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秦家店的来由及其内涵
[ 2004年第7期 也谈秦家店的来由及其内涵 作者：尹振环 ]
读2004年4月号《炎黄春秋》，颇为敬佩刘济生先生之文《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正如刘文所言，秦家店乃孔家店的“仿造”，实指持续二千多年专制制度———“秦制”罢了。对此，毛主席早有名言：“百代都行秦政制”。可惜历来对“秦制”因何如何产生，它的设计者是谁，它的要点何在，为什么历史终于接受了这个设计等等均语焉不详。
今天接着刘文的话题，继续谈谈它，想来不无益处吧，
一、“秦制”的来由：战争起着巨大的作用
春秋时期，生产力产生某种质变。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大范围垦殖土地成为可能，新兴地主及农民最关注得到土地，于是争夺土地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仅据《春秋》242年的记载，各国间的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也是大国对小国的一种掠夺）凡450次（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大国与大国、小国与小国、华夏与戎狄，动辄兵戎相见，不过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不大。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规模十倍、百倍于春秋，达到空前的程度。
首先，全民皆兵，全民均处于战备状态。“考苏秦张仪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惊人的兵民比例！其中秦“奋击百万”；楚“带甲百万”；齐赵燕合计约在二百万左右；魏七十万；韩三四十万（见《战国策》）。战国人口约二千万，成人以一半计，男子又以一半计，岂不是全民皆兵？看来，各国都实行兵民合一，兵民不分，有事调集为兵，无事散处为民。
其次，战争极为频繁。据《战国策》、杨宽《战国史》等载，公元前321年以后的战国最后一百年里，各国有战争的年头，秦为八十年，魏为三十八年，韩为三十一年，赵为四十七年，楚为二十七年，燕为十九年，齐为二十年。秦几乎无岁不征、无年不战；其他六国虽然平均四五年或二三年一战，但每战常常是一连数年不断。《管子·参患》说：“一期之师，十年之积蓄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侈靡》说，逢战之时，“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全民投入战争，碰上种收季节，“一日，败费千金”。可见人民负担是何等之重。国家要对付战争，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其三，惊人的战争规模。战国前期，交战双方用兵不过十万左右。“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而战国后期已经是数十万乃至百万之众了。战争持续时期已由春秋的数天增加到数月甚至数年。战争规模大，死伤自然也多。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60年，秦俘虏赵军四十余万，都活埋了。由此可见，当时及龄男子随时有被编入军队的可能。“临淄七万户，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二、秦三）。必要时还组成壮女军，负责运输守卫，男女之老弱担负后勤事宜。这真是罕见、独见于世界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条件下，要么千方百计地适应战争，在战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要么国破家亡。剩下的路只能是：一切服务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战争的需要高于一切。久而久之，这种需要变为社会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各方面的巨大需要。
1、经济方面的需要
首先，需要足够的粮食。这么多人打仗，没有足够的粮食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农耕不能不视为国家存亡之本，不能不举国责之以农。同时理所当然地要抑制、打击影响农耕的阶级和阶层。其次，需要足够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战时必须勇猛作战，平时必须勤于耕作，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归之勤农。因此，耕与战并提，责之以农的同时，举国责之以兵。其三，需要充足的金钱、物资。孙子说：“十万之师，日费千金”。何况数十万、上百万之军，历数十数百日呢！上述需要决定了政治必须对经济进行全面的、强有力的干预；对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乃至分配领域，进行全面干预。
2、政治方面的需要
这方面最大的需要，是要有一个适应战争的、高度集权的国家。与经济方面的需要相比，政治方面的需要显得更直接、更急切、更严峻。
首先，局部必须服从整体，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步调必须一致，号令必由一统；其次，人民必须服从统一的指挥，各级官吏必须服从君主，并且要绝对服从；其三，需要将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并有效地加以控制，以便为战争服务。没有这三点，战争的胜利就难以保障。这些显然不是西周分封制那样的国家所能解决的。必须有一个适应战争的新国家。这种国家，第一，必须是中央集权的，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分裂割据；第二，必须是统治阶级保持高度一致的国家，而不能是你争我夺的，因而必须是君主专制的；第三，必须用严刑峻法、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统治人民，以确保人民的服从。
