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台湾的“文斗”志士
[ 2004年第6期 日据时期台湾的“文斗”志士 作者：钟兆云 ]
1895年日本侵略者强行割占台湾，遭到台湾爱国军民的殊死抵抗，自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以下，共有3.2万余众伤亡（其中阵亡4642人），几占其所投兵力的一半。在11月28日，日本接收台湾全权大员、驻台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宣称“全台已完全平定”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台岛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声浪从未停止，数百万台湾人民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在不见硝烟的“文斗”战场上，一批社会贤达、文化名人，以自己的方式为弘扬民族精神、保持民族文化进行着不懈的抗争。成绩卓著者，有林献堂、连横、蒋渭水、赖和等人。
一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殖民当局开展“大扫除”，台湾武装抗日斗争转入低潮之际，出身台中雾峰望族、久有抗日志的林献堂决心以“文”抗日，开展以“反同化”为旗帜的非武力斗争，在其居家莱园组织起栎社。作为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的第一个诗社，栎社在保存祖国文化、培养民族气节、教育子孙后代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说：“我入栎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当此时，台湾各地诗社、文社皆以莱园栎社马首是瞻，尊称林献堂为“迷惘年代的掌灯人”。
1907年，26岁的林献堂在日本奈良结识因戊戌政变而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在这么个特定的时空里，台湾的进步青年和来自祖国的优秀分子发抒了共同的感叹，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割台后两岸情感的痛苦和挣扎。
1911年2月，梁启超应邀访台，曾住林献堂莱园五桂楼中，并写下《莱园杂咏》十首，使莱园更增声价。梁启超在林献堂、连横等陪同下到台湾诸地参观，深为台湾同胞的爱国情怀所感动。还在日本时，梁启超就曾游经马关，对着马关就想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澎的恨事，他写下了“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的诗句，用以表达一腔悲愤。
当台湾的爱国遗老为梁启超设宴洗尘时，他始终被一种爱国爱民的悲愤所笼罩，当场挥毫两诗。其一云：“樽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其二云：“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真是凝成血泪而情见于诗，其中“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流露出他以民族大义与台湾父老相期勉，至于“对面长歌哭古人”中的古人，指的就是抗夷保台不脱祖国版图的千古英雄郑成功。
旅台期间，梁启超还专门改编了十首台湾民歌（他后来名其《台湾竹枝词》，在小序中，公然申明是为“遗黎写哀”），其中一首为：“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此诗从表面看是妻子思郎之作，但深层却寓含着台湾同胞思念祖国之情，蕴含着吁请祖国不要忘记他们的大声呼喊。
梁启超浓烈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着林献堂、连横等爱国绅士。和林献堂一样，连横也是出身台湾望族，其祖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漳州府移来，世代经商，家业迭兴。日本侵台后，连家的“芳兰号”烟铺及水田被强行征收，连氏家族迁台六代经营所得，就此毁于一旦。连横少好读书，稍长即有反清爱国思想。出于对殖民统治的憎恨，连横发起成立古诗社“南社”，与林献堂的栎社相互唱和。日俄战争爆发，他携眷离台赴厦门，与友人合作创办《福建日日新日报》，并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所往来。但他实在难舍祖辈的坟茔之地，于是仍在海峡两岸来回穿梭。
梁启超离台后，作为台湾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和改良主义领袖的林献堂，就一直没有沉默过。在他发动下，莱园栎社同人和台湾绅民集资18万元，创办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以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日人矢内原忠雄曾为此惊呼：“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1914年12月，日本自由主义者、明治维新的功臣伯爵板垣退助来台成立“台湾同化会”。林献堂等一批改良派和知识分子，误以为日本当局真的把台湾人看作是自己的同胞了，于是纷纷加入。林献堂因出会费最多而做了“台湾同化会”的领导人，他天真地向日本当局争起台湾的待遇来，并不断提出一些社会政治改良的主张。事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不久，这个“同化会”就被日本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下令解散。接着，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面临停办，栎社的活动也日益维艰（后在该社基础上另建起台湾文社），林献堂以梁启超当年“切勿轻举妄动，避免无谓牺牲”的教导为信条，乃暂居日本。
从大陆复归台湾的连横见此情状，心怀愤恨。为反抗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打破殖民者篡改台湾历史、甚至重新捏塑台胞灵魂的阴谋，他决定撰写《台湾通史》，保存祖国文化，使今人后世不忘台湾历史。由于他一向注意搜集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史料，在民国初年又曾被延入清史馆，有机会接触到重要史实，在台湾士子中最具备写此通史的条件。他竟日埋头书房，为台湾这个岛屿的本质、真相而废寝忘食地钻研，痛哭流涕地反思。经5年呕心沥血，终于在1920年出版煌煌巨著《台湾通史》。此书上溯隋朝，下至甲午，涉及近千余年之史事，在台湾文献史的地位甚高。
二
