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才子廖鲁言
[ 2004年第7期 共和国才子廖鲁言 作者：许人俊 ]
廖鲁言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风度潇洒。他19岁入党，32岁当选党的七大候补代表，35岁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副主任（彭真为主任），39岁任共和国政务院副秘书长，40岁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41岁任农业部部长兼国务院七办副主任。他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农业部长。
他政策水平高，思维敏捷，富有文采，写文章、作报告、起草文件，一向亲自动手，从不要别人代笔。他记忆力强，善于分析、表达。大会上作报告，常常点起一支烟，熟练地运用各种数据，有条有理，连续四五小时滔滔不绝，透彻地分析农村形势，解释党内外人士关心的重大问题。资料翔实丰富，观点明确清晰，令人口服心服，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们都佩服他，称赞他是共和国的才子。
一、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无所畏惧
廖鲁言是江苏南京人，家庭比较富裕，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富有正义感。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和一些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初中同学，从学校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愤怒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暴行。读高中时，又和一些进步同学组织文艺团体“人间社”，开展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
1930年夏季，他毅然告别父母，离开鱼米之乡，登上北去的列车，到北平军医学校读书。后又追寻抗日救国道路，和几位好友一起创办《杠杆》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两年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北平“左联”组织部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组织活动能力强，党组织调他到“北平民众义勇军”任执行委员长和党团书记。他大展才华，带领一批热血青年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在市区贴标语、撒传单，组织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常常身穿民众义勇军的戎装，在流亡北平的东北军中四处奔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2年7月，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进步学生和民众，在市区举行“八一”示威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传团结抗日思想，廖鲁言担任示威现场总指挥。“八一”那天清晨，大批进步学生和民众，按照计划纷纷来到西单牌楼附近集合。只见一位青年，突然在大街上点燃起一长串鞭炮，发出示威开始的信号。转眼间，青年消失在人群中，他就是廖鲁言。
由于叛徒告密，廖鲁言被逮捕入狱。面对叛徒指认，廖鲁言只得承认是共产党员，但辩称鞭炮是别人给的，其他一概不知。
尽管敌人严厉逼供，他对党内机密守口如瓶。军法处审讯后，确定“拟判死刑”。远在南京的父亲得知后，悲痛万分。迅速筹集资金，疏通关系，死刑改为6年徒刑。
当时，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多人，廖鲁言是最年轻的党员。经过秘密串联，建立了狱中党组织，议定每20多人推选一名“斯皮克”，即“说话”、代表人，带头同狱方开展斗争。廖鲁言能言善辩，被难友推选为“斯皮克”、“生活委员和分委会委员书记”。他勇挑重担，积极配合难友在狱中开展反迫害、反虐待和说理斗争，参与组织绝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且取得了胜利。
廖鲁言酷爱读书学习，狱中四年，他和难友们通过秘密渠道，先后搞到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和中外历史、文学名著共1000多册。北平草岚子监狱，既是他同敌人斗争的战场，也是他专心读书、增长知识的地方。建国后，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理论修养，完全是在‘反省院’（监狱）获得的。‘反省院’是我的大学。”
二、组织抗日“决死队”，开展游击战
1936年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展开，各方人士纷纷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得知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60多名优秀干部，认为，日军打来，这批同志必遭杀害。他们经过长期考验，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是好同志。为适应形势需要，他建议党中央批准这批同志按国民党的规定办理出狱手续。中央领导表示同意，同年10月60多人集体出狱。
当时，山西抗日形势大好，群众同仇敌忾，阎锡山当局寻求共产党合作。党中央指派薄一波、安子文等到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党组织安排富有文才的廖鲁言到太原军政训练委员会编辑室，协助杨献珍编写抗日救国宣传教材，并给军政训练班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农村社会经济的没落、地主和农民的基本矛盾、民族问题等理论专题。对于发动军政人员决心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七七事变”后，我国进入全面抗日新阶段。薄一波根据党中央指示，与阎锡山反复磋商，决定共同组建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它是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以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建立的抗日革命武装，内部设有秘密党组织。廖鲁言受党组织委派，先任大队政治工作员后到二纵队第六总队任政治部主任。他带领部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战，打了不少胜仗，为巩固和扩大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贡献。
