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放足的波澜
[ 2004年第7期 缠放足的波澜 作者：刘志琴 ]
20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是惊天动地之举，这不仅表现在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王朝从此被推翻，成就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且是席卷全社会的大浪潮，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是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全方位的大变动。
这变动对老百姓来说，影响至深至广的是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变化，如果说，政治革命的成功不久即遭失败，但在扫除积弊、移风易俗方面，却造福后世。
在一百多年前，男子脑后拖着辫子，女的缠小脚，是最有损中国人形象的两大陋俗。前者是满族强加给汉民族的装饰，在中国有200多年的历史；后者却是汉民族压迫女性，畸形审美的产物，沿袭近千年，如果以20年为一代来计算，在中国已传沿四五十代之久。
缠足给妇女带来身心扭曲的痛苦，在世界上也属罕有。从记载所见，这缠足是用5尺长2寸宽的布条，紧紧地缠在女童的足上，把足背及4指下屈，压至足心，被缠者痛得汗如雨下，甚至鲜血淋漓。亲自动手的往往是母亲，缠一层，还要抹一些唾沫以便防滑收紧，不管女儿如何哀哀痛哭，做母亲的毫不怜惜，说是“娇女不娇足”。长大后双足因肌肉挤压，指甲软化，嵌入肌肉，肌骨变形成弓状，腿部不能正常发育，瘦削如棍。脚长以三寸为佳，因此称为“三寸金莲”、“弯弓”，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真切地反映了女性缠足被摧残的痛苦。这种违反人性的陋俗，并非没有人抨击，早在宋代车若水就指出，妇女自幼“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使何用？”清初张宗法痛斥缠足之害说：“今俗尚缠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著名诗人袁枚痛斥这是男子的主使：“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真是一针见血。
关于缠足的由来，说法不一，不论是起自南北朝说，始于隋炀帝说，还是五代南唐说，从有缠足以来，就不断有人谴责这一残害妇女的陋习，如果说在19世纪末以前还属个别有识之见的话，到清末已形社会性的舆论，凡此揭露性的文章，是篇篇血泪。
要知道缠足并非是华夏的古风，更不是满人的风俗。清朝以马上得天下，满族妇女都崇尚大脚，清初几度禁止缠足，抗旨者，其父或夫要受杖刑和流放，然而这些法令抗不过习惯势力，又不得不弛禁，从此缠足风愈来愈炽。
为什么历代文人的抨击，清初的严刑峻法，对此都无可奈何？男尊女卑的社会机制，视女性为玩物的男权思想，依附男性的女子心理和畸形的审美观，都助长了这一恶习的流布。
自古以来虽然不乏有为女性痛苦呐喊的有识者，但更多的文人雅士，却对女子缠足，赞誉有加，不惜为文揄扬，《采菲录》、《莲吟》、《韵语》、《香莲艳唱》、《竹枝词》等长篇短论，充满了鼓惑人心的词句：什么“世俗所称‘折腿腕’，最为灵妙耐人看。”“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尖如角黍俏如菱，肤似羊脂白玉凝，最爱绣床新睡起，横担膝上束吴绫。”“足美尤将履样妍，底分厚薄口尖圆，但期秀称须纤瘦，晨夕休忘紧紧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还专门就此进行研究，用“尖、瘦、弯、小、正、软、香”，所谓五字诀、七字诀，把女人的足分为超品、上品、中品、下品、劣品等五等十八式。这些作者并以莲痴、惜红生、莲意等笔名，表示对小脚的醉心和迷恋。骚人墨客甚至用女人的小脚鞋盛酒痛饮，以为风雅。
这种审美观也影响了女性以小脚取悦男性，在清末时兴的选美活动就是选小脚。山西大同有“亮脚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妇女坐在家门口，伸出小脚来供来往行人观赏品评，比赛谁的脚最小，绣鞋最精致。男子挑选配偶也以脚小作为重要条件，有的歌谣说：“看我腿，是好腿，红绸裤子绿穗穗，看我脚，是好脚，梅花高底菜碟搁。”在河南也有类似的小脚会：“盖元旦至初五，此数日间，凡大家小户妇女，无不艳装坐于门外，将双足露出，任人往观，评定甲乙。”这缠足之风除了少数民族和广东、岭南等地的劳动妇女以外，遍及全国各地。
作为社会的恶习并不限于缠足，诸如吸毒、赌博等都损害社会的治安与健康，但这毕竟是部分人的行为，也容易被唾弃，唯有这缠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嗜痂成癖，有的男子走火入魔，也仿效女子缠了足，这不能不是社会病态的怪现象。
缠足危害之大，不仅损害了二亿女子，近全国一半人口的健康，也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发育成长。上亿的女子由于腿足不便，被幽禁在家庭之内，难以走出家门，不可能使自身获得解放。使中国人蒙羞的“东亚病夫”，社会的积贫积弱，莫不与缠足有关。而国人对此种陋习的麻木不仁使人触目惊心。有人记载说在湖北天门县有一打花鼓女子，从俄国沿铁路步行到西欧卖艺，卖纸花兼卖小脚，给钱就任人观赏，把这种有辱人格、国格的行为视为生意经。传说李鸿章出使俄国，参观盲哑学校，盲诗人爱罗先珂私下摸李的脚，以为中国的男性也是小脚，种种在国内外流为笑谈的恶习，严重地挫伤了民族的自尊。这危害国民体质，民族心理健康的缠足陋习，可谓20世纪初年的公害之尤，要求变革的仁人志士，莫不对这恶极无量的丑行，拍案而起，口诛笔伐。