当连横给世人留下如此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因而成为台湾的一代名儒、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时，林献堂等人也在痛苦中思索和寻找前进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间出现了“国际联盟”这一组织。对于刚从猛烈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而言，无不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成立而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亚洲，从事政治运动的台湾知识分子也深切地感觉到了这股时局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他们满怀期望一个“新世界”，一向遭受凌虐的弱小民族必会享得和平、自由与平等。出于乐观的看法，他们发起了一连串要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
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的林献堂，应运组织起了新民会，其最初宗旨便是谋求台湾的自治。但林献堂考虑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势必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招致严苛镇压，对台湾的民族解放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所以新民会的政治运动重点，就放在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台湾人和日本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林献堂几经斟酌，决定进行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于是，新民会通过《台湾青年》等刊物，掀起了要求废止对台湾人歧视的法律，要求建立“台湾议会”，允许台湾人参政。1921年2月，林献堂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向日本第44次帝国议会提交了请愿书。此举点燃了台湾近代政治文化启蒙运动的火把，自此以降至1934年，一共发起了15次此项请愿运动。
面对台湾爱国民众从“不法”的武装抵抗有声有色地走到“合法”的民族运动，日本政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的民权原则，剥夺台湾人的参政权明显是违宪行为，何况日本不少学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积极支持台湾人的“民权运动”。林献堂发动第一次请愿运动后，日本在台湾的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虽然没有同意建立“台湾议会”，但为了敷衍这些改良主义的绅士们，还是设置了一个“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亲任会长，特聘林献堂等9名新民会骨干为“评议员”，对总督的政务进行监督评议。殖民当局原想以“御用文人”的高官厚禄方式，来收买林献堂等人，使他们自愿停止民权运动。谁知林献堂并不买账，依然积极领导和参与民权运动，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合法抵抗”。在与殖民当局接触时，林献堂既不唯唯诺诺，也不说日本话，而是带着秘书当翻译，他不高兴时照样骂日本人“马鹿野郎”（日本语，马鹿指憨呆之意）。
1921年10月，林献堂又联合台北大安医院开业医师蒋渭水和蔡培火等各阶层进步分子，在台北静修女学校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名，主要为台湾医专、台北师范、高等农校等校学生，也有林献堂家乡台中一带居民。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青年杂志社并称为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三大主力。在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性质的文化团体的影响下，台湾各地青年纷纷成立读书会等文化团体。台湾总督府对林献堂恼羞成怒，1922年罢免了他的“评议员”职务。在殖民当局强大的压力下，林献堂只好宣布退出议会设置运动。
蒋渭水的骨头似乎更硬一些。1923年1月，因不满林献堂等人“变节”，蒋渭水本着对改造台湾社会的信心与热情，出面发起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但在台北召开成立大会时，遭日警驱散。于是，蒋渭水亲往东京，重建“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在台湾设立支部，台湾总督认为“此为非法组织反日团体”。这年底当蒋渭水回台湾率众请愿时，殖民警察以扰乱治安罪将他们逮捕。台湾人民和部分支持台湾民权运动的日本人，在法庭上与殖民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庭斗争。消息传出，厦门大学学生李思祯（台湾嘉义人）以所创“台湾尚志社”名义，召开在厦台湾学生大会，并作宣言书，寄送于台湾、东京及国内各地。
看到各地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殖民当局为平息事端，只好下令法院释放大部分被捕者，对蒋渭水等首领只判了4个月的象征性监禁。
在蒋渭水等人被捕期间，林献堂又再度出面，领导请愿运动。《台湾民报》也配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在一篇题为《社会改造和我们的使命》的社论中，把欧战前后的变动比作“世界有史以来的大地震”，文中指出：“回顾我们的台湾，虽然是绝海孤悬的小岛，当此世界的黎明期，难道无一点刺激？……对于这样世界的大变动，好像服了觉醒剂一般，对于从来的信仰希望以及思想制度，颇受反抗的暗示”。文末更以“充实我们的智识，俾使顺应世界潮流”相号召。
相隔不久，1925年3月21日，《台湾民报》又发表社论，说：
原来时代的潮流是一种很普遍很伟大的东西，无论什么山间僻处海外孤岛，时势的势力都会普及得到。……台湾虽是孤悬海外的小岛，难道解放的钟声就唤不醒岛人的迷梦吗？所以这几年来，受潮流的激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等也渐渐发生起来了。
为了“以台制台”，和林献堂等人及所领导的请愿运动和台湾文化协会相对抗，1923年11月，日本第九任台湾总督内田嘉吉任命汉奸辜显荣创设“台湾公益会”。
