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校党委书记拍桌子
[ 2004年第7期 我跟校党委书记拍桌子 作者：张系朗 ]
1982年3月，我的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来泰安讲学。作为他的学生，我设家宴相请。席间，钱先生笑着对我说：“1957年反右时，你作为一名学生，居然敢跟党委书记常溪萍拍桌子，好不简单啊！”
我为什么会跟党委书记拍桌子？拍桌子的举动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得从我的出身、经历讲起。
我是一个穷孩子出身，12岁才得到读初小一年级的机会，而小学未毕业，就失学、失业了。对我来说，前途是一片迷茫和黑暗。然而平地一声春雷，淮海大战的炮火解放了我的家乡———安徽萧县。1949年4月，我考进了人民政府创办的我县第一所中学———梅村中学。因家贫，享受甲等助学金，即不用交一分钱，即可在学生食堂就餐。我的命运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使我本能地、衷心地热爱和拥护共产党。
从此，党说什么，号召什么，我就听什么，信什么，做什么。所以进步很快。4月份进校，6月份入党。从1949年9月份起，连续五年担任全校学生会主席。其间，还担任过学校党委总支委员、学生党支部书记、学校团总支副书记职务。1954年8月，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当然也一直是学生当中的主要骨干。1957年整风反右初期，我担任系党总支委员和本年级三、四、五班的党支部书记（一、二班另建支部）。这年的4月间，系总支告诉我：“不久要召开全校党员代表大会，改选党委。党委已经拟定，要把你选为党委候补委员。因此，在选举前，你要更好地工作，更加谨慎。”总之，在那时，党组织对我是非常信任和关怀的。可以说我简直成了党的“骄子”，我对党更是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暴风雨，却使我从“骄子”一下子变成了“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罪人！事情是这样的：
1957年4月底（或5月初），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在全校学生党员干部会议上，传达上级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并要求我们学生干部号召同学们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他并说：“群众提的意见，即使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正确，我们也欢迎。”我参加会议回来，忠实地贯彻了常书记的指示，号召三、四、五班的同学积极鸣放。同学们出于对党的信任和热爱，积极鸣放了。果然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提出了不少意见和问题，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但进入6月份之后，气氛突然变化了，学校党委指示各个学生党支部，要开会对全体同学进行摸底排队，划出右派分子，并说右派分子同党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突如其来的大变化，使我的头脑一下子蒙了，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子来：刚刚是号召人家鸣放、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怎么一下子又要把人家当成敌人呢？我们这样做，将来如果再向人家发出什么号召，人家怎么会再相信、再响应呢？基于这种朴素的想法，在我主持召开的支部委员会议上，当有的支委提出一些同学是右派分子的主张时，我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支部一班人的意见不一致，右派划不出来，反右斗争当然也就无法顺利展开。系总支多次找我谈话，批评我，教育我，我不服。最后，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应该说，平时他对我是比较了解的，也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准备把我选为党委候补委员一事，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谈话之初，他的态度是很平静的，也是很诚恳的，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到此时为止，如果我的脑子能“灵活”一点，接受他的教育和帮助，放弃自己的看法，就决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但当时，我不仅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怀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共产党员“无话不可对党言”，共产党员绝不能向党隐瞒自己的观点，向党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对党的不忠，是可耻的。基于这种信念，我没有接受他的教育和帮助，而是理直气壮地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仍然不同意把那些同学划为右派分子。渐渐地，常书记的态度开始变化了，严肃起来了。他明确地批评我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我则说他是“左倾”。到后来，我甚至当面质问他：“不是你让我们学生干部号召同学们鸣放的吗？不是你说过，群众提的意见，即使只有百分之零点五正确，我们也欢迎吗？实际上，同学们提的意见，大多都是正确的，现在又要把人家划成右派，这像什么话？我张不开这个嘴！”我这些话，使得常书记大怒了，也许他过去很少被别人这样当面质问过，顶撞过，所以他气得狠狠地拍了桌子；我也在气头上，又是“初生的牛犊”，所以不甘示弱，也拍起了桌子。最后，他气愤地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事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开展反右斗争，党委决定把我这小小的绊脚石踢开，撤掉了我的党支部书记职务（总支委员未撤），并委派学校团委书记顶替我担任三、四、五班的党支部书记。这样，右派分子很快划出来了。于是很多同学成了“人民的敌人”，受到批判和斗争，如三班的秦效琼、四班的王学畅、五班的陈若珂……其中，陈若珂被定为“极右”，先是下放农村劳改，后被发配到新疆伊犁。
反右斗争结束后，师大党委监察委员会给我作出的正式结论是：在反右斗争中，犯有“严重右倾，放弃党支部领导”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严重错误，“为此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可能是考虑到我“出身好，一贯表现好”，否则，结论和处分可能要重得多。）