在移风易俗运动中，以放足发动最早。清初的旋禁旋弛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社会变革的支持，就事论事，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已蔚为思潮，反对裹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民族矛盾，因而受到当政者的支持。光绪三十年颁布《劝行放足歌》的诏书，其中的歌词琅琅上口：“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惟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故，不过扭于世俗。”然而，面对这已流传近千年的旧习，即便有了最高当政者的指令，也遭遇陈腐观念的顽强抵制。你说这缠足是女子的痛苦，“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却有人说：“在小脚盛行的时代，裹脚的时候,果欲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以后，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哭在前，笑在后，哭是暂时的，笑是永久的，所以‘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两句话，未必是事实。‘大脚一双，眼泪一缸’倒是常有的事。”这明白宣告博得男性欢心和投合习俗的偏好，是反对放足的重要缘由。
这一放一缠之争，主要是如何对待习已为常的习俗，而习俗的改变，不仅需要新的观念和当政者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带头人以实际行动作出示范效应，还要有相应的社会团体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之深入到家家户户，这比在报刊上进行学理上的论辩，更为复杂和艰难。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不缠足会”，身体力行，首先给自己女儿放足。为了解除女子放足、出嫁困难的顾虑，天足会还规定，入会者若有女儿放足嫁不出去，可在会内联姻。在上海召集大会，发布公开信，呼吁有识之士动员妻女放足。蔡元培公开征婚，以放足作为第一条件，以一名翰林之身作出这样勇敢的抉择，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举。在这些先进分子的带动下，短短几年，不缠足的社团组织遍布上海、湖南、广东、福建、湖北等各大城市。
然而风俗的变化并不那么简单，这是沉潜在民族心理深处的烙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已成为民族难以磨灭的记忆，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更不能期望受到男性宠爱的小脚会一朝绝迹。早在19世纪末苏州成立不缠足会进行劝导时，弄得“舌敝唇焦”，20世纪初绥远的天足劝导员“游说期年，听者藐藐”，任其用强制的办法“当街令妇女脱去鞋袜”检查，或者进行罚款，自愿响应者也不多。有的认为女人裹足是天经地义的事，赞美小脚是中华文化的“巧思”，对放足极尽攻击之能事，说：“女人裹足是天经，贫富何尝判渭泾，雪色足缠红色履，鲜明紧洁俏无形。”“事事惟将欧美夸，便从扎脚鄙中华，富强只是弹高调，女足何能系国家。”
20世纪初，反缠足宣传非常火热，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文章，《天足会报》、《天足日报》、《天足公平报》等专刊联翩发行。戒缠足的歌谣、弹词、小说、漫画广为传布。有的还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普及到街头巷尾，主要的宣传要点是：
其一、加大力度口诛笔伐这种摧筋折骨的陋习。《大公报》一创刊即发表《戒缠足说》，拟出缠足的三大害处：一伤身体，二行动不便，三于生育受害不浅。从古今中外、天理人情方面说明这一恶俗之害。《宁波白话报》模仿十送郎调的民歌填上《缠足叹》的歌词，吟唱道：“金莲小，最苦恼，从小那苦起受苦到老，未曾开步身先袅。不作孽，不作恶，暗暗里一世上脚镣。”《苏州白话报》还发起读者自行传播：“百人传千，千人传万，普中国的小女子，一朝提出苦海。大家、大家，快些、快些，功德无量。”
其二、以放足增强女性的自强和爱国意识。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歌说：“休缠足，缠足岂争妍，闺阁本来天赋，质女郎亦有自由权，何苦乞人怜。”“文明足儿顶呱呱，细能绣花粗能打杂，妈儿啥！女娃赛过男娃。”在女性中最有盛名的《妇女杂志》呼吁国人要以“助生理之发育，洒国民之耻辱”的精神，“使全国妇女未缠者全其真，已缠者弛其缚”，号召女性“痛自猛省，革千年之毒，复本来之天。”一些民间团体开办各种讲座，1904年12月10日的《成都日报》刊有成都福音堂的广告：“讲天理脚之道，请众人来听。”英国教堂在成立天足会时，邀请留日学生黄英演说，“听者数百人，妇女亦百数，皆大感动。”
