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界的林放李
林放者，赵超构也。这位著名的杂文家一辈子办晚报，而且一辈子办《新民晚报》。我早年仰慕他，晚年同他结交，都同晚报有关。
1982年我退下来以后，主持中国记协的王揖要我帮忙。我在记协挂名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以记协书记的名义连续三年主持了三次全国晚报会议，直到第三次会议上成立全国晚报协会为止。这三次我以主持人身份的发言中，都介绍和赞扬了赵老。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每天必看《新民晚报》，主要是看他的文章，那时我就是他的热心的读者。
我的一位好朋友方言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从刊物上看到了我的发言以后对我说：“你不怕人家说你右倾吗？”我说何以见得？他说：“你左一个‘赵老’，右一个‘赵老’，人家要抓你的辫子太容易了。”我这才悟过来，那两年正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很起劲的时候。第一次晚报会1983年12月在昆明举行，会后就有人对我说，他们来的时候战战兢兢，以为我是去抓反自由化的。那次赵老没有去，《新民晚报》去的是另一位老总束仞秋。
第二次会1984年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赵老去了，比我先到。他见到我，很高兴，他说：“怕你不来呢，你来了就好了。”这句话似乎含有深意，因此我特别记得。当时没有多问，今天想起来，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经为我担心。方言的担心还有他自己的一层原因，他在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任上被土皇帝抓起来，蹲了两年监牢。这种事是容不得你申辩的，因此他心有余悸。
我说了些什么呢？现在抄下第二次会上我说的两段话：
我们要向赵老学习。赵老的《未晚谈》为什么那么叫座，那么耐看？文章写得漂亮，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有真知灼见，有见解，言之有物，确实能从一件事件中看出其中的道理，发挥出来，能见人之所未能见；真正能够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软中有硬，软硬结合；清谈娓娓，平易近人。
我接着说道：
说到这里，我想借用龚自珍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我们只开风气，不当老师，不以老师自居。我想我们讲的指导性，虽然不一定能和开风气划等号，至少包含着开风气的意思；或者甚至可以说，指导性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是开风气，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具体指导什么。是和风细雨，经常不断，而不是狂风暴雨，一阵风，雷阵雨。从态度上说，只是作为读者的好朋友，天天到读者家里串门子，像知心朋友那样讲知心话；而不是摆开老师架式，教训人。这个态度问题，是个民主作风问题，又有赖于我们真正能够把一件事情弄清楚，说出个所以然来。为此，必须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民主和科学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这后一段话里，包含着赵老一个观点。他说：晚报要像一支报春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点我很赞成，在晚报会议的一次会上介绍过。
最近看到年轻学者傅国涌一篇文章，讲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封杀之后的一些历史。其中说，1944年赵超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还不能叫赵老）随中外记者团访问了延安。他的报道《延安一月》在《新民晚报》登出，引起了轰动。傅国涌说他对毛泽东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赵超构说：“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和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赵超构又说：“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他的观察多么深刻，这个赵超构多么了不起！翻开《毛选》第五卷，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1953年6月就指出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赵超构说最好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目前的‘政策’或‘政略’”，应当说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最恰当的注释。
回想起来，我当时既没有看懂赵超构，也没有看懂毛泽东。
我何以没看懂呢？太浅薄了，太天真了，太傻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走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1940年写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还是高举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叫做《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在《毛选》中我们还看得到，毛泽东1950年6月还在强调这个《共同纲领》“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又说社会主义改造“还在很远的将来”。可是仅仅三年之后就变了，而且是不声不响、突然改变的，突然改变了之后才大张旗鼓地予以公布和宣传。
这个改变不合法，因为没有经过全国政协，是对全国政协和《共同纲领》的践踏。这“上篇”和这些话事实上真正只是一纸“文章”而已，赵超构所说的“政策”或“政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过毛泽东亲自给赵超构的观察做的证明，1953年6月就来了。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是不是也有点出乎赵超构意料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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