辜显荣挖空心思以讨殖民当局的欢心。1924年底，他特地邀请在日本讲学名动公卿的宗亲、享誉世界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来台“教化事业”。台湾虽已由日本统治了近30个年头，但辜鸿铭仍觉这还是中国的土地，所以一到这里，便宣扬孔孟之道和他所持的中国文化救世说，一时成为台湾新旧文学之争两派交攻的目标。连横亲自在《台湾诗萃》上发表赞赏文章，对辜来台讲学表示热烈欢迎，张我军等一批主张新文化的台湾青年，则陆续刊发了不少讨辜檄文。
辜显荣劝辜鸿铭安心留在台湾，还说“宁为太平狗，勿为乱世民”。辜鸿铭斥之为“混账话”，愤然表示：“在异族统治下，不管怎样，千万要对得起良知，时刻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这话留在了辜显荣记忆深处，留在了辜振甫（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现为海基会董事长）等台湾辜氏家庭的后人心里。
日本新任总督伊泽多喜男还未看到内田嘉吉下令开办的“台湾公益会”收到什么成效，就得知台北爱国人士200余人集会议决重建被殖民当局毁坏的孔庙。虽然台北孔庙直到1939年才最后竣工，但开工之后不久，便有台北民间组织的“崇圣会”在此举行祭孔大典。当殖民当局野蛮摧残台湾各族文化之时，台北孔庙却成了台民反抗外来文化侵略、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大集会场所。
随着革命的深入，由不同阶级出身和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台湾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却发生了分裂，分化为三股不同的力量：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他们仍然顽固地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采取叩头请愿的方式，希望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的“地方自治”；左翼以王敏川、连温卿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坚决主张在台湾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彷徨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
1927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召开第一次全台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分裂，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脱离出走，另行组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台湾民众党，正式作为台湾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台湾文化协会（新文协）在左派人物王敏川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毫不屈服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勇敢无畏地传播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意识。新文协会员有的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有的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切实行动，体现了对祖国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台湾文化协会”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明确：台湾的“主体”就是中华文化，“台湾文化协会”坚持和弘扬的“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如果说这是“本土化”，其实质就是“去日本化”。殖民当局对新文协的行动感到恐慌，不断进行干涉和破坏，并将王敏川等人逮捕。
也是1927年，因大陆内乱，原台湾文化协会会员连横又迁回到了台湾。在大陆期间，他结识了革命党人张继、章炳麟等人，并经张继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回台湾后，连横即在台中参加了林献堂主持的汉文教学班，为教育后学而尽心血。1928年，为抗议日本人禁台人使用闽南语，连横又与人合作创办“雅堂书局”（连横字雅堂），只卖汉文书，不卖日文书，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
作为对日本殖民当局充满幻想的改良主义分子，林献堂虽然有着局限性，但他的一系列活动，对提高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他和蒋渭水等发起建立的台湾民众党，提出了“对内唤起全台湾人民的总动员，对外联络世界弱小民族及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奋斗”。以此为契机，日据时期的台湾文教战线并不寂寞，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以各种形式与殖民当局展开斗争，奏响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号。
但随着台湾民众党的日益“左倾”，却引发了林献堂、蔡培火等改良主义者的不满，终于在1930年8月脱离，创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要求“在不抵触日本宪法之范围内”、“实施完全之地方自治”。次年2月，日本总督府强行将民众党取缔，早已被视为眼中钉的台湾文化协会也随之被取缔。“台湾文化协会”虽然只存在10年时间，但对台湾社会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感召了许许多多的台湾民众。
1931年8月，就在台湾民众党和台湾文化协会相继被取消后不久，蒋渭水去世。这位有着台湾“圣雄甘地”之誉的医生，临终还就此发表声明，不忘告诉自己的同志：“台湾人的解放，不可能单靠知识阶级及有产阶级完成之。全台湾人的自由，必俟工人、农民、无产市民奋战。惟其如是，方能获取解放运动之完善结果。”
三
1931年9月，日本悍然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在台湾宣传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作了大量欺骗台湾民众的宣传。事变的第三天，该报的四个版面尽是有关东北战情的报道，大小标题反映的重点无非是：“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节节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日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系“自卫还击”，“师出有名”。此后的宣传更是连篇累牍：什么“防止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等，不一而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听收音机和看国际媒体，成了林献堂仰赖的讯息来源。作为富家人，他自家拥有收音机，不要像穷苦人要从公众的广播塔听消息，那样的广播塔，和《台湾日日新报》一样，都是殖民当局的宣传管道。