3、思想文化方面的需要
这需要是双向的。一方面，战争需要控制舆论思想文化，禁止不利于战争的思想言论扩散。另方面，因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智力的较量，在某种情况下，斗智比斗力更为重要，斗智的失败同样会招致灭亡。而智力却需要自由的条件。因此，君王不得不赐予“贤智者”这种自由，以及优厚的生活条件：“卑辞厚币以招贤者”，养士游说、百家争鸣由此而兴。由于战争首先需要讲求兵法，所以军事科学最早发展起来，美籍华人何炳棣院士详证《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墨子》……百年以上（《历史研究》1997年，第五期）。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书，共得182家，战国占大多数。同样战争更要讲求政术，发展政治科学。因而儒、墨、道、法诸家及他们各个流派的政治学说发展开来。同时兴起了合纵连横的理论，产生了一批外交家、谋略家。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条件下，幻想恢复礼制、施行仁政的孔孟学说，只能受到君王敬而远之的待遇。而兼爱、非攻、寝兵、贵生、重己诸说，就难免不遭到法家的猛烈抨击了。什么样的政治学说才是最需要的呢？那就是兵书与“举事实、去无用”、力主耕战强兵、加强专制主义的法家理论。这种理论经过治国用兵的考验，证明确实是富国强兵的：魏国最早用法家李悝、吴起进行变革，使魏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国；吴起逃楚，楚用吴起变法，使楚出现“南收扬越、北并陈蔡”（《战国策》齐二、秦三），“却三晋、西伐秦”（《史记·蔡泽列传》）的强盛局面。战国中期，秦用商鞅、齐用邹忌变法，从而使秦齐同时崛起于西方、东方。商鞅死，秦法未变，以至秦越战越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法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逐渐总结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精心设计了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的。必须说明一点：吴起、商鞅不仅是法家，且兼兵家。吴起、商鞅，就有用兵专著、专论，且军功显赫。而孙武虽属兵家，同时有人认为也是法家。
二、“秦制”是法家的精心设计
专制主义本来是战争中形成的一种管理手段、统治方法，法家逐渐地将兵家的一些理论、方法改造和移植到为政治国上来，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始初它着重于对社会的管理，人民的统治，即商鞅、慎到的“法”、“势”，韩非不仅使之进一步丰富完善，而且侧重于御制群臣的“术”。《管子》则充实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方面，综合兵家和齐、秦法家，兼及儒、道之治道。所以法家设计的专制主义，第一层次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社会、人民的专制主义；第二层次是君王御制群臣的专制主义。此两者运用到政权建设上，则成秦制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
1、第一层次的专制主义
法家总的主张是“务在弱民，本在制民”。《商君书·弱民》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因为“弱则轨，弱则有用”，弱之制之一如熔炉中的铁，陶范中的泥。如何治之呢？
（1）以刑为主，严刑峻法
商鞅、韩非力主轻罪重罚，如此则轻罪不生、重罪不至。这叫“以刑去刑”。赏固然不能缺，但“刑九赏一”。《管子》主张“慎罚”，指出“杀戮不足恃”，但管说为秦所不取。
（2）重本抑末
农，除了是战争和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外，用《商君书·垦令》的话说，“农朴”、“畏令”、“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不贵学问”，易于统治。而“诗书游说之士”、“处士”、“隐士”、“技艺之民”、“工商”，凡此五民大不如农，他们“轻禁”、“轻君”、“易徙”、“非上”、“议上”，无耕作之劳及临战之危，却富贵于农战之民（《算地》）。因此一方面，“民之欲利者，非战不得”；另方面“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于“事末利怠而贫者”，连同妻妾儿女，一并收为官奴婢。而所谓“尊本”，除了按夫授予田宅，重赏军功外，其他就是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声服（音乐、服饰）无通于百县”，取消旅店、不准自由迁徙，甚至禁止饮酒等（见《垦令》）。
（3）什伍连坐，重赏告奸
农工商军、官吏及其家属，以至宫廷，一律编为什伍组织，相互监督。“夫妻交友不得弃恶盖非”，相互隐瞒。用严酷的连坐法及重赏来实现什伍的责任。“告奸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腰斩”。统治阶级上层同样行连坐（《商君书·禁使》）。
（4）国家必须掌握土地
“地者，政之本也”。要“均地分力”，“与民分货”。国家必须控制得利最厚的产业：“官山海”，“挟其食，守其系”———官营盐铁、控制粮食与货币。同时要管理市场、吞吐物资、控制物价，既可调通民利，又可伺机理财谋利（见《管子》“乘马”、“海王”、“国蓄”、“轻重”篇）。
（5）焚诗书愚黔首，实行文化思想专制
法家认为诗书游说，不仅影响耕战，而且乃是一种危险因素。《商君书·农战》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五蠹”、“六反”篇）把“学者”、“言古者”列为国蠹之首，“奸伪无益之民”。商鞅早就主张“燔诗书明法令”。《管子·法禁》主张“齐士义”，齐的手段是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绳之外诛。
