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金声巍巍其人
[ 2004年第6期 铁骨金声 巍巍其人 作者：赵淮青 ]
青岛岁月
吕荧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坛上一位享有很高声誉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1950年初秋，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奉调辞别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前往济南出任山东省文联主席。接替他担任文史系主任的是刚从大连来的吕荧先生，当王先生在他主持的欢迎大会上，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吕荧教授时，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半是对王先生的惜别，半是对吕先生的敬仰，有的同学开玩笑说：“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也！”
我与吕荧先生真正近距离地接触，是次年春天，文史系分成中文、历史两系，他为中文系讲授《文艺学》的时候。记得那天，吕先生穿了一身深灰色凡尔丁中山装，面庞清癯、白皙，戴一副深褐色近视眼镜，让人一看就想起瞿秋白的容貌来。他显得有点羸弱，春暖时节，那双黑色高筒布棉鞋还未能脱下来。他微微颔首向大家致意，并不开口，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文艺学》三个大字，苍劲有力。第一节课似乎讲了一些学习注意事项之类，诸如要记好课堂笔记等等，别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
然而几堂课下来，同学们发现，吕先生讲课实在非同寻常，内容丰富，条理井然，分析透彻，见解精辟，他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有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且能深入浅出地表达，教学水平堪称一流。同学们还发现，这位先生讲课不苟言笑，庄重沉稳，自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动人处。
消息很快传开了，文学院的历史系、外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课，教室内外人挤得满满当当，只好迁到理学院一个大教室去上课。
课外的吕先生也显露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记得他刚到山大的那年冬天，我与几位同学到青岛郊区的李村参加土地改革。吕先生在课余也偶尔参加一些土改活动。看来面对这样大的历史变革，他是欢迎的，兴奋的；但对斗争地主一些过火的行为，情绪似乎又有点抵牾。一天，空中飘着雪花，吕先生披一件棉布大衣，来参加批斗大会。当他看到几个中年妇女扑向跪在地上的地主，用脱下的鞋底披头盖脸地打，嘴里还骂着不堪入耳的粗野的话时，他便退到围观群众的后头，较早地离开了会场。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吕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曾对去看望他的同学们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着，怎么成了罪人呢？我的老乡冯玉祥就崇拜武训，步他的后尘办义学……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武训传》的倒霉，不过是万人唾骂的江青出于对孙瑜、赵丹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的嫉妒，抓住影片中的个别问题，比如写了农民起义的失败，便兴风作浪，状告到毛泽东那里，随后展开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这也是对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施加思想桎梏、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开端。而吕荧先生当时所持的态度，正表现了他的特立独行的性格。
那年盛夏，青年团山东省委在青岛举办海滨夏令营，参加者为全省大中学生代表，我也有幸忝列其内。一天傍晚，吕先生托人把我找去。当我走进地处海滨金口二路他的家，推开门，浓浓的烟草味混合着中药味扑面而来，桌上摆着凌乱的报章杂志，还有一大摞文章底稿，壁下全是书，多是外文版。另一间房子有两个小女孩，大的七八岁，小的四五岁，由阿姨看着。吕先生几年前已与妻子分居，过着单身生活。
吕先生让我来，是征求我的意见。他告诉我，海滨夏令营要请他去讲现代文学。他不太知道听讲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讲些什么呢？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对他说：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小城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中也有不少是学理、工科或农、医科的，讲的内容不宜太深太专……他凝神听我说，不时点头。
先生喜怒不形于色，威仪俨然，使我觉得有些拘束，正准备告辞时，他的话头突然转了。他大概知道我是系学生会的一名“干部”，问起了同学们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报名参加军干校）、思想改造、下乡进厂等活动的情况，然后对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学校组织你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要你们向社会学习，这是好的，但是，你们好不容易踏进大学这个门坎，主要任务应该是读书。要珍惜时间啊！我曾对系党支部的同志说过，我们是正规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固然重要，但不要影响更不能代替本科功课的学习。”记得他还向我解释，感性知识毕竟有它的个别性，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本知识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比起实际来，是一种更全面、更普遍、更深刻的知识……
