的陕北、河北老区办学以外，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捐助了奖学基金，90岁病中的父亲在遗言中写到：
中国学术处于大改革之前夜，东方固有文化已渐不为青年所重，西风东来，利多害少，以长避短，唯在本体之强。汉有丝绸之路，唐有佛教文化，皆为我民族文化所囿，而不受制于外族，蒙古女贞文化薄弱，入主中原，反为汉文化同化，史鉴殷殷，不可不知也。余寄望于来者，总结中华文化之精华，随时代之发展与社会之变革，从而创造继承传统不断更新之现代中国文明，立于世界前列而无愧，前景灿然，为之雀跃哉。
文化范围至广，人生有限，皓首穷一艺，非天才勤奋兼美者无所成。美术青年之多空前，美术史、论至关重要，治此学者极少，惊人著作尚称罕见，有愧于数千文明。昔年有志于此，颠顿荒忽，岁月蹉跎，悔之晚矣，“文革”十载，水深火热，个人损失，沧海一粟，殊不足道。余行年九十，朝不虑夕，清苦半生，奔波一世，学无所成，至庸至愚。森然一身一家，皆吾土吾民所哺育，祖国不强，个人绝无出路矣！愿以余之部分稿费及生活节蓄，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奖学金，每年奖励学生史论著述一二篇，积积以年，必有英才脱颖而出。治学与得奖本系风马牛，著作乃对社会负责，而非为微利也。森然之所以愿尽蚁力者，为大时代推波助澜而已。
近百年来美术家夥颐，身后或荣或枯，后人考证，史料奇少，下笔艰难。确有掌故，继往开来，翔实而有卓识之作，当优先授奖。以上管见，未必有当，明者晒而教之，感德无涯。
1987年8月1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241号文件，中央美术学院正式将父亲的捐赠设为“王森然美术史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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