其三、对天足实行奖励，以实际行动冲破习惯势力的阻挠。有些地方官员给放足者发放纪念章，以资鼓励。地方官龚某赴乡镇检阅团练，“传见不缠足之女孩，奖给银牌数百”，并题“坤维向化”四字。新繁县令余某夫人在该县召开第2次天足会时，“亲身到会演说，并捐资制造银牌徽章二百，凡未经缠足者给予徽章一面，饰诸袖上，以示表彰而资鼓励。”《时事新报·图画新闻》载文说：“湖南抚院为破除缠足之害，必须当道者躬行表率，嗣后无论绅宦妇女，一律改作圆头薄底靴，俾民间得资楷模。”有首《放脚乐》到处传唱：“放脚乐，乐如何？请君听我放脚歌。棉花塞脚缝，走路要平过。醋酸同水洗，裹脚勿要多。七日剪一尺，一月细工夫。夜也赤脚睡，血脉如调和。放了一只脚，就勿怕风波。放脚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脚歌。”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为扫除积弊，更新气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1911年10月19日，辛亥起义成功后的第9天，湖北军政府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于1912年3月13日发布命令：“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
各地政府纷纷呼应，常州光复后刚刚创刊的《新民日报》，第一版即敦促人民剪辫子，废除缠足，改变服饰，严禁鸦片。四川境内所办的女学，规定入学者必须天足。各地报刊争相刊载颂扬放足的文章，凡有民众聚会的场所，如书社、茶园、读报社、讲演堂，都配合进行宣传，宣传天足的文章还选进小学教科书，一批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说唱、戏剧，活跃在舞台上，使放足为荣做到家喻户晓。
放足运动到民国时期首先在大城市得到普及，在上海还成为新的时尚，《海上竹枝词》就有这样的诗句：“学界开通到女流，金丝眼镜自由头。皮鞋黑袜天然足，笑彼金莲最可羞。”泰山东岳庙供奉的娘娘，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朝拜者多用自制的大脚锦鞋，换去娘娘的小脚鞋，“以娘娘实行放足，普告钳制之妇女。”连菩萨都放了足，可见放足已经深入人心。在沿海和一些大都市，天足女郎、天足女孩成为时髦女性的美称，风行一时。
民国初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效，是历经维新、新政、革命运动坚持不懈地除旧布新，广泛传播文明生活观念的结果，推行得力的主要是在开埠较早的大城市，可在内地像湖北缠足者还有相当数量。在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地带，缠足者更多。云南民政厅在1934年对全省的视察报告说：“有全县皆缠的，有全县皆不缠的，也有境内部分区域缠而部分不缠的。”一省尚且如此，全国的发展更多反复，有的地方缠缠放放，一波三折，断断续续，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仍以云南为例，当局早在1913年就规定15岁以下的妇女不准缠足，已缠的要立即放足，嗣后又规定6个月的劝导期，进展并不大，直到30年代初昆明县汉族妇女缠足的仍占80%，省政府又提出《禁绝妇女缠足办法》22条，通令各县城的民政厅、教育厅和民众团体通力合作，对25岁以下的缠足妇女，实行强制性放足，遇有知情不报的要给以处罚。这一年嵩明县向省民政厅呈报情况说：“积习相沿已数千年，实有积重难返、弊深难革之势。以故政府曾三令五申，而一般人民仍置若罔闻、视若无睹。革除之难，可概见矣。”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妇女并无缠足的习惯，居住在山地的汉族妇女由于在山路行走的不便，也很少缠足，为什么在这样的地区放足又这样困难呢？传之久远的陈风旧习固然是一原因，传统的华夷之辨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民族杂居的地方素来讲究夷夏之分，小脚为汉族的崇尚，有些地方的汉人“娶媳妇时要先问是否小脚，如果是大脚，便以为是猓猡之流。”或被视为下等人，致使有些少数民族的居民为了表示与汉族并无二致，特意效法汉人，让妇女缠足，这无异宣扬了以缠足为荣的心理，更加重了放足的阻力，由此可见陈旧的文化观念实为缠足陋习的主要支柱。
如果说云南是一特例的话，山西缠足的反复在内地就很有代表性。山西省政府早在1916年就已实施严禁缠足的条例。各县都成立天足会，各级官员都为当然会员。1918年成立《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规定会员未婚者不得娶缠足女子；已娶缠足者，一律放足；违约者罚以重金，家长为幼女缠足者罚金加重10倍。1919年又将禁止幼女缠足作为村规，经常鸣锣示众，沿街张贴布告，如此兴师动众，不可不谓雷厉风行，成效也不可不谓不大，如在大同，“二十以下之女子率皆力趋新潮，城外乡僻中容或有此十八世纪之美人，至城中则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矣。”然而这只是在交通发达的城市，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又是另一种景象，城乡落差非常大。1933年缠足就有复苏的趋势，据当时《中央日报》的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的女孩缠足的还有32万2千余人，致使这恶习迟迟不能绝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篇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还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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