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说这样一些话，我感到很新鲜，觉得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那时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已过，位于济南的华东革命大学和齐鲁大学文学院合并到山东大学来。从吕先生的话里我听出，他对华大有些领导的“左”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据说他对来自华大的系领导还说过：“我们可不能误人子弟啊！”
我与吕先生的个别接触不多，但已经觉察到，他虽话少，却很精辟，很尖锐，才情学识不同一般。我还感到，先生待人处事耿介不曲，爱憎分明。乍一接近，似乎内向深沉，实际上热情诚恳，率真坦荡，不论怎么忙碌劳累，他从不拒绝学生前往讨教，可谓诲人不倦，慷慨无私。
独一无二的运动
也就在那年冬天，山东大学爆发了一场全国独一无二的运动。1951年11月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文艺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署名张祺，题目是《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揭露”吕荧在《文艺学》教学中，不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作用，看不起来自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盲目崇拜西欧和俄罗斯名著，等等。
张祺是中文系办公室的一名资料员，他并没有听过吕先生的讲课。据知情人说，他向《文艺报》投书，是有人背后指使并经过有关领导研究和过目的。
这封“读者来信”刊载于中央权威刊物，在山东大学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来自华东大学、当时担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的一位领导指令要吕荧检查，要中文系学生对吕荧展开批判。系党支部书记积极到各班进行动员，要求同学们写小字报，开小组讨论会，为召开全系批判大会作准备。他甚至在一个班上说：谁不参加批判吕荧，是对党的号召的态度问题，党团员是要受到批评甚至受到严厉处分的。但是系里绝大多数同学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学出于气愤，将那期《文艺报》撕得粉碎，有些同学联名写信给《文艺报》，指出张祺的信，纯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片面歪曲，要求澄清事实。那些日子，整个系里的空气相当紧张，但吕先生拒绝作出任何检讨，他说，他无错可认，他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学生和读者负责。
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吕荧的大会上，尽管华岗校长不赞成在会场的横标上出现“批判”二字，最后写成了“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但由于这个会是经过有些人精心策划的，发言人言辞相当尖锐激烈。我坐在会场的后几排，思绪纷纭，想起吕先生几次讲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这难道也错了吗？看看坐在左前方的吕荧先生，却挺直腰板，岿然不动。他曾想登台驳斥，被中文系副主任奉命挡住。
几天后，吕荧把两个孩子交给保姆照看，自己去了上海，先住在朋友何满子家。在此期间，他曾接到华岗校长来信，殷切希望他返回山大继续做教学和研究工作，吕荧复信婉然拒绝。不久，他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之聘，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翻译去了。吕荧先生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是我平生所仅见。
如今，时间过去了50多年，当我再来回顾山大中文系那场独有的“左”式运动时，心情依然沉重。吕荧先生讲授《文艺学》，即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时当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大学的文学教坛都还刚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吕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教学中，他用新的文艺观点来分析讲解他自己对中外文学精品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世事不公，回报他的竟是一场大批判。这真让人啼笑皆非，不可理喻。而更让人遗憾可惜的是，我们的《文艺学》课程由此夭折，并永远失去了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好老师。
