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田夫之子》说几句话
[ 2004年第7期 为《田夫之子》说几句话 作者：李 锐 ]
崔军同志这本回忆录很有史料价值。书名就叫《田夫之子》。崔田夫，作者的父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的农民领袖。书的开篇即写到这个长工之家，在大革命时期父亲怎样参加农会和入党的，后来如何奔走革命，以及当年陕北党发展过程中有关的人事等情况。父亲原名崔文宪，田夫这个名字，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谈话后，改过来的。书中保存了父亲的许多史料原件，如本人的《我的历史和思想方法的反省报告》，以及张鼎丞代表组织对这份检查总结作的结论，更是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从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运作情况，这有助于对整风运动的历史研究。我在延安六年中，没有见到过崔田夫，但是他的大名是听说了的，从他儿子的记述中，才对这样一位农民革命领袖人物，有了较具体的认识。
1934年，在陕北紧张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崔军那年才五岁，就随他的母亲和弟弟一起被捕，关入国民党的大牢；随后，他的伯父也惨遭杀害。儿子亲见母亲受到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我母亲头上、脸上、手上都有伤，晚上躺在谷草上翻身都困难。”敌人实际是把他们母子当作人质，想以此来诱捕陕北有名的农民领袖。从七岁到十七岁的十年间，崔军在延安上小学和中学。书中使我们具体了解到这些典型的“红小鬼”、“小八路”，又是“土包子”（本地的）、“洋包子”（外来的）们，在延安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全国解放后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
书中写的那个“4821”问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工程的代号，而是这样在延安长大的21个青少年，于1948年派去苏联留学及后来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崔军是其中之一。当年正是全国革命胜利决战时刻，为了准备执掌政权以后的建设人才，他们被送到苏联学习，都进入工科和财经类大学。这些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他（她）们的父辈是罗亦农、刘伯坚、项英、叶挺、李硕勋、谢子长、任作民、邹韬奋、张浩以及叶剑英、高岗、罗炳辉、贺晋年、张宗逊、王稼祥、萧劲光等。
1954年，当时的燃料工业部派了一个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考察，刘澜涛副部长任团长，我以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的身份任副团长。这个团的任务着重考察水电建设，在苏联共逗留了四个月。这时崔军和李鹏、林汉雄、贺毅四人刚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专业毕业，他们四人就留在团内，同我们一起活动，并担任翻译工作。回国之后，除李鹏到丰满水电站任职外，崔军等三人都到水电总局系统工作。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是，这“4821”竟然会成为一个“问题”。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21个当年留苏回国的学生，已在各自岗位上克勤克俭工作了十多年，被打成一个“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这虽说是“文革”中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荒唐事件中的一桩，对身受其害的人来说，其难堪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真是何等的灾难和浩劫。
我在水电系统前后工作11年，即1952年到1959年，1979年到1982年，这是我生平最长的工作岗位，情有独钟，不解之缘，又遗憾终生。因此，直到现在，同崔军一直有来往。我深知中国的水电建设生不逢时，在计划经济制度和长官意志控制之下，在火电易于急功近利和水利工程片面防洪的夹缝之中，我国水电应当优先发展却不能优先发展。在上个世纪中，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无不优先发展水电，许多国家长期水电比重占优势。只有我们中国脱离了这个世界能源发展的规律。崔军回忆录的主要篇幅，写他一生所从事的水电建设事业，其中甘苦，我所深知，所写的许多工程感到特别亲切。几十年间，这位自幼受尽磨难的“田夫之子”，锻炼成了一位经验丰富、业务专精的水电专家，是许多工程的指挥员和技术负责人。书中写了好些他在现场解决技术难题的事例，我是能够看出他所作贡献的分量的。他不但写了自己个人的活动，也写出从事水电建设这一支队伍的活动。像西藏海拔4400米羊卓雍湖水电站工程，那样难以想像艰苦的施工条件，如果不是有这样一支武警水电部队的英勇奋战，是根本不可能建成的。崔军是武警水电指挥部的副主任，他多次去工地，书中较详细谈到这一工程的种种具体情况。这里我可以附带插一句：1979年到1982年间，我曾是这支部队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的兼政委，早就了解到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程部队。这本回忆录所写的事情，同我相关的还真不少，许多往事故人又都栩栩如生浮现在眼前。我就更乐于为之作序，拉杂说些读后感言。
崔军酷爱自己的工作，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1992年以后，被安排多坐机关、少下工地，他就“常用‘婆婆嘴’，处处‘管闲事’。”“凡是遇到对水电事业有益的事，我就要参谋意见；凡是与水电官兵、职工疾苦有关的事，我就要大喊大叫。”“从1989年到1997年的10年中，我给部长和中央领导同志送报告、写信不下百篇，反映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意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效果。”他自认为“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书中收录了15份这样的报告和信件。2001年，他已73岁，回到6岁就离开了的家乡绥德农村，住到曾养活他母子3人的三舅父家。“自1997年以来，连续5年旱灾，今年种子都没种下去，全家吃的是淡水煮菜，简直像‘猪食’一样。我打开他家的粮缸，只有几斤生了虫的粗粮。”“绥德县的山区农民同我三舅父相比，有的接近，有的甚至还更差。”他为此向中央领导写了封长信，并建议为该县批拨修条公路的扶贫项目资金。他将信给我看了，由我转了上去，算是得到解决。
崔军是个有心人，他在“后记”中还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尤其坚持常年游泳的好处（我们是常在一个室内游泳池碰面的），以及应当广交朋友。他在文史方面不是专长，所书自不能以文字取胜，内容组合或嫌生硬；有的史事及其分析（如紫坪铺工程下马问题），有待专家考证。可是我相信，读者从他质朴无华的叙述中，必可增进对于当代历史一些侧面的理解，可以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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