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不上书架的书
冯象：不上书架的书
我向来买书不多，大约是少年远行，长期居无定所的缘故。德国谚语：搬家三趟，如遭火烧。书最重，每次搬家都不得不“处理”一批。与其忍痛割爱，不如不买，我想。于是就越发依赖图书馆了。但是昨天数了数，家里居然摆了七只书架，而且插在那里的书好些还崭新的没画过杠杠，没插字条，没读过！真是惭愧。再检查一遍，书桌上下、沙发周围、茶几、窗台、厨房、厕所……处处是书的领地。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
有个编辑朋友问，哪些书对我影响最大，希望谈谈，向读者推荐。我想，根据上述观察，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大小，与我“亲密接触”的程度，不妨以它离开书架的时间长短，跟我书桌上那两盏台灯的距离远近来定。所以我现在坐回书桌前面，就手边堆着的书一一看去，觉得可以举出四本来同读者谈谈体会，即《 史记 》、《 共产党宣言 》、《圣经》和《神曲》。
《史记》
中国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无韵之离骚”了（鲁迅语）。什么时候开始读，记不得了，大概在初中一年级，“文革”开始之前。因为“文革”爆发，先父即被“揪出”游斗隔离审查，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造反派轮番抄家，信件手稿通通抄走，书柜全部贴上封条，而那本《史记》选读是没有被没收或封存的。我上山下乡去云南的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红卫兵将他押回家来，在主席像下开批判会，要我同他划清界线。我未吭声。临走，父亲说了几句广阔天地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但当他听说我行囊里除了红宝书、赤脚医生手册之外，还有鲁迅、《 史记 》和英语词典，即面露欣慰之色。后来知道，他在“牛棚”里常默诵《报任安书》激励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对太史公的偏爱就更深了，尤其钦佩他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种“倜傥非常”的人格。但那本选读，却早已不知被谁借走或遗失了。一九九八年返北大讲学，沈昌文先生陪同至国林风书店浏览，见新复刊的《中华活页文选》中有《报任安书》并《太史公自序》一辑，顿时往事一一来到眼前。回到上海，立即系围裙掸灰理书，从书架上取了一套父亲用过的上海文瑞楼版《百五十家评注史记》带来美国。从此又得以随时受教于太史公了。
《共产党宣言》
我在云南乡下自学英语和法语，每月将作业（翻译和作文）寄到杭州，请我的姨夫王承绪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精通数门外语。他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等好几顶“帽子”，但抄家批斗之余，尚能“改造使用”，做一点翻译工作，故可以当我的启蒙老师。我那时用的英法文词典和读的原著，都是他赠送的。我一头钻进外语里去，中文就受了影响，信也写成“洋腔洋调”的了（母亲语）。父亲在囹圄中得知，建议我对照中译本，学习（恩格斯亲自校对的）英文《共产党宣言》。一对照，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同时也十分佩服马列编译局的专家们。不过《 共产党宣言 》还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论语言的感染力。或者说，理论作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诗歌小说是一样的，也在于打动读者的情感、良知，进而支配他的想象力。“文革”后期，父亲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陆续“恢复工作”，我去各地拜访他们。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一定还犯同样的“错误”。
《圣经》
我初学外语时，文学兴趣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后，专业定在中古文学；中世纪文献多与基督教有关，故《圣经》是必修的科目。从此各种版本的《圣经》高踞案头，几乎天天翻阅。中文《圣经》最早也是在父亲的书架上翻见的，出国后收集了几种，但从未仔细读过。直到入耶鲁法学院，有朋友在神学院学习，拿中文《圣经》来找我讨论，才发现内中舛错不少，包括误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耶鲁的神学院和哈佛不同，是培养牧师的。中译本的理解使用，对于那位朋友便是很实际的问题。后来在香港工作期间，也有道内友人提出这个问题。《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诘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的文学地位恰成对比。因此萌发了重新译注《圣经》的计划。《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我以为，读者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应该大有益处。