吕荧在从上海前往北京赴任的路上，绕道青岛探望两个孩子。有一天，我在系图书馆门前与他相遇，虽匆匆一晤，却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他穿一件白衬衫，没有寒暄，也没有笑容，劈头就问我：“听说你们参加了市里工商界的五反运动，去了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半月吧。”他立时表现出惊讶，说道：“那不打乱了学习计划吗？”看来，“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的想法仍在他心中盘旋。他还说：“这几年，你们哪门功课从头到尾地学完了？系里这么多有名望的先生，却不能好好向他们学习，多可惜呀！”看来他虽已离任，还在关怀着同学们的学习。听着他的这些议论，我心中隐隐感受到，先生似乎在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忧虑。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文革”之后，我更加意识到，在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已经初露端倪，文化园地已经开始沙化，而吕先生，凭着他超人的敏感与远见，不是开了批判“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谬论的先河吗！
这是我见到吕荧先生的最后一面，一年多之后，我便到了大西北，从此云泥相隔，音问断绝。而他那时而深思时而激动的声音容貌，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定格在我的眼前。
当年在山东大学，吕荧先生的为人治学精神，都曾为广大师生所称道。他是安徽天长县人，原名何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曾创办进步期刊《浪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受到北大“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的校风的薰陶。抗日战争爆发，当他正要与作家罗烽结伴去延安时，途中突然患病，改去四川疗养。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兼攻历史、文学、哲学和外文。1941年毕业后，到四川涪陵等地教中学，经常往来重庆，与进步作家、文艺理论家冯雪峰、胡风、聂绀弩、邵荃麟、骆宾基等交往甚密。同时埋头读书，刻苦著述，出版文学论文集《人的花朵》（评论鲁迅、曹禺、艾青、田间等人的作品）、《文学的倾向》，翻译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奠定了左翼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的地位。吕荧知识广博，文章有创见，意境涵泳，有文采，学识与品才俱备，在抗日大后方的文艺界颇有名望，嗣后他去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4月，经香港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那年10月，他到大连去开展工人文艺运动，辅导工人文学创作，出版《关于工人文艺》论文集。
厄运从天而降
世间的事真让人难以琢磨。以胡风为首的文学流派，一朝之间变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是1955年5月间的事。当时吕荧正担任《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版的顾问，他和萧乾都因中外文学造诣深厚又谙熟外文，被胡乔木看中，受到《人民日报》聘请。胡风案发时，文艺界上层领导认为，吕荧与胡风虽有文字交往，但关系不深。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当时胡风夫妇已被逮捕，胡风的不少友人也失去人身自由，而吕荧还能被邀与会，并且能够上台发言，说明上面当时尚未把他划入那个“反革命集团”之内。但正是由于那次发言，他成为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并为此招来厄运。
1956年春夏之交，我去宁夏银川采访，在文联领导姚以壮的家中与诗人李季不期而遇，对坐在炕桌两边聊起来。李季有点调侃地对我说：“你们那个老师吕荧呀，真是个笨拙的反革命！本来没把他划到那个圈子里，主席团也没打算让他发言，谁想他三番两次递条子要求发言，就让他上台了。可谁也没想到他竟为胡风辩护，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意思是胡风不是反革命……这个人真是书呆子的可以了！但是此话出口，举座皆惊，全场好一阵才回过味来。这么一个沉着庄重的人，怎能在那样一个众口一辞、一片声讨的大会上说出这种话来？这不是与会议的决议唱反调吗？后来主席台上有同志站出来把他往台下轰，大会主席郭沫若也站起来让他‘停止发言’，他这才走下台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面对着这位大名鼎鼎而又平易近人的诗人，我呆呆地听他叙述，心潮难平！是的，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吕荧先生，他从来就是这样，把自己认准的事情直言出口，毫不隐讳，无所畏惧，决不闪烁其辞。历史已经证明，他在胡风批判会上的那些话是黄钟大吕，金声震天，将永远响彻在历史的上空。吕荧蔑视以言代法、言出法随，他敢于面对强权，而隐忍苟活绝不是他的个性。据说，在当时席卷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风暴中，吕荧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声言胡风不是反革命的人。
当吕荧发言时，《人民日报》上已经公布了胡风“罪行”的第二批材料，以他的睿智，不会不知道这是有来头的，是当今最高领导的旨意，但他还是挺身而出了。吕荧就是这样一位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敢于为正义承担苦难的伟丈夫。
多年之后，女作家韩文敏告诉我，那天最先站出来把吕荧轰下台的不是别人，正是诗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他当头棒喝：“吕荧！不要再说你那一套了，先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吧！”当韩文敏后来访问张光年时，他没有否认这一切，而且对吕荧表示了深深的歉疚之情。
那次声讨胡风的大会开过不到一个月，吕荧被隔离审查。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时，他被划为“胡风分子”，同时公安部门派人把他看管起来。这使他无法理解，日夜忧思如焚，悲愤交加。始而精神恍惚，继而幻觉幻听，大脑神经受到严重刺激。直到后来解除管制，他的好友聂绀弩、萧军等人去看他，他还惊慌失措，高喊“特务”，把他们拒之门外。