2、第二层次的专制主义
其主要内容是：地方大权归于中央，中央之权集于君王。法家反对分封制：“毋与人以壤”。《管子·山至数》说：如果像西周那样分封，到一定时候，必然会“伏尸满衍（野），兵决而无止”。商鞅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普遍推行县制。各国的变法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法家著作对此着笔不多，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设县置郡后，如何集权于君王，如何防止人臣擅权侵主。
首先看法家的君臣观。
所谓君主专制，主要是对臣而言的，即君王独擅权势。但是在“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君臣关系下，人臣在爵禄上总是贪得无厌的，而爵禄即是一种权势，因而“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成为“阳虎”———时刻觊觎着王位，或者做损害君王利益而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以致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万万不可只看到君臣利益相同的一面，还必须注意到利益相异的一面。《管子·君臣下》、《韩非子》“杨权”、“奸劫弑臣”说，对于君主专制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中央之人”、大臣、重臣，甚至主母、后妃、子姑、兄弟。“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因此对一切人都不可太信，“人主信人则制于人”，只有全面多方加以戒备才能有备无患。
其次，君主独擅权势。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是因为权势在君。权势是制臣胜众之资，犹如虎之爪牙筋力。“主失势则臣得国”。因此君王必须：（1）“威势独在于主，不与臣共”。君王必须控制“文武威德”，即行政权、军权、惩罚与赏赐权。同时“生法者，君也”，立法权也要控制（《管子》“明法解”、“任法”篇）。（2）法家强调权势独断，并非不要兼听多听，听要“多其门户”，甚至鼓励进谏、廷议、咨询，但君王拥有最高、最后决断权。一当决定，必须绝对服从，凡留令、亏令、不行令、不从令、益令，“五者罪死不赦”（《管子·重令》）。（3）独操对人臣的生、杀、富、贵、贫，贱之“六柄”。（4）君尊臣卑。对于君王最重要的是自身的“至贵”、“至尊”、“主势之重”、“主势之隆”（《韩非子·爱臣》），对此万万不可忽视。
其三，防止“大臣太重”。韩非认为战国后期之“公患”是“大臣贪重”，因此必须抑之：（1）不得末大于本，臣“不得藉威城市”；（2）臣不得专兵权，不得臣士卒，“命将太重，边地太守太尊”是不行的；（3）臣不得制财利专财权，“臣得制财则主失德”；（4）臣不得私施救济，不得私买人心与君争民；（5）臣不得“树人”专人权，“臣得树人曰壅”；（6）臣不得擅行令，“擅行令则主失制”；（7）臣不得有刑赏之权，“失刑德则臣易其君”；（8）禁止臣下结交成党，“大臣之门，唯恐多人”，一旦发现就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9）“大臣有行则尊君”，一切功德美名必须戴在君王头上；（10）必要时质其妻子，设置暗探，直至暗杀（见《韩非子》“孤愤”、“和氏”、“主道”、“爱臣”、“扬权”、“八经”篇）。
将这些主张付诸行动，不就是双层次的专制主义？运用到政权组织上，不就是全能的专制国家吗？
三、秦制：双层次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
战国后期，上述主张大都已付诸实施。秦始皇灭六国，缔造的秦王朝则完全体现了上述理论精神：
1、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组织
首先，帝王独擅权势，集权于一身，“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其次，在名实两方面加强帝王之至尊、至贵、至重、至上的地位。名的方面集三皇五帝之尊称，谓之皇帝；实的方面不惜调动大量人力，建阿房修骊山。“命为制，令为诏”，一经宣布即为法，诏令与现成文法有矛盾时，以诏令为准。其三，绝对掌握对皇室及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二世靠阴谋篡夺了皇位，竟毫不费力地“尽去先帝之故臣”及许多至亲（《史记·秦始皇本记》），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2、地方大权归于中央的国家结构形式
战国时期各国已经逐渐地进行了如下三项变革：
（1）用郡县制改变分封制，用可以随时任免地方长官改变旧贵族垄断地方政权的局面。
（2）推行国家授田制，把土地作为赏赐军功、事功和鼓励人民耕战的奖品；对农民的授田，由国家直接征收赋税，改变旧贵族分级占有土地的状况。
（3）按地域，用什、伍、乡、里等居民组织，生产组织，军事组织，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改变旧贵族分级占有和控制劳动者的状况。秦统一天下，后来彻底废除封国建藩制度，先后在全国设四十余郡，郡之郡守（管行政）、郡尉（管军事）、监御史（监察郡守与尉），分别执行职务，互不统属。郡下设县，中央和地方所有重要官吏皆由皇帝任免调动，从而铲除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秦始皇对六国原有法令，除吸收有用条文外，都予以废除，颁行统一的以秦法为主的法律，这即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同时，统一文字、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历法、统一伦理，修长城，建驰道，拆除内地长城，拆除妨碍统一的关隘、堡垒，疏通河道等等。事实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结构，是先进的、有效的，它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各地的联系。如果不被错误利用，它是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