1939年6月，廖鲁言调任山西新军209旅政治部主任。他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利用建旅、编团的机会，大力提拔秘密党员任团长和政治部主任，撤换反动军官，实现党对部队的实际控制。决死队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影响力的增强，使阎锡山深感恐慌。1939年冬季，他乘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机，在山西组织了“十二月事变”，阴谋消灭正在崛起的新军和进步力量。当地抗战形势面临危机。廖鲁言获得情报后，在12月26日带着警卫员，利用夜幕掩护，悄然逃出敌占区。随后进入陕甘宁边区，胜利到达延安。
时任总政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得知廖鲁言长期在山西新军从事秘密工作，富有统战经验，推荐他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历任友军科副科长、科长。他不负重托，积极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队的资料，认真总结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编写了一些关于友军问题和对友军开展统战工作经验的小册子，深受中央领导重视。不久，调他任统战部长王明的政治秘书，参与制定对西北地方军阀和少数民族的统战政策。
1943年春，党中央成立中央研究局，刘少奇任局长，杨尚昆任副局长。下设党务研究组、材料组、图书馆。廖鲁言调任党务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调研工作，为党中央制定各项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两年后，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32岁的廖鲁言当选候补代表和大会记录组组长。后来他又调任刘少奇的秘书。1948年，中央成立政策研究室，彭真任主任，廖鲁言任秘书长和副主任。他主要给中央书记处起草文电，搜集有关材料，编辑《党内资料》供中央领导阅读。
三、积极配合邓子恢，推动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建国后，廖鲁言一直在中央高层领导重大决策的研究。1952年10月17日，他就“五反”运动问题，向中央报告：“为使小城市和大集镇的工商户安心经营，促进城乡交流和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跃，避免影响秋后旺季的市场活动，建议结束‘五反’运动。凡尚未进行‘五反’的城镇，今后一律不再搞‘五反’运动。对于那些工商界对‘五反’尚存顾虑、经营情况尚不正常的城市，可以以市、县为单位宣布不搞‘五反’。对于那些工商户‘五毒’行为比较严重的城市，自择时间，用几天时间采用开会检讨的方式，以教育为主，组织工商业者坦白检讨自己的‘五毒’行为，订立不犯‘五毒’的爱国公约。只对其中个别‘五毒’罪行特别严重者，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随即结束‘五反’……”
党中央认为建议十分重要，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廖鲁言的意见，根据各地情况，迅速结束“五反”。
也就在这一期间，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邓子恢为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为副部长，杜润生为秘书长。中央政策研究室改组合并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陈伯达只是挂名，从不到中央农工部机关上班办公。大量日常工作是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等人操办。廖鲁言积极协助邓老工作，大力推动我国农业合作化稳步发展。
1953年10月15日，邓子恢正在南方考察。毛主席在中南海突然召见廖鲁言和陈伯达谈话，提出“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两个合作社”，“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合作社，也可以允许试一试”，“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廖鲁言敏锐地发现毛主席的思想出现了新变化。不久前，中央确定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如今毛主席提出要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环节。这是一个新思想、大变化，事关重大。他立即给邓老写信，通报情况。邓老迅速同意提前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重新研究互助合作发展计划。
十天后，廖鲁言在互助合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但同时强调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简单化，错误理解为发展合作社要大，要多，要快”。这充分表明他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
第二年，年仅41岁的廖鲁言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并兼任国务院七办副主任。他是共和国农业部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当时，全国农业生产经过四年恢复，农产品和农业产值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生产手段落后，抗灾能力弱，农民生活依然贫苦。他一上任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边干边学边摸底，然后组织90多名机关干部，由7名局长带队，分赴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南14个省市，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协调商业、供销部门的关系，帮助解决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做好春耕的准备工作，多为各省办实事。