《神曲》
有一阵子，我热衷于译诗，各种语言各个时期的诗，只要喜欢的都试一试。先父曾请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先生批阅。方先生是翻译大家，功力极深，往往改一两个字，一行诗就生动了。我对他翻译的陶渊明和“英诗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尤感兴趣。后来我的北大硕士论文和哈佛博士论文写的都是乔叟。乔叟早年到过意大利，深受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的影响；所以到哈佛不久，但丁和意大利语便排进了学习日程。过完大考，游历欧洲，特意追寻乔叟的足迹，访问了但丁故乡佛罗伦萨。但丁之吸引我，不仅因为他是“天堂大门为之打开两次”的伟大诗人（《神曲·天堂篇》15:30），还因为他的艺术风格与中国人的情趣气质和文学传统相距甚远，例如个人化的喻指象征、寓崇高于简朴的叙述以及对语词的复义／复调效果的追求。故而百读不厌。据报道，北大西语系田德望先生译注的《神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田先生早年留学佛罗伦萨研习但丁，晚年不顾癌症缠身，倾十七年心血铸成此伟业。功德无量，实在是知识界一大福音。
美国商学宗师奥地利人杜拉克（Peter Drucker）博士今年九十四岁。神态举止看似八十，开会听他作主题报告，敏锐通达恍若盛年，方悟得“人生四十才开始”这句话什么意思。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顿了顿，道：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一片赞叹。
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
二〇〇三年四月于铁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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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先生,我国研究乔叟的老前辈，是闻一多先生的好朋友。他的学问与人品，都是为上外师生所称道的。 有位老师告诉过我，方老先生在80年代在家孤零零的去世，老境凄凉啊。
另外上外的漆竹生先生，当年的法国国家法律博士，就是勒内·达维德的Grands systèmes de droit contemporains : droit comparé René的翻译者，也是一位文学法律双料人才。文革以后，多次接受法国电视台（好像是TV2），让法国人民有机会了解改革以后的当代中国面貌。可惜的是，这位漆老先生在80年代在法国讲学时遭遇车祸。
读冯象旧人旧书有感，一并纪念这两位可敬的老前辈。
谢谢fz的回应。
我读过漆先生译的书，却不知他竟不幸遭遇车祸。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当代中国学术和教育的羞耻和悲哀。
我猜fz兄也是上外毕业的吧？
是啊，IB兄说的是。教过我法语的束景哲，郑雪莉两位老师都是漆先生当年的学生。惭愧的是，敝校近年来三产四产搞得红火，但是倘若对本科生问及方重、漆竹生、陆佩弦是何许人也，十有八九茫然兼惘然的。
陆佩弦先生的关门弟子——一对夫妇，是我当年的老师，看看他们的文采就可以想象老先生的功力。小时候就知道漆先生在法国不幸罹难（我应该是见过其本人的，不过年纪尚小，已无任何印象。叹），不过时至今日与人偶而谈及，方才知道昔日悲剧发生处竟在自己所住山脚之下，来来回回也不知已经过多少次。记得有一回，行到路口，正逢城轨列车驶过，心中一悸，想到先生名字。
随即Google漆先生之名，误入此页，寥寥数语，权为“不知所云”也。
陆佩弦先生曾在1980年代初先后两次到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学，我听后深感先生的学问之深（如果我没有记错，他说在美国留学时曾协助老师批改本科生的英文作文）。一次演讲完之后，我有幸陪同陆先生乘车返回宾馆，先生说我的英语不错，很受鼓舞（从内心感到鼓舞）。陆先生的英语演讲制作成了转盘式录音带（不知是否还在），事后一些学生和老师都反复去听。而且，当时的一张合影至今仍留着，那次经历至今难忘。每当想起往事，精神顿时为之一振。能遇见陆佩弦先生，我是幸运的。
关于陆佩弦先生1980年代初先后两次到贵阳师范学院外语系（今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学之事，作为那次讲座的聆听者，我还有一点补充：事后我在《英语学习》杂志上读到陆先生的译文（英国诗人弥尔顿的 On His Blindness）及评语，其中说他当年在美国留学（好象是机械专业）时曾选修文学课。有一次的讲课内容是弥尔顿，由于出国前已有研究（个人兴趣），因此他在发言时分析得很透彻，那堂课简直就是他替教师在讲。事后那位教师推荐他做助教。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陆先生的文理相通做得很好，得到美国教师的赏识，令人钦佩，也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复旦大学翻译系王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