3、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
战争时期对“妄欢呼者”，称誉敌众敌巧者，要“斩之”。也许因此《法经》才有：“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与其妻氏”。但是由于战争斗智的需要，战国时期还难以取消私学，对知识阶层也难以实行专制主义。相反要尊贤重士，多方笼络知识分子，除此而外，法家其他各项主张大都在战国时期付诸实施了。秦统一天下，继承战国传统，国家控制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皇帝控制官僚地主、军功地主的财产权，各级官吏控制人民的财产权。重赏告奸，任用酷吏，严刑峻法，“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二十人中就有一人受刑。由于战争结束了，不再存在生存发展问题了，当务之急是稳定形势、巩固统治。在秦始皇看来，私学成风，必然混乱思想，动摇形势，危及统治。因此全面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时机成熟了：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而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国家———“秦制”完全形成了。秦始皇用它征发了三百多万劳动大军，修宫造陵，戍五岭，筑长城，伐匈奴……如若不是全能的政治、全能的政治制度，在一个二千多万人口的国度里，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比起分封制的国家形式，中央集权国家形式是一种进步。没有它，就没有国家、民族的统一。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实行君主专制，也属势在必行。因为，它能防止和减少最高统治层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这里潜伏着极大的危险性：由于君王在法律、道德、舆论上都是无所限制的，一旦君王滥用权力，就会把天下投入苦海，而无可奈何。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本来是残酷战争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有其不可避免性。但是原封不动地移于和平时期，也就难免走向极端。果然，秦始皇把双层次专制主义变为他推行暴政的工具，滥用民力，滥用暴力，迅速滑向灭亡。“百代都行秦政制”，由汉至清，固然对秦制有所损益，尤其在统治方法上饰以儒术（挂“孔家店”招牌）、辅以道术，但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国家仍然是秦时的模式。在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疆域辽阔的、民族众多的大国，法家理论及其设计的国家，也许真是有其必然的不可避免性的。
四、结束语：“打倒孔家店”即企盼建立“民家店”
综上所述，现在看来可以作如下结束语了。
如果说，孟德斯鸠、洛克的理论影响了美国国家政体的形成，那么，我国“秦制”的形成则是受法家理论指导的。如果说，西欧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单层次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而我国则是双层次的———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和君王对于人臣的统治。前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商鞅，后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韩非。而《管子》则集齐、秦法家之大成，兼及儒道。之所以时代终于接受了法家理论所设计的专制主义，是由于长期兼并战争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真正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战争，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秦制”政体的形成、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形成，而且决定了“秦制”是全能主义的。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国家，即“秦制”也，“秦家店”也。由于它完全受制于一人一姓，而且它含有战争、兵家、法家的“遗传基因”，所以它的治理总是跳不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正奇之变，不可胜穷”的怪圈，它的治理结果也逃不出“一治一乱，治乱循环反复”的窠臼。一旦受制于一人的“秦家店”变为受制于全民的“民家店”，这时就会只剩下“以正治国”了。那么，孟子所谓“一治一乱，久矣”，将会永远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可见，“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不过是对“民家店”的一种向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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