他参与起草、制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对合作社内部的经营管理作了详细明确规定，并代表起草小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说明，获得通过，推动了合作化的顺利发展，农村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1955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一方面，我国还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还不能广泛实行农业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还不能全面展开；另一方面，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主要靠农业的积累来提供，不能采取削减农业投资的办法来增加工业投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依靠互助合作，挖掘农业内部潜力，合理使用劳力，充分利用土地，改进耕作技术，加强抗灾能力，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
这一见解，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认为“此建议很好”。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指定他牵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践一年多后，经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最高国务会议通过，最终形成《纲要》四十条（草案）试行。
廖鲁言有思想、有见解，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考虑问题全面。他到农业部后，根据农村工作实际需要，确定自上而下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经营管理辅导、植保检疫、畜牧兽医等组织机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1956年3月，他就农、林、水利、气象工作，向中央如实汇报：“农业生产规划，越往下面指标越高，有的干部说，吹牛不上税。”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一些非生产性的事情，不知爱惜民力，这种苗头十分值得警惕。”另一次会上，他还说：“山区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偏僻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有许多山区，又是长期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我们依靠这些山区的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在胜利以后，他们的生活改善不多，有的发出怨言，说我们下了山，忘了他们。”他强调，山区农业生产必须加强，主张“山区的生产门路是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一般都应该采取农、林、牧业相结合的方针，还必须保持水土。山区的农业生产，不限于生产粮食，有许多山区是适宜发展工业作物的，特别是经济林木。”这一年，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61年5月，他到山西长治调查回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主张“在偏僻山区，应该允许分散的住户设立独立包产组，应该允许山庄独立户作为独立包产户”。
在火热的大跃进年代，他也一度兴奋过。但总体上头脑冷静，不乱放炮、瞎胡吹。他讲话、写文章都强调“农业生产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光靠冲天的干劲。冲天的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两者必须统一起来。爱冷不热，是不行的。没有冷静的头脑，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也是不行的。”他主张“应该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和弄虚作假。经济工作必须是越做越细致、越踏实”，“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解放思想，这虽是大跃进的一条重要经验，而敢想、敢说、敢做就有一个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的问题———不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科学去乱想、乱说、乱做。”
有一次，在农业部的会上，他对自己1958年估产过高，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说了一些过头话，给中央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深感痛心，作了自我批评。他要求领导干部多下基层看看，“当你看到了许多痛心的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们的压力感也就有了。”他甚至说，“坐在北京对缺点是觉察不到的，对许多方面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
正因为这样，中央领导人器重他，甚至拿他开一点玩笑。当时，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李富春副总理就经济形势做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形势发展是马鞍形。毛主席突然手指梳着一头波浪发形的廖鲁言，风趣地插话：“我们的经济形势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像廖鲁言的头发是波浪式的，有起有伏，有高有低。”顿时，全场哄堂大笑，气氛活跃，搞得廖鲁言既不好意思，又挺高兴。
1964年2月，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周总理指派廖鲁言带工作组到山西大寨蹲点调查，实事求是总结大寨经验。一个月后，他向总理递交《调查报告》，实事求是总结大寨经验的同时，也如实指出：到大寨参观访问的人太多，必须由中央和省、县加以控制。他认为，民兵部门要求射击比赛第一，文化部门要求培养歌手等等，也非控制不可。要求一个先进单位什么都第一，这是不可能的。表现了他大胆直言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四、“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陷迫害，59岁冤死狱中