从此，我只有挨批和检讨的份儿了。但有一点，即我反对把王学畅同学划为右派这一“错误”，我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搞通，因而也从来没有作过真正触及灵魂的检讨。这一点，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秋季，“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华东师大的学生当中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时，我是一个刚进入大学一年多的青年学生，政治上十分幼稚，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政策观念。运动开展起来之后，我既未向党总支和学校党委汇报，更没有得到他们的批准，仅仅根据个别同学的“揭发材料”，就自作主张地把王学畅同学作为“胡风分子”，一连几个下午，公开进行大会批斗。一天，我正在主持批斗大会，党委派出的检查各系运动进展情况的检查组让我去汇报批斗王学畅的根据。他们听了我的汇报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些不是胡风言论，王学畅不是胡风分子，你必须马上停止对他的批斗。”但由于他们急于要去别处检查，没有来得及交待我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就急急忙忙地走了。我当然要按照检查组的意见办事：停止批斗。回到会场，我宣布：“散会”，就此了事。至于把人家批斗错了，我连一个字也未说。我这样做，从表面上来说，似乎仅仅是出于我的幼稚无知，不懂政策；但实质上是因为，当时我作为整人者，根本没有去设身处地为被整者着想，根本体会不到被整者的处境和痛苦！到1957年鸣放期间，一天晚上，在党委小礼堂，常溪萍书记主持了一个“学生鸣放会”，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生党员干部去“听会”。在这次鸣放会上，王学畅同学“鸣放”了。他给我留足了面子，根本没有点出我的名字，但我却知道他批评的就是我。他痛哭流涕地诉说了他在肃反运动中的遭遇。他说：“把我当成胡风分子进行大会批斗，后来明知批斗错了，但却一直当作没有发生这件事，弄得我一年多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里十分痛苦。试问这是什么作风？”听了王学畅同学的发言，我的灵魂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当年实在太荒唐，给人家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而自己却长期“不知不觉”，实在对不起人家。我当时真想马上发言，表示接受王学畅同学的批评，并公开向他赔礼道歉。可是，当时我的任务只是“听会”，当然无权去这样做。但会后，我却在私下里向几位同学吐露了我上述的感受和心声。不料，当我被撤销了党支部书记职务、受到批判之后，有的同学却把我在私下里吐露的心声反映给了党组织。于是，王学畅固然以“攻击肃反，向党进攻”的“罪名”而被定为右派，我在私下里说出的那些话，则成了我“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三大罪状之一！（其实，当时王学畅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我有上述的心声和言论）对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人家明明是被错误地批斗了，怎么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基层的学生党支部书记，人家仅仅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我个人确实有过的错误，既未涉及全校，更未涉及全国的肃反运动，怎么就成了“攻击肃反，向党进攻”了呢？我明明严重地伤害了人家，本应公开向人家赔礼道歉，我只不过在私下里向别人而并非向他本人表示了接受他的批评的意向，怎么就成了“支持右派向党进攻了呢？这岂不是说我支持他向‘我自己进攻’吗？”对诸如此类的众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我如何能够作出真正触及灵魂的检讨呢？
1955年秋季，本应公开向王学畅同学检讨和赔礼道歉，但当时因我的“幼稚无知”而未去做。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认识到应该这样去做，却又不允许我去做。改革开放了，我也退休了，我内心的歉疚之情日甚一日。于是，在我得知王学畅同学现在的通信地址———浙江省瑞安师范学校之后，情不自禁地在1999年11月间，给他去了一封长信，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检讨我1955年的过失，请求他的宽恕和批评。我在信中并说：“如果不是我在1955年错误地批斗了您，您在1957年就不会‘鸣放’，因而也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因此可以说，您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并因此而招致了长期的灾难，我实在是‘始作俑者’。”2000年的正月初三，王学畅同学给我写来了满满四张纸的长信，信中不仅称我“学兄”，而且说：“来信充溢歉疚之情、诚挚之情，十分感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所受的灾难，也不会责怪您为‘始作俑者’”……读了这封信，我泪如泉涌！这并不是因为我被宽恕之后灵魂得到了解脱，而是被学畅同学那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深深地感动了！以后，我们又几次通信，畅叙衷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融化了神州大地上覆盖着的极左思潮的冰层，我们年级三、四、五班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全部得到了改正。因此，加在我身上的“严重右倾，放弃党支部领导”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当然也就无法成立了。于是，在1979年的4月6日，华东师大党委给我作出了平反的决定。改正和平反虽然来得迟了，但总还是令人欣慰的。
最后，关于常溪萍书记，我还想说几句。当年他虽然斥责了我，处分了我，并因此影响了我一生的前程；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至今仍然对他很尊敬。他衣着简朴，工作勤恳，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到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促膝谈心，到运动场与同学们一起打球，他每周都要到学生餐厅一次，以便了解和改善同学们的伙食情况……可以说，在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不愧为我们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忠诚的高级干部。但一位干部越是对党忠诚，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发生严重错误的时候，他做的错事也就会越多、越大。在1957年，他忠诚地执行了那条极左路线，把一大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打成了右派分子（全校有多少，我至今不得而知。仅中文系我们一个年级，就达23人之多），这不仅给这些同学造成了长期的苦难，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而且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不幸的是，十年之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本人却遭到了那同一条极左路线的迫害，被造反派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最后竟从高楼上摔下来，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至于他是怎样从高楼上摔下来的？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也仍然是一团迷雾）他的结局无疑是一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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