当时欧洲各国报刊，如瑞士《日内瓦报》、《地方导报》、美国《纽约世界电讯》等，均在报道中直接对日本“侵略有理”的宣传提出质疑，并隐约传达出日本人掩耳盗铃的伎俩。林献堂这位有反省力的台籍爱国绅士，身在曹营，虽然有时也难免与殖民者虚与委蛇，但仍旧深藏着一颗作为中国人的朴素的心。他对日本蓄意发动这场与祖国间的战争深表气愤，为了让台湾民众能接受到可靠的战争讯息，他以《台湾新民报》社长身份，联合该报各股东，商定要让这份发行五六万份的汉文报纸，“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
于是乎，《台湾新民报》就“九一八”事变发出了与殖民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以及称日军不称“皇军”和“我军”，还有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明显可看出该报“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日本高压的统治下，《台湾新民报》“甘冒大不韪”的做法显得极其可贵。曾任该报股东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九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为不侮辱祖国，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该报还经常刊登直接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战争后果的言论。
《台湾新民报》真正反映了台湾人的心声，不仅为台籍知识精英所依赖，还成了台湾民众的“喉咙”。为了让这“喉咙”失声，殖民当局一方面对《新民报》大行拉拢手段，一方面也更加扩大了宣传渠道，除收音机、报纸之外，还利用影片在街坊、学校等处巡回放映。总督府作如此欺骗宣传不够，为防止台湾民众站在中国大陆那头，还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严令。
看到台湾民众“合法”的民权运动差不多就此画上了句号，连横悲愤之余，乃让独子连震东赴上海，投奔国民党元老张继。他在给张继的信中说：“……弟仅此子，雅不欲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对国之忧心，对儿之期望，跃然纸上。
四
1934年，日本政府为准备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提出所谓台湾“自治改革案”，以收买以林献堂等为代表的台湾上层分子。还拟成立各州“国防议会”，以“政府人民团结”的口号，诱惑台民入会，以图把台湾建成日本的“国防第一线”。为此，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亲王和海军元帅黎本宫亲王双双来台，鼓励所谓“国防第一线运动”，并为台湾“国防议会”联合会总部举行成立典礼。
消息传出，台湾爱国民众同声讨伐。在“合法”的民权运动遭受扼制之时，他们决心以非常手段破坏这次“国防议会”成立大会。9月29日，即“国防议会”联合会总部成立前两天，青年工人郑清水只身潜入日本基隆警察署，埋下炸弹，炸毁了部分建筑物，并炸伤多名日警。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爆炸事件，殖民当局十分恐慌，台湾第十六任总督中川健藏一面下令封锁消息，一面布置搜索。郑清水在杀伤追捕的日警后，毅然剖腹自杀，年仅21岁。
10月，东港乌龙23岁的青年杨万宝，为反抗殖民当局把台湾变成“国防第一线”，杀死日警，被俘关押后仍与看守搏斗，越狱逃出。日本出动数千名警察和团丁，漫山遍野搜捕，毫无收获。这位勇敢无畏的青年后来病死于山中。同月，台湾紫云寺道士曾宗组织“众友会”起义，失败后会员427人被捕……
这些新一轮的“暴乱”，使殖民当局惊恐之余，加紧了对台民思想、行为的控制。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的日本台湾总督中川健藏，情知民主法律为敌掌握并利用的危害性，乃勒令林献堂停止他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从1921年1月开始到1934年9月结束，前后共组织请愿15次。虽然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采取的是叩头请愿的和平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情绪和要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启蒙尚未蓬勃开展之前，这项运动点燃了台湾近代政治文化启蒙的火把，对提高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连横既反对台湾成为日本的“国防第一线”，更不愿看到和平请愿也遭殖民当局扼杀的局面，于是他再次从日本控制下的台湾迁回大陆，定居上海。1936年6月，连横因肝癌在上海病逝。2个月后，其孙连战（现为台湾国民党主席）在西安出世。在孙子未出生前，连横便遗言子媳：“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这就是“连战”名字的来历。
身为历史学家的连横真是先知先觉了，如他所料的那样，1937年，日本挑起了“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由此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台湾殖民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强令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强化对台湾的法西斯统治，以防“叛变”。在其推行的所谓“皇民化运动”中，文教界尤其受到箝制，不要说《台湾新民报》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均遭停刊，连中文都严禁使用。
高压政策下，一批爱国文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处身“地下状态”仍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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