但是谁也难以预料，也不知是哪位领导批准，1956年5月25日，吕荧突然被宣布解除审查。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吕荧又提笔写文章了。那年12月，他的美学论文《美是什么》登载于《人民日报》，并且加了一篇让所有关心他的人都舒心顺气的“编者按”，那篇“编者按”实际上是为他在政治上平了反。文字不长，我且照录如下：“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来往。当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引起全国人民声讨的时候，他对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没有认识，反而为胡风辩解，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我们欢迎他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
据悉，“编者按”是由胡乔木执笔，经毛泽东过目，虽然仍有一些不实之词，却使所有关心爱护吕荧的人如释重负，为之庆幸。人们原以为他的体力和精神已被折磨殆尽，无法再写作了，谁知政治处境改变之后，他的写作才气又爆发出来，没过多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译著普列哈诺夫的《论西欧文学》，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文学论文集《艺术的理解》。在以后的几年里，吕荧集中精力研究美学，写文章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蔡仪诸位商榷美学问题，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弃尸荒野
腥风血雨的“文革”铺天盖地的开始了，吕荧无处藏身，无法幸免，很快被红卫兵抄了家。不过他们大失所望，全部家当只不过是一些破旧家具，还有一些旧书、旧画，另有三块砖头支着一口锅，聊以生存而已。四合院很快被他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强行搬入。特别是有个姓孙的外文编辑觊觎着他住的那间向阳房，不时制造事端。有一天，吕荧在井台上洗苹果，手里拿着削水果的小刀。他俩发生了口角。孙某写出大字报，声称吕荧“持刀图谋行凶”，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年6月，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亲自批示：“胡风反革命分子吕荧，一贯思想反动，影响社会治安，应收容强制劳动。”一声令下，吕荧被押往良乡农场劳动改造。
吕荧被捕时，衣衫褴褛，赤脚穿一双胶鞋。但他不忘带上未完成的书稿，还有一架旧英文打字机，他还带上准备开夜车写文章用的若干包蜡烛。可是一到农场，看到人挤得如罐头的通铺，大便马桶就摆在脚底下，粗糙又不足量的饭食，力不胜任的劳动，他的一切向往都变成了泡影。很快，打字机被没收了；因为饥饿，他不得不把一包包蜡烛换成了玉米粒混合着玉米叶磨粉做成的窝头。
女作家韩文敏和吕荧的大女儿潘怡都访问过与吕荧同住一囚室的难友姜葆琛，姜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他对吕荧的同情和友情，是吕荧劳改生涯霏霏寒流中的丝丝暖风，抚慰着吕荧痛苦的心灵。据姜葆琛说，吕荧到农场后，很快消瘦下来。与众不同的是，他平时几乎不说话，以沉默对待队长的责问。因此常被当作批斗的靶子，辱骂和殴打是常有的事。据另一位难友陆俊说，吕荧打饭回来，没有筷子，站在囚室前用手抓着吃，此时此刻，他常常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词，眼神里流露出惨伤和悲愤的情绪。
祖国在受难，人民在受苦。吕荧在劳改中虽然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但他不能忘情于外界的事情，一早一晚注意听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新闻联播节目。姜葆琛偶尔被批准进城看病，吕荧便托他到有关单位看看大字报，他挂念着他的朋友冯雪峰、聂绀弩、萧军、楼适夷、骆宾基等人的命运，可是每每给他带来的都是揪心的消息……
吕荧以沉默抗议一切，有时却对囚室外的几株开白花的茨菰开口说话，喃喃道：“真美呀，真美！”吕荧爱美，爱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的一生是为美而奋斗的，他留给人间的也是美。如今他见茨菰花开花落，这是劳改农场唯一的美啊！我想，他这时一定会想起他的友人阿垅的那两句诗：“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他自己不就是一朵盛开的绝美的花，然后在狂风暴雨中凋谢的么！
1968年10月，吕荧和姜葆琛等人作为“老残队”被遣送到清河农场继续劳改。他俩一如既往，相依为命，相互关照。吕荧虽寡言，但对姜葆琛却能倾诉心曲。他曾说过：“一定要坚信：这个不公正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他还说过：“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当他兴致好时，还谈起如何写作。真是耿耿此心，天地可鉴。
冬天到了，吕荧心身交瘁，如风前残烛。加上饥饿，有病无医无药，那床长满虱子的破棉絮早已难遮风寒，人变成皮包骨头，命如游丝。
当生命的最后一个春天到来时，他已不能看到窗外初萌的绿草芽了，心碎神伤，奄奄一息。有一天，他忽然想抽支烟，姜葆琛只能为他买包最次的烟，他抽了几口，便永远闭上了眼睛。那是1969年3月5日，一领苇席草草包裹，几锨黄土随便掩埋，半块砖头上用粉笔写了“吕荧”二字。那年他55岁，令人想起“生以身谏，死以尸谏”那两句话。
吕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35年了，他一生正直，光明磊落，侠气贯胸，而又历尽劫波，命运多蹇。他没有坟墓，更没有碑碣，但他的浩然正气，他的辉煌事业，他的光风霁月的人格魅力，将永留在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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