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刚刚完成，工农业生产开始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此时国内政治风云却悄然发生变化，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五反”和“四清”运动逐渐升温。
“五反”在城市开展，“四清”在农村进行。按中央要求，两个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央指示下达后，国家机关轰轰烈烈掀起“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农业部的干部也发动起来了。身为部长的廖鲁言，有思想、有智慧、有水平、有能力、有才气，但他工作要求严，为人自负，也有傲气、有脾气、有官气，尤其对领导干部态度严厉。稍不如意就发火、训人、骂人，司局长都怕他，敢怒不敢言。有些问题处理有偏差，得罪了一些人。加之，他平时生活方式比较讲究，运动中许多人就贴大字报，主攻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形成了声势和气氛，引起中央重视，中监委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
恰巧此时，农业展览馆突然发生馆长腐化堕落叛逃的严重事件，轰动全国，惊动中南海。而那位馆长又受过部长器重，还曾把展览馆展览后的农副产品送给廖鲁言。种种事情联在一起，廖鲁言有口难辩，难辞其咎。毛主席极为震怒，严厉批评他是“死官僚主义”。
当年9月，党中央决定廖鲁言带职下放河北石家庄，兼任地委书记。昔日在政治舞台上有过辉煌历史的耀眼明星，从此逐渐离开中央决策圈。
但他工作一如既往，从不马虎。他认为，阶级斗争并没有严重到改变农村颜色的地步。农村出现贫富差别，也并非敌对势力破坏，而是有些政策不当，工作未做好。因此，他领导“四清”运动时，反复强调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并非全是敌我矛盾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要把基层干部看成一团漆黑，犯“四不清”错误是有的，但不是所有干部都犯了错误。基层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不能一脚踢开。他甚至说“前几年农村干部贪污几百元，几百斤粮食，不要硬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前几年基层干部打了人，不要再纠缠不放。因为前几年基层干部打人是由上边造成的，上边有责任。”
1966年4月，石家庄“四清”工作总团汇报：“四清”后，有的地方反攻倒算，搞复辟活动。廖鲁言严肃指出，“不要到处都说是复辟，挨了整，不讲话，也难说，都算复辟也不行。”他强调，“运动不能放松生产，‘四清’要落实到生产上。”“一个劳动日一两毛钱，不如老母鸡下个蛋，社员感到工分没有味道，劳动就不积极。”他要求，“通过分配，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鼓足干劲，把明年的生产搞好。”
当时，社会上“左”倾思潮严重，不少人认为社员卖一点酱油、盐、醋是资本主义活动。他明确说：“他卖酱油、盐、醋，赚不了多少钱，生活比一般农民富不了多少。大部分村又没有供销社，买酱油、盐、醋，还得跑好几里地，不方便。他送货上门，群众还是需要的，不要看成是资本主义倾向。”有人反映社员开理发店，雇学徒是剥削行为。廖鲁言则分析说：“理发工具、肥皂、烧煤等，都是开理发店用的吧！人家有成本，学徒交一些钱是合理的，要算算账，不要动不动就看成是剥削。”这些观点，当然是正确和实事求是的，但在那个大批资本主义的疯狂年代，则属于异端邪说和修正主义理论，后来就成了他举白旗、反红旗、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状。
不久，“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1966年国庆节上午，他刚从天安门城楼观礼下来，农业部的红卫兵就紧急出动，打着“造反有理”和“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旗号，把他揪回部机关大楼挂上牌子，开始批斗。他是经过铁窗烈火、战火风云和历次政治运动考验的坚强战士，当然坚决抗争。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1967年3月，林彪、“四人帮”又掀起“揪叛徒”的狂风恶浪。顿时，廖鲁言升级为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叛徒集团”的黑干将，罪名是“结成死党，狼狈为奸，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活动”。面对强暴，他毫不畏惧，坦然回答：“让我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定我为叛徒，我不承认！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从内心里拥护，不是表面，是真的！我不知道关于我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中央对我的历史很清楚。”
在那个疯狂年代，抗争的结果必然是轮番抄家、武斗加身。最后，竟被“四人帮”投入秦城监狱严加审讯，时年54岁。他在狱中历经诬陷、磨难，受尽诽谤、凌辱。此时，多年的糖尿病日益加重，得不到治疗，处境悲惨。1971年春，原农业部留守处干部到秦城监狱，给他送衣服、粮票、家信。他手捧衣物凄然流泪说：“你们还想着我，给我送东西来，谢谢你们了！”声音低沉、凄凉，令人同情、寒心。
第二年11月廖鲁言离开了人间，年仅59岁。监狱按专案组规定通知农林部办理某某编号案犯后事（农业部已撤销，新组建农林部），不说姓名。部机关行政组奉命匆匆赶到秦城监狱，只见遗体身材高大魁梧，掀开遮布一看，发现是廖鲁言，不禁大吃一惊。但当时“四人帮”横行，他们不敢声张，只好运回城里会同家人悄悄处理。
1976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举国欢腾，万民同庆。1978年底，党中央作出决定，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等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昭雪。不久，又为廖鲁言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悼念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此，廖鲁言屈辱、蒙冤多年的灵魂，在九泉之